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财经：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需加大新技术应用

新年第一天，央行就送上了“大红包”。

央行宣布，将于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

开年就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正应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老话。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也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央行释放的不只是资金，也是稳定市场预期的积极信号。

今年的经济工作怎么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作出安排。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有利因素很多。比如，我们有制度的优越性，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等，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但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术年会上，专家们支了不少招，其中一个“大招”就是加快新技术应用，降低生产和服务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新技术催生新模式，可以改变服务业低效率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50%，2018年达到52.2%。服务业比重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说，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随着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形成一个“喇叭口”状。

为什么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江小涓分析，因为服务业要求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很多服务甚至是面对面的，企业运营成本很高。过去由于无法使用高效设备，较难形成规模经济，所以高成本拖累了经济增长速度。

“幸运的是，中国是在网络和数字技术大发展时，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服务业效率。”江小涓说，借助这些新技术，服务经济时代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将得到大幅提升。

比如数字教育服务，清华大学5年建设了258门“慕课”，打破了师生需要面对面的特点，惠及全球800余万人，课均注册学生超过3万人。所谓慕课是MOOC的音译，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互联网+教育”的模式。

不仅是教育服务，新技术的应用也令金融业受益良多。中国平安将智能技术应用到金融业务上，基于声纹识别、NLP（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打造了能实现身份认证、需求理解、语音互动等的AI客服。3年时间，AI客服替代率由36%提升至99%，语音合成精度高达95%，客服坐席服务实现了大幅的提质增效，服务更加专业化、更加快捷高效。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节省了人力成本，服务效率也成倍提高：理赔报案时客户刚开口说话，平安车险就能全面核实对方的个人信息、投保情况，5至10分钟即可完成查勘……

“目前，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高科技，已经运用到中国平安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场景中。”中国平安集团联席CEO陈心颖说，“金融+科技”双驱动战略，取得业界领先的创新和应用成果。平安区块链中小企业平台，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推广。平台将中小企业动态信息生成征信报告，金融机构据此可以更准确地判断风险、提高效率，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行融合发展，这方面的市场空间也很大，有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江小涓认为。

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估算，如果中国在2025年前要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速，创新需要贡献50%的增量增长。

在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黄泰岩看来，新技术既能催生新兴产业，又能改造传统产业。其中，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根本，在这方面我国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会上，有专家列举了一组数据，对我国26类制造业的产业链安全进行评估。其中，有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38.5%；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都存在“卡脖子”的短板。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是导致“卡脖子”的重要原因。“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5%左右，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些年不少人习惯了挣快钱，不愿意坐冷板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王一鸣认为，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有很大潜力，要着重培育新动力释放增长潜能：一是把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强化市场优胜劣汰功能；二是推进技术扩散，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培育区域新增长极；三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创能力建设，加快健全创新激励机制，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抢抓信息化时代的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要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核心技术，来提升我们的现代信息产业基础能力，支撑产业体系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最终促进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麻辣财经工作室 丁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