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难处理已成全国难题，各地垃圾分类“总动员”

（原标题：《垃圾分类“总动员”》）

实施垃圾分类将近一个月，生活在上海的朱薇发现了一系列变化：

市民主动将厨余垃圾倒入湿垃圾桶，然后将装垃圾的塑料袋扔进干垃圾桶；以退休阿姨为主体的志愿者会监督其垃圾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分类……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着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不仅是维护市容市貌的需要，更是一项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意味着垃圾分类的全民时代即将到来。

围绕分类方式、推行计划、垃圾处理系统建设等方面，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了垃圾分类的“总动员”。

生活垃圾逐年增长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按照条例，如果个人没有将垃圾分类投放最高罚款200元人民币，单位混装混运最高罚款5万元人民币。此外，未经分类的垃圾，收运单位可以拒绝接收。

事实上，上海并非首个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立法的城市，目前已有9个城市对垃圾分类立法。

早在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开始施行；2017年9月10日，《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开始施行；2018年7月1日，《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开始施行……

为什么要推行垃圾分类？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提升，家庭或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逐年增加。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日产垃圾1.2千克，并且每年以10%的增长率递增，垃圾分类和处理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以上海为例，2018年，该市每日生活垃圾清运量接近2.6万吨，年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900万吨，给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压力。

此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据住建部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逐年上升。2016年超过2亿吨，达到2.04亿吨，同比增长6.81%；2017年达到约2.16万吨，同比增长5.82%。

“从全国层面看，‘生活垃圾围城’的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改善的老大难问题，亟须各级政府部门合力解决。”惠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说。

虽然大部分垃圾会得到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被简易堆放或填埋，导致臭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体。此外，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较高。“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100元至几百元不等。”黄细花说。

分类是前提

“上海出台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在政策上具有表率作用，可以推动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展，但各地还是要根据各自实际情况来制定分类标准和规则，不能简单模仿。”住建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云说。

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

例如加拿大，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拣和处理的法律相当严苛，他们每个家庭均设置4种生活垃圾分类桶，用灰色、绿色、黄色和黑色等4个颜色加以区分，法律规定每个家庭必须在家里将生活垃圾、废旧报纸、包装箱、金属、玻璃等分类好，如果收集生活垃圾的人员发现住户没有按照生活垃圾分类，一般采取警告或追究法律责任，由于法制健全、违规违法成本大，所有居民都能自觉遵守。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台湾地区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小区内不设垃圾桶、垃圾箱、密闭式清洁站等生活垃圾暂存和中转设施，居民必须在家里对垃圾进行粗分类，不分类则会被拒收或被处罚。如今，台湾的街边几乎没有垃圾桶，但街道却非常干净。

生活垃圾一直被称为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分类回收后的生活垃圾需要下游产业支撑，如焚烧生活垃圾可以用于发电，而废铁、纸张、玻璃、旧电池等可用于回收再利用，国家应出台政策支持其下游产业发展，使分类回收生活垃圾真正变废为宝。”黄细花说。

两次试点

早在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然而，近20年时间，我国垃圾分类事业进展并不显著。虽然探索了多年，但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依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以杭州市为例，早在2015年该市就曾出台《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而据杭州市城管委此前的调查，杭州市民对于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达到90%，执行率却只有30%。

据分析，执行率不高的原因一是分类标准不清晰，二是处罚力度不大。

对垃圾的处理，很多地方还是停留在简单的“一烧了之”“一埋了之”“一包了之”阶段。

《民生周刊》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一些居民区垃圾分类设施形同虚设，基本上还是混合倾倒、混合清运、混合堆放、混合处理。

“一些地方虽然推行了生活垃圾分类，但没有形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产业，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能力与配套处理设施设备不能匹配。随着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不断加大，设施设备处理能力滞后，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黄细花说。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建筑工程管理系主任黄琍波提交的建议就是关于垃圾分类。

她谈道，“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全国范围的宣传氛围尚未形成，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尚处懵懂推广过程，垃圾分类体系还远没有建立，垃圾分类的收集运输处置各环节没有健全，社会回收系统还不完善，回收利用技术尚未有效激发。”

 

从源头控制

一次性茶杯、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饭盒、一次性袋子、一次性牙刷、一次性拖鞋、一次性袜子、一次性内裤、一次性雨衣、一次性玩具、一次性纸尿裤……

在大量消耗各种资源的同时，一次性用品的滥用还会产生大量生活垃圾，带来环境污染。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2018年，我们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已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而且还以每年20%以上的幅度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快递包装垃圾量已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85%～90%。

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无疑需从源头控制。

黄琍波建议，从产品制造企业入手，明确企业在垃圾分类中的责任和义务，强制产品分类标识标注、强制要求企业产品的回收义务（特别是容易产生有害垃圾的制造企业）。对一些使用量极大的，废弃后污染性强、持续污染时间长的垃圾源头生产产业、企业，提高税收成本。

例如，对塑料袋行业、一次性泡沫餐盒产业加大税收比例，提高行业成本，提高使用成本，从而减少该产品免费提供的可能性。同时，鼓励绿色环保包装、一次性餐具产业，给予政策倾斜，针对性减免税收。

此外，还应鼓励、激励社会加大环保再生科学技术的投入，设立全国性的产业鼓励基金，加快研发垃圾再生利用综合处理技术，加强再生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建立相关技术交流平台，加速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化效率。

（□ 《民生周刊》记者   郑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