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法制人华列兵：追求公平正义 保障民警执法水平

18年前，“CCTV年度法治人物”评选活动初一崭露头角，就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从那时起，全国公安系统中入围的民警几乎囊括了一线的各个警种。18年后的今天，华列兵成为了他们当中一个特例：他不在缉毒一线出生入死；他没在刑案现场殚精竭虑；他没有特警的矫健身手和百步穿杨的功夫；他也没有顶风冒雪疏导几十公里的拥堵车龙……

但是，这位在公安法制系统中以自己的专业学识和敏锐洞察力，感知到法治社会公民对于公安民警执法过程中公平正义迫切需求的法律人，在北京公安系统中建立起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案管组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执法管理机构和相应的管理方式。每一个办案环节呈现在阳光之下，每一笔涉案资产来去有痕，老百姓的每一场纠纷、每一个报案，都能按照合法的程序得到处理，每一名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当事人都不会知道他，也不会了解这位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总队长都做过什么，还将要做什么，但是，每一位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都会与他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

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全程监督公安办案过程

2016年，海淀公安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刚刚启用，马上就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第一批由肯尼亚押解回国的台湾电信诈骗团伙嫌疑人在这里接受讯问。

海淀公安分局副局长梁兆红说，如果按照以前的模式，这100多嫌疑人将会被分押到刑侦支队和各个派出所的讯问区，由民警分别开展讯问。

一般来说，每个嫌疑人要有两名民警或辅警看管，要保证他们的安全、饮食，要在讯问中即刻了解他（她）的同案情况，要在这些嫌疑人很可能已在肯尼亚羁押时大范围串供的情况下，快速找到突破口，找到每个人犯罪的线索和证据……“要是没有这个办案中心，一次讯问这么多嫌疑人……想着都头疼。”

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嫌疑人被带入时会经过体检、进行登记并得到一个手环。自此，他的所有行动都将出现在中心的监控系统当中。即使十年之后“故地重游”，那时的民警也能快速掌握他今日的一切信息。在这里，所有的讯问全程记录，民警的工作也会被严格的监督，在齐备的监控系统之下，刑讯逼供之类的问题既不会发生，“办案民警”也不会被诬告冤枉。每个办案中心都设有管理中队，民警会随时通过各个讯问室的监控系统，监督一线办案民警执法行为是否规范，审查中队会对所有办案过程、处理意见进行审查，如果真的出现了违反办案程序规定的行为，也会被立即纠正。在讯问室中，嫌疑人表面上面对的只是两名民警，而实际上，民警可以随时通过信息支持系统得到后援专家的支持，随时查找到对方口供中的漏洞和逻辑混乱之处，在短时间内予以心理上的突破。

梁兆红回忆说：“最后这100多人里，除了一个因病无法刑拘的之外，其他人都被“依法”刑拘、批捕、判刑。台湾地区法务部门派遣一个代表团来这里看望了台湾籍的嫌疑人，在了解了我们整个的讯问过程之后，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他们也很清楚，在这里，每一个嫌疑人的人权都得到了保障，一切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

如今，北京各公安分局的办案中心均已建成。在“阳光执法”呼声日益强烈的今天，办案中心通过全程的监控、严格的督导、完善的视频证据留存，从源头上保证公安民警办案过程中的程序合法。

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新建一个执法办案中心？华列兵作为主导者，有他自己的想法。“每一种工作方法，都是和时代的需求相适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都有适应当时社会需求、社会发展水平的公安工作模式。”华列兵说，没有技术侦查手段，就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来破案；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就实行“严打”。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每个人都可以发声，每项权利都要得到尊重，环境变了，公安工作的方式也要随之改变。

“针对基层执法办案过程中出现的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倒逼着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加以解决。” 华列兵说，一位基层领导的说法让他眼前一亮：“他当时讲一线办案遇到的各种困难，比如嫌疑人看管、取证、材料报批、办案时限等等，而这些困难，通过场所规范化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这样我就有了建一个中心的想法。”

在公安部 “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北京先行试验，尝试着建起了海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不仅成功地经受了百人电信诈骗大案的考验，更让基层民警办案时节省了大量精力。两年来，新科技不断应用到办案中心，基层民警处理案件时，信息化程度愈发提高，真正实现了办案全流程的监督。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对此评价说：“从2014起，全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速度开始加快，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都逐步实现。随之需要改变的就是现有办案流程以及一些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旧制度、旧机制。建设起执法办案中心，是给全国公安机关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既然司法机构已经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承诺，那就更要建立一套能够与承诺配套的手段。”

要让基层民警自觉践行公平正义

每一项新的制度，最终都需要“人”来运作和完善。没有基层民警的主动适应和主管部门的强力引导，新鲜劲一过，“改革”怕也就成了空谈。如何让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对原有执法办案模式还怀有留恋的基层民警们能尽快适应新模式，华列兵也有他的办法。

“‘执法规范化’不是用几份文件就能搞得定的，得不断从硬件设施、从人的教育、甚至从干部选拨使用的最关键的裉节上使劲儿。”华列兵说，如今，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培训，常态的学、考、训逐渐成为了民警们已经接受、也必须接受的日常惯例。更重要的则是一种被称作“滴灌式”培训。“这是和‘大水漫灌’对应的一种说法，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监督，发现某个单位、某个部门在某种执法过程中出现了瑕疵，那么这些民警就要接受专门培训和考核，让他们更加树立起程序意识，让每一位基层民警在面对老百姓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要办什么事。这些话、这些事，不是他想说就说想办就办，而是有着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要求他来说，他来办。”据介绍，目前北京公安系统内，民警晋升之前，也要对他此前执法水平进行核查评估，结果将直接影响其选拨使用。

民警日常工作当中，虽然大的法律框架早已齐备，可是在许多细节问题上，还缺乏切实应手的操作指导。华列兵发现，来自市民的大量投诉集中在民事类、经济类的报警当中，其中许多问题，按照法律规定，严禁警察干预。但是实际情况中又经常瞬息万变，稍一处理不好，民事纠纷就有可能矛盾升级甚至变成恶性案件——这时警方虽然依法有了管辖权，可社会代价未免太大。为此，法制总队出台了专门针对此类的报警的规范，明确告知民警，遇到这样的问题，需要怎么样处理。按照严密的流程，既保护了报警人的权益，又避免民警自己被卷入不必要的争端。

有了完善的办案程序和阳光执法的保障，就能免于当事人的不满，就能获得大家的理解支持？这么想就太简单化了。一旦被牵扯到案子里，特别是经济类案件，当事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损失！一个公司骗了当事人一大笔钱，如今东窗事发，公司被查封，资产被冻结，那么多东西，谁来管、怎么管？贬值了怎么办？丢了呢？当事人还等着发还被骗的钱，减小乃至挽回损失呢。

灵感来自于问题。华列兵的灵感也在公安机关一次次遇到的问题中被激发了。

“涉案财物管理是个太麻烦的事儿了。公检法都遇到这个问题。这么多东西，从一笔几亿的银行存款，到办公室里一把凳子，都是涉案财物，这么多东西怎么在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甚至怎么在公安局内部不同的单位之间流转？从一个办案机关如何合法地移送下一个办案机关？法律只有大的框架，具体操作规范就需要我们来补充。老百姓已经因为犯罪分子的不法行为遭受损失，决不能再因为我们的管理不善再给当事人造成新的损失。恰在此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个学术研究项目正好在专门研究此事，身为公安大学硕士生导师的华列兵近水楼台，找到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玉华教授，将学术成果与北京的实际情况结合，探索性地开始试行建立“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用专门的机构配合专门的制度，对所有涉案物品、资产进行管理。

李玉华说，为了建设好这个中心，她和华列兵还专门前往北京一家重要的物流企业，现场观摩现代化的、应用着大量机器人的物流中心，由此来获得灵感和启发。

华列兵说，涉案财物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财物问题，警方面对的也不光是如何给当事人发还这么一个事儿，它同时也是涉案证据，如果这个东西管理不好，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受损，上了法庭，如果证据灭失，这个责任谁担得起？“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最初是在通州分局试点，现在来看，已经很成熟，就此我们将可以建设起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真正杜绝今后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只是一块砖石 也要尽力成就这幢“法治大厦”

其实如果按照如今校友会认校友的常规原则，言必称法律的华列兵还不谈不上根红苗正的法律人——他的本科学的是历史，研究生才念法律。但是华列兵却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这两个行当，从根子上说是一回事。“历史研究是要从掌握的材料、发掘的文物、故纸堆里的只言片语来推断出一个历史中的事实，法律工作，就是要从各种线索、证据来确定一个当下的事实。”

对于自己入围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这件事，华列兵觉得，这和社会大环境变化之后，公安法制工作的变化一样，是宏大的时代推动着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这一步。他说：“这项评选开展了18年，我是第一个入围的公安法制工作者。我不像刑侦、禁毒的同行们在一线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每天要面临不知来自何处的危险，和他们相比，我更像一个幕后工作者，我是配音、场务、美工，我不是聚光灯照射着的演员，我本来没有机会走上前台。但是，现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走到了这一步，近几年来，公安机关正在持续不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公安’的要求，我的入围，是国家，是公众对从事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公安民警的认可。”

在他看来，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在某种程度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代表了国家在法治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和所处的位置。“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有机会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我是法律人，我是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公安这个伟大进程中的马前卒，这个进程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开拓、创新。但是说到底，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其实都如同一座大厦上的砖石、颗粒，但正是无数砖石的堆积，无数颗粒的融合，才能最终建成这幢法治的大厦。我自己要做好这个颗粒，我也相信，我们都能够看到那个美好的，法治中国的光辉未来。”

（记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