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事说理》之没等到的血汗钱

在陕西省安康市钱山村里，放眼望去，大都是低矮破旧的茅草屋，许多的墙都是用泥土垒成的，“穷”是外人对这个村最直观的印象。在这个村的其中一户家内，正屋的箱子上面，放着一幅遗像。这个人叫周云海，身为家里顶梁柱的他已经离世，而就在他去世之前，他都没有等来自己的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和他同样到死没有等来自己血汗钱的人，在这个村里共有三人。

2010年9月，陕西省安康市98名农民工到河北省青龙县闽益采矿工地上打工，然而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外，该工地近3年的时间里一共拖欠农民工工资900多万元，许多矿工的生活陷入困境、妻离子散，部分矿工因生病无钱诊治，最终导致三名矿工死亡。为何工资会拖欠这么久一直无人解决?当地政府对此持有怎样的态度?这些深陷困境的矿工将要如何面临未来的生活，何时才能等到自己的血汗钱?谈的是事，说的是理，敬请关注本期《谈事说理》之到死都没等到的血汗钱。

节目现场我们有幸请到了工程带队人之一、去世的农民工家属周云海的妻子、杨聪先的妻子，向我们讲述几年来他们的种种遭遇。

据和周云海一同打工的矿友回忆，青龙县的采矿工地环境异常恶劣，在两年的采矿作业中，农民工们承担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身心压力。由于矿藏的位置特殊，工人们每天上下班需要走1.7公里左右。另外，地下的矿石十分坚硬，工人们为了把工作完成，每天都需要一次性作业十几个小时。由于公司没有给工人打通风井，满身泥水的工人们在每天的高强度劳动的同时还必须忍受炸药产生的粉尘等有害气体。

在其他矿工们的眼中，当时43岁的周云海是这批农民工中很能吃苦的工人。在官场矿上，周云海日常主要负责拔山皮、填水库、照看钩机。当遇到车辆无法进入的地段，他还需要人力背着采矿器材(50公斤油桶，最重的可达130斤)行走长达一公里的山路。

为了能为家里多挣钱，周云海还干起了潜空钻打眼的工作。因为矿石的运输需要在日间进行，所以周云海的工作只能在夜间作业。冬季夜晚的矿井内温度最冷可达到-28℃。在刚刚被爆破的爆破品产生的烟尘中，尽管有通风机送风，周云海还是无法正常呼吸，他只能憋着气干，根本顾不上嘴里呼吸进的灰尘。从矿道中出来后，他总是浑身带霜，身上结着好几根冰柱，整张脸冻得发紫，他的鼻子上、嘴里都是黑色的矿尘。虽然知道这东西对身体不好，但为了挣钱养家，周云海根本顾不上这些。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周云海和其他辛苦劳动的矿工们预想的那样，三年高强度作业农民工们不仅没有换来应得的报酬，反而遭到了公司的暴力驱逐。在农民工来到工地之前，带队人已经和公司谈好相应的报酬，但是每到工资结算时，公司负责人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三年里，一百多名名农民工只得到了日常基本生活费和春节回家的路费，被企业欠薪共计900多万元。2013年，一些在工地工作3年的农民工遭到企业雇佣打手的暴力驱逐，打手们身着黑衣、手持棍棒，恐吓农民工们称“不走就打!”，态度极其嚣张，农民工们为避免挨打只能在没有得到任何工资的情况下离开。

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及时为农民工主持公道。看到直接从企业手中讨要薪水无望的带队人，于是率领一些农民工到青龙县劳动建设大队报案，随后建设大队将此案移交给青龙县公安局，然而青龙县公安局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几经辗转，市劳动局对这起欠薪事件勉强立案，但是又以各种理由拒不开展侦办工作。6年来，河北省相关部门对此事一直处于互相推诿的态度，讨薪进程被一拖再拖。期间，农民工们户籍所在地的区政府、河北省政府和企业三方协商此事，但是仅仅讨回工资70万元左右，这对于百余个农民工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从周云海的妻子那里我们了解到，周云海临死前已经陷入精神错乱，躲在房屋的角落中呓语“他们要害我”“那边有鬼”等等。因为欠薪，周云海经常在夜里1、2点钟给带他出去打工的史小平打电话，当史小平接到周云海打给他的电话，周云海的讲话内容只有“我的工钱还能讨回来吗?”。史小平因此向警方求助，警方认为周云海没事，只是出现了幻觉。

在周云海精神出现问题后，他曾告诉他的妻子，“哪天我真的死了把我抬到青龙县劳动局去”。最终周云海于2015年9月去世。而在死之前，他并没能如愿拿到自己三年打工的血汗钱。目前，周云海的妻子在宁波工厂打工供女儿上学，失去丈夫的妻子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杨聪先是讨薪期间另一位过世的农民工，他的妻子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被欠薪“气死”的。杨聪先本来患有高血压，但是家里没有钱给他治病，就指望着拿到采矿的8万元工钱去看病，但是多年的讨薪把杨聪先的病情耽误了，而且每次没有讨薪被人拒绝的杨聪先回到家中都会有强烈的情绪波动，这对于高血压患者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实，杨聪先急切地需要工钱并不全是为了自己的病，他还需要承担家中2名患有智力障碍的亲人的抚养义务。由于拿不到工钱，家里有一段时间只能靠吃土豆维持生命。从2010年9月到2012年4月，他多次自杀，但是都被人发现后抢救回来。杨聪先最终由于高血压诱发的并发症过世，享年52岁。

针对此案，节目组特别邀请评论员司马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开发来到演播室现场，一同分析这起欠薪事件的深层原因，并就农民工群体维权给出法律和政策上的建议。

司马南认为这起欠薪事件和普通的欠薪有所不同。首先，欠薪的时间长达3年，讨薪时间长达6年，足以使一个贫困县的农村家庭面临生存困境;其次，本案涉嫌民营企业非法开采，当地公安机关、劳动仲裁部门以及涉事企业三者极有可能存在利益勾连;但是最重要的是，本案的当事人——百余位农民工中有三人因为难以承担讨薪的压力而去世。针对上述问题，两位专家从以下三方面给出分析：

工资保证金制度哪去了?

工资准备金制度规定，施工总承包企业必须凭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以本单位名义在银行开立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作为农民工工资准备金账户，当公司拖欠行为被发现时，相关部门可以要求公司从工资保证金账户中直接提取该企业拖欠的工资金额发放给农民工。司马南认为“既然已经存在工资准备金制度，那么当地政府在得知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之后，就应该把钱先发给农民工，之后再去追究公司的责任，青龙县凭什么就做不到呢?”

另外，为了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国内其他省份已经出台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司马南进一步提出质疑，“河南省作为农民工流动大省，为了防止农民工讨薪过程中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专门出台政策规定：对于欠薪案，法院要优先立案，优先审案，优先执行。这样的措施在河南省这样的人口大省都可以实施，为什么在河北省就做不到?”

欠薪企业“不差钱”，当地政府“踢皮球”

据了解，“欠薪的河北闽益矿业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可以达到上亿元，资金如此宽裕的企业竟然克扣农民工们的救命钱，所以这件事情更加令人发指。”

当被问到“政府是否应该为企业非法开采和欠薪承担责任?”的时候，李开发坦言，“这是毫无疑问的，政府首先批准采矿企业在3A级景区作业，这本身就是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公安部门里的有关人员和企业等利益集团恶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个公司能够堂而皇之地在水库周边开采作业三年，可见青龙市公安局涉案的领导是非常不负责任、非常违法乱纪的，这样的行为一经核实，就应该立即查处。”

“当地政府面对农民工时有无数的说辞，核心就是拖延;欠薪的单位也有很多的说法，核心就是不给。这件事情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如果政府不负责任，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必须承担责任。”司马南说，“普通人觉得讨薪很简单，直接拨打12333劳动保障部门公益电话就行了，但是实际的讨薪过程需要当事人到各个部门去签发文件，可是农民工到了政府的‘大衙门口’，不用说人家是否同意签字，很能直接就被保安拦在门外。当地的劳动部门称这件事情不归他们负责，一脚就能把这个责任踢到了公安部门去了。” “事实上，当地的检察机关、当地法院等共检机关中有任何一方能够及时为农民工讨回薪水，事情都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一共不就是800多万元钱吗!”说到激动之处时，司马南为政府的“踢皮球”行为愤怒地拍桌子。

普通群众：为什么当初不签劳动合同呢?

李开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工可能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够、不识字等原因，不具备阅读合同的能力，但是工程的负责人、农民工找工作的带队人有义务帮助农民工和相关企业签署好劳动合同，并写明拒付薪酬的惩罚措施，严谨规范的书面合同是农民工群体维权时的重要凭证。司马南认为，农民工群体很多时候并不具备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并没有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思考问题，农民工想要签好一份劳动合同难度极大，双方存在着天然的不对等。”

在节目的最后，嘉宾们现场拨通了青龙县县长王殿忠的电话，然而对方称对于这起欠薪事件并不知情，但在农民工提供的材料中显示，该书记是当时欠薪问题协调会的主要参会人。据了解，从2010年目前，在青龙县有多个工队将近300多个工人均被拖欠，至今未还。面对如此多的欠薪，当地政府却依旧视而不见，这种不作为的现象不禁令人愤怒和心寒。

现在，还有许多家庭还濒临绝境，许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身体境况一天不如一天，还在眼巴巴着等着自己被拖欠的血汗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此事高度重视、抓紧侦办，让在世的农民工们不再重蹈周云海的覆辙，早日拿到自己被拖欠9年的血汗钱，这既是对当事人最大的抚慰、也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