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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缅怀:忆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金学曙

来源:人民网2019-04-08 14:35:26

编者按——她是新中国第一代西医,同时兼修中医,是新中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优秀代表,被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誉为“新时代的杰出女性”,她就是金学曙医生。她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五年,但人们仍深深怀念着她!值此清明之际,选取三篇从不同角度回忆金学曙同志的文章,以此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共产党人。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深切怀念敬爱的金学曙阿姨

我们全家两代人的挚友金学曙阿姨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年了。但是,她温文尔雅的笑容,真诚悦耳的声音,充满关切的目光,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是我从小到大印象最深的敬爱长辈,是给我和我们全家人以亲人般关怀爱护的白衣天使,是在我们遭受灭顶之灾时仍始终保持了一颗无比善良的心,一如既往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一代。

我父母生前经常表达他们对金阿姨的敬重和感激。这不仅是因为金阿姨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人民日报社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好大夫,更是因为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金阿姨对我父母始终全力呵护,关怀帮助,不遗余力。甚至在我父母蒙受冤屈,绝大多数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艰难岁月中,金阿姨是长辈中少有的一位刚正不阿,坚持正直人品,绝不随波逐流的老同志、老战友。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在文革中更是雪上加霜。但是不管是在报社机关,还是在农村干校,金阿姨总是细致入微地关心她,帮助她,给她尽可能的最好治疗。父亲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但是作为父亲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金阿姨对父亲的尊重和呵护从来没有改变过。父母两位老人病重和去世之前,都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金阿姨真是一位难得的好人!”父母还委托我专门去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看望了金阿姨,详细地询问了她老人家和孩子们的情况。我父亲去世时,金阿姨的孩子们没敢把消息告诉她老人家,她们知道,金阿姨和我父母的关系一直特别好,老同志的深厚情谊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是我去看望已重病卧床的金阿姨,婉转地把父亲已去世这个残酷的消息告诉了她老人家。我真没想到,身体已虚弱到难以坐起的金阿姨,已过耄耋之年的病入膏肓的慈祥老人,竟然痛哭失声,一发而不可收。那发自内心的哀婉哭泣把我惊呆了,我轻轻抚摸着老人枯槁的手,心如刀绞,悲痛万分,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安慰面前这位泪如泉涌的挚爱长辈。

金阿姨对我,真像是亲妈妈一样的关心爱护。我在农场工作时,因为劳累过度,经常胃疼胃酸,每周休息时我都会到报社医院检查开药。我总是要找金阿姨,她为我看病最认真细致,不厌其烦,不仅叩闻触摸,而且一丝不苟进行各项常规检查,为我开出最有效的药方。在她长期的关怀帮助之下,我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六年落下的腰痛,咳嗽,胃酸等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身体状况大大好转。

▲86岁时的金学曙医生

金阿姨对所有生命都是敬畏的,都是尊重的,她始终保持了天使般的爱心。她从来没有豪壮的语言,铿锵的表态,但是她作为一位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老医务工作者,早已把对生命的爱化作了至高的境界,至深的真情。我想,人民日报社的几代干部编辑记者和他们的子女,都不会忘记在报社医院每天都可以看到的金学曙医生那最美的笑容,最温暖的问诊和亲情关爱。

1978年1月,我和我先生举行婚礼。金阿姨得到消息后,立即通过和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又和我妈妈在同一办公室的一位阿姨,给我送来了金阿姨大女儿亲手为我织就的一块大桌布。那洁白的底色,绚丽的花朵,竟让我们全家人爱不释手,我舍不得铺在桌子上,一直当艺术品珍藏在书柜中。这美丽洁白的桌布凝集着金阿姨和女儿两代人的深情,情深无价,弥足珍贵!

金阿姨,您离开我们这么久了,但是,您如芬芳馥郁的夏花,如绚烂多姿的秋叶,永远留在了我们内心的深处。

金阿姨,您一生太累了!您把无尽的爱和温暖都给了他人!您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微信公号“金台唱晚”)

(作者:郭海燕)

难忘那慈祥的笑容

每当我翻看以往的一些照片,回想起老照片上的一些人和事,触景生情,似乎又走进了那过去了的峥嵘岁月。

孟浩然诗中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我留存的无数张照片中,有一张是我与金学曙大夫的合影,怎么也不能遗忘。

▲2013年2月8日,本文作者颜世贵(左)看望时年九十一岁重病中的金学曙医生(潘真摄)

那是2013年2月8日的晚上,我与老伴潘真前去金大夫府上看望她老人家的一张合影。时年九十一岁,在人民日报社默默地工作了一辈子的金大夫,视患者如家人,关爱备至,一丝不苟。报社大小职工,都众口一词,无不称赞她老人家医术精湛,德高望重,受人尊敬。

我因长期在地方记者站当记者,远离报社,又很少回报社办事,而且每次都来去匆匆,很少见到金大夫。当我从记者站调回记者部时,金大夫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离退休干部局知道她医术好,在她六十六岁那年退休后还继续聘请她做医生,为离退休的干部职工看病,直到她快八十岁。

我一直想去金大夫的家里看望她老人家,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这天晚上终于有了合适的时间,我和潘真来到了金大夫的面前。老人特别高兴,坐在轮椅上,紧紧抓住我俩的手不放,就像母亲见到了久别的儿女,是那么的慈祥与亲切。

然而没有想到,这次去探望她老人家,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与叙谈。第二年,即2014年3月17日,她老人家就走完了九十二岁的不平凡人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逝者如斯夫,冬去春来,柳枝抽芽,一朵朵迎春花抢先张开了黄色的花瓣,散发出阵阵的幽香。转眼间,又到了金大夫远去的忌日,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不由使我想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想起了金大夫每次见到我,总是那样的亲切与关爱。

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7年被选进了人民日报社,在总编室做夜班编辑。那时的报社在王府井大街,编辑楼、行政楼、单身宿舍楼相连在一个大院。我住二层的单身宿舍,一层是报社医务所,每天上下楼必经之地,自然会看到患者进出问诊就医,很快也就认识了一个个医务人员。

时值“文革”期间,新闻多,常常不能按时下班。记得有一次拖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多才下班,当天晚上还要照常上班。睡眠不足,加上我不喜欢吃面食,更不喜欢吃粗粮,一天天过去了,感觉很疲劳,就去找金大夫。她给我做了认真仔细的检查,并抽血化验,发现转氨酶有些偏高,其它指标正常。

还未生过病的我,一下有了思想压力,刚刚工作就生病了,很紧张。金大夫安慰我说,没关系,吃点药,加强营养,休息休息就会好的,她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金大夫是浙江人,我是江苏人,在生活习惯上我们算是老乡了。记得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金大夫就邀请我星期天到她家里,并烧了些好吃的南方饭菜给我吃,把我当作她的孩子一样看待,给了我一种家的温暖,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那时金大夫家就住在天桥报社宿舍。她先生是铁道部的工程师,上海人,和霭可亲,很有学问,同我交谈了好多,我由衷地敬佩他。

1974年我进入了记者部当记者,1975年去报社小汤山五七干校劳动,被分配在水稻班担任班长。育苗、插秧、施肥、除草,我把从父母亲那里学到的一些农活知识,用来指导水稻的种植。

没有想到,金大夫也在小汤山五七干校,不知她何时来的干校。在这里能见到金大夫非常的高兴,我又有好长时间未见到她了。白天忙劳动,晚上收工有时间了,就去干校医务室金大夫那里看看,见她总是热心、耐心、仔细地在给患者做检查、开药、交待注意事项等。那时干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相处,还是很温暖的。

这年,在水稻抽穗即将成熟之时,我结束了在干校的劳动,回到记者部当机动记者,而后去了南京筹建驻江苏记者站,再到北京记者站、海南记者站,又回到北京记者站。

忙忙碌碌,难得一见金大夫的面。从记者站回报社后,金大夫年纪大了,不怎么出来活动,也没太多的机会相聚。直到这一次去她家里看望,哪知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后来,我从金大夫的女儿那里了解到,金大夫在病危期间,和报社老记者陈柏生同住一间病房。当时,陈柏生已经昏迷,金大夫自己已经病得那么重了,仍不忘在病床上密切观察着陈柏生的病情,她一遍遍呼唤:“柏生,柏生!”她知道,轻度昏迷的患者尚有意识,就要对其不停呼唤,以防她彻底失去意识,发生危险。陈柏生一有危殆症状,金大夫马上呼叫医护人员前来进行抢救。好几次,金大夫竟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有时一夜不曾合眼,就这样守护着病友陈柏生的生命……

金大夫就是这样一位令人爱戴的好大夫。她是新中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称她为“新时代的杰出女性”。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对职工、对患者,传递了不同寻常的爱,感染着每一个有过接触的人。

斯人已逝,那份滋养心田的润泽,却将长存,我们怀念金大夫!

作者:颜世贵

老大夫的听诊器

▲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金学曙医生

2014年春,我认识几十年的一位老大夫去世了。听到消息的时候,往昔的记忆,瞬间带我回到了60年代的北京城,回到了天桥那个温暖的院子,过去的我唯一的家。

记得她的遗物里,有一枚小小的听诊器,金属部分已经氧化发黑,沉淀着岁月和风雨的痕迹,毫不起眼。

现在的医疗条件提高了,各大医院什么样的先进设备都有,这枚陈旧的听诊器,看起来确实简陋得有点儿可怜。

可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条件艰苦的建国初期,没有电脑,没有CT,很多时候病人主要依靠的,是大夫的医术和责任心。听诊器的主人,这位那时还年轻的老大夫,多少次仅凭这一枚听诊器,结合自己敏锐的观察和悉心的问诊,做出正确诊断,救治了多少干部群众,让他们重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在老大夫手里,这不起眼的听诊器,也曾经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呢。

▲人民日报王府井大街117号旧址

这位老大夫,来自江南水乡,自1950年来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社,与人民日报社同呼吸共命运,直至2003年81岁才真正退休,整整为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服务了半个多世纪。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这段时光是转瞬即逝的。但在人生的涓流中,这段时光,已是一生。每天清晨7点前,这枚听诊器就要跟着主人一起,带着提前蒸煮消毒好的注射器,先为有需要的患者上门打针送药。接着,这枚听诊器,要在社医院和老大夫一起辛勤工作8小时。等到下班后,等到周末了,它也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老大夫还要带着它,到各个宿舍区义务出诊。

天桥宿舍、豫王坟宿舍、煤渣胡同、北蜂窝宿舍、王府井报社……在这些地点之间,无论寒冬酷暑,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黑夜白昼,老大夫吃力地骑着车,一个人走了许多许多漫长的路,还好,有听诊器的陪伴,她并不孤单。

老大夫从不离身的听诊器,有一些珍藏了很多年的回忆。

建国初期,刚进入报社的老大夫还是青年,作为当时社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细心的她一下子就发现铸字车间有好几个同志都铅中毒了,工厂的劳动卫生和工业卫生存在问题。老大夫就骑上自行车,向北京市卫生局和东城区卫生防疫站反映情况。在他们的指导下,老大夫逐一给大家体检,进行去铅治疗,还建议工厂领导给重病号营养补助,终于把工厂的铅中毒问题彻底解决了。

在河南叶县干校期间,老大夫作为派驻干校的医生,除了给干校学员看病,还义务给缺医少药的当地农民看病。那时农村条件更加艰苦,很多需要专业产科医生接生的产妇没有条件去医院生产,大人孩子都命悬一线。老大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那时已经50多岁的她,主动要求去协和医院接受产科培训。产科专家林巧稚医生,看到老大夫这把年纪还在认真学习,有些好奇,一问才知,她是要回去为贫苦农民群众服务。林巧稚紧紧握着老大夫的手说:“好,那我们可得好好教你!”

这些回忆深埋于时光的沙漠里,就像老大夫泯然于千万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之中。听诊器,联结着患者和他们深深信赖的老大夫,诉说伤痛,聆听心声,也不断地默默积累着无数只属于它自己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老大夫的样子,总是一身白大褂,兜里放着听诊器,和蔼地微笑着,细心地询问着,像我的母亲,像我的姐姐,像那种你很容易忽略的,口渴时一杯清澈的淡茶,燥热时一阵清凉的微风。

一次又一次在春天里,我的回忆乘着温软的风,带着渐渐老去的我,回到老房子老院子的每一个角落,我留恋它们略带陈腐气息的温馨,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家。

那枚也在渐渐老去的听诊器,还静静躺在老大夫白大褂的衣兜里。它也知道,那里,就是它的家。

报社的老人们,偶尔也会想起老大夫,怀念他们跟老大夫的关系,怀念建国初期那段筚路蓝缕却激情燃烧的岁月,念叨着,金大夫给我们看病那会儿啊……

作者:张硕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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