众里寻他千百度——谈曹达立的油画风格

曹达立是位从小生长在印尼的华侨。他在那曾是荷兰殖民地的岛国接受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伦勃朗等古典派大师及法国印象派画家作品的影响。他曾醉心于戴着金光灿烂的头盔，学着伦勃朗的明暗对比法画自画像，也追求过印象派那种细腻而和谐的光色效果。他于二十一、二岁时就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被当时的舆论界所称颂。他那时的作品卖掉了不少，但他珍爱的却是一幅尚未被人赏识的《本登》。这幅画，既不根据所描绘对象的固有色，也不完全凭定光源下的条件色写生，而是按自己的感受，采用大色块对比，画出了一个真实的热带风光。如果说他的其他作品还或多或少留存着模仿的影子，那么这幅画则是属于他自己的，是他的情感、意向与审美客体融合为一的成功之作。他捕捉到了这点闪光的东西，开始走上探索风格的道路。

 

《巴厘魂》

他厌恶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世界，放弃了去西欧留学的机会，怀着一颗献身于祖国艺术的真诚的心灵，投身到祖国的怀抱，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先生的工作室。当时曾有人惋惜地对他说：“进了美院，你的才华会被扼杀的。”几年以后，他深有体会地说：“在美院的学习，使我对于色彩的适应能力更加强了。在印尼，我画什么都是用一种冷色调，别人一看，都知道是我的画。表面上看，技巧熟练，似乎有了自己的面貌，但就是不耐看。”他能认识到这点，对他真正的风格形成非常重要。往往一种曾被艺术家掌握和表现客体的特殊方式，经过反复沿袭，定性化了，几乎成为一种手艺，以致他在表现任何客观物体时，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这种程式化的习惯手法，而在这习惯性的重复中，往往淹没了艺术家的情感，扼杀了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作品也就成了毫无生命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画油了”。西方的一些文艺理论家，将它称为不良的“作风”，与真正的艺术家的“风格”加以严格的区分。中国画论主张“生中求熟”、“熟中求生”，不断创新，就是为了避免艺术上的这种弊病。曹达立也正是发现了这种“习性”的可怕，并果断地从这危险的歧途中走了出来。在风格探索中，他常常记起吴作人先生的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得虎子，就赶快出来。”既要摆脱模仿，又要提防“习气”的滋生，走自己的路，找自己的归宿。

经二十多年曲曲折折的摸索，近几年，曹达立又从《本登》起步，找回了自己曾一度失去的艺术个性，在上百幅的油画创作中，展现了自己艺术的风采。

 

《磁之歌》

他自幼酷爱音乐，又生长在热带明媚的色彩世界，在他的那些斑斓而富有音乐节奏感的画面中，融和着大陆的乡土风情与丝丝屡屡的南国情调。他的《巴厘魂》《海之门》《出租船》固然是对于南洋故土的怀念；而那浓郁的《海南抒情》、瑰丽的《南海落日》，以及淳朴、温厚的《姐姐》，也都流露出他对于祖国南疆风情的偏爱。即使在色彩较为单调的黄山或长城风景中，他也能捕捉其间微妙的色彩变化，表现出他们的明丽风貌。

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平涂的色块，大到蓝天海洋，小到服饰局部，都蕴含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此法却得益于李可染先生山水画中“笔笔相生”与“笔笔相灭”的奥秘。曹达立在处理油画色相、明度、色度对比统一的关系中，常以它们之间互相交替覆盖，逐渐推移过渡的手法，使色彩在“笔笔相生”中充分发挥油画色彩的丰富性和活力；又在“笔笔相灭”中，获得浑然一体的色调和富有节奏的韵律，达到“远看黑白分明，近看奥妙无穷”的艺术效果。他1978年的《漓江竹排》《阳朔》等画，还留有中西画法结合过渡时期的痕迹；1981年的《泉》《九寨沟》，则已“蜕变”出来，自成一格了。画面不拘泥于空间透视，利用近处偏黄绿，远处偏紫红的色彩变化，造成了画面的空间节奏，其间还伴有一些不和谐的对比色，在这缤纷灿烂的色彩中，朦胧而不确定的形象里，唤起了人们某种神秘的音乐感受，似乎那幽深的原始森林，一波三折的溪涧，倾泻的瀑布，在吟唱着深沉的森林之歌。《冰上双人舞》以色彩的纷所呈现出闪烁不定的光感，犹如音乐的旋律在流动。而他的《春之光》（又名《昙花儿女》)则以单纯的冷绿色调，由少女人体与昙花组成上下回旋，像流水般的画面空间，表现出一种“时光易逝，青春常在”的诗情。它把人引向开阔无垠，无往不复的天地之际，任你驰娉想象的翅膀。

在曹达立众多的画幅中，尽管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意趣迥然有别，但却有着一种共通的东西，这不是那种僵化的程式，而是他作品中才具有的特殊情趣。曹达立的艺术风貌是在绚丽的色彩中，流转着一首首轻快明丽或深沉旷远的旋律。

（文/陶咏白）

（责任编辑：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