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叙事语境下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绵延人类历史几千年，消除贫困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和追求，成为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上的大事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中的“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之类的故事。马克思主义重视“消除贫困”这样的大事件的解决，并将其作为“人类解放”的标志。因此，将贫困治理放在“元叙事”语境下进行研究，意义深远。

“元叙事”又称为“大叙事”，是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作为一种完满的设想，“元叙事”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型式，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贫困治理”之所以需要“元叙事”语境加以研究，是由于千百年来“消灭贫困”这种“乌托邦理想”或“空想社会主义”无法得到证实，反而常常被现实的无情打击而破灭，因此“消灭贫困”常常被带有神话的色彩。但是，“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理想”和“追求”，也是思想家、政治家们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这种“元叙事”产生的动机源于人们对人类发展前景抱有的美好希望或恐惧，而且涉及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建筑在“消灭贫困”这样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之上的。尽管21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循着突破政治框架的路子前进，“元叙事”的主题线索偏重经济和文化，但最终的结局仍然摆脱不了与政治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干系。因此，以“元叙事”语境研究后2020时代中国消除了绝对物质贫困后的贫困治理，不仅是一种历史叙事，更是一种现实构想。

一、“元叙事”语境下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的特征

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实现了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为消除物质贫困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以大无畏的胆气和魄力，向世界许下了消除“贫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的庄严承诺，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千年来人民的梦想，成为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是，2020年消除了绝对性的物质贫困并不等于“贫困”的终结，除了还有少量“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和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的贫困者之外，后2020时代面临着比“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更艰巨的任务，就是“精神贫困”的治理。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分，它们共同构成贫困的两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物质贫困主要是指生活资料匮乏、难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存型贫困，属于社会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理论中的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一般来说，物质贫困是暂时的，通过“两不愁三保障”的精准扶贫以及外力的“输血”，找到脱贫方法、措施后，一般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改善，能够尽快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解决好生存和温饱、实现脱贫。治理难度大的是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样的高层次需求，解决人们发展自身的精神需求，成为后2020时代最迫切的任务。后精准扶贫时代面对的主要是制约发展的精神贫困。众多的扶贫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真正贫困的原因是“精神贫困”，脱贫困难无望的贫困者90%以上在于精神性贫困。

精神富足的人，就算一无所有，同样能过得风生水起；精神贫困的人，哪怕得到再多金钱，还是会将人生活得一败涂地。物质贫困不可怕，精神贫困一贫毁三代，因为物质贫困还可以思变，为下一代营造一种“不差钱”的生活气氛。富兰克林说过：“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认为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困的思想”。物质贫困是根本，精神贫困才是关键。

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精神贫困”，是“指人的理想、道德、信仰、价值观、风尚、习惯等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生活观念等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的状态。”有学者将“精神贫困”称之为“个体失灵”（Individual Failures）或“行为失灵”（Behavioral Failures）或“志向失灵”（Aspiration Failures），患上精神“贫困者可能缺乏争取和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志向”。

精神贫困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志气缺失、能动性不足、精神怠倦、不思进取、眼光短视、急功近利，是精神贫困的最一般特征。人穷志短，精神贫困者不能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决策和思维，个体福利无法实现最大化，最终连锁诱致成为物质贫困者，进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旋涡中不能自拔，以致产生安贫、争贫、扮贫、炫贫的怪现象。具体来说，精神贫困表现为：

一是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宿命观。精神贫困者将自己的贫困归结为上天安排和命运决定，在他们心目中，人的命天注定，富贵是前世修来的，命里没有就不必强求。因此，他们面对贫困，精神颓废，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企求神灵和上天保佑。在对一些贫困地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的贫困者，村民衣食无着，建设资金匮乏，但修碑、建庙、求神拜佛之风却盛行，稀缺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变成了陷人们于迷信狂热的麻醉剂，这种安贫认命、不思进取的宿命观，销蚀了仅存的可以改变贫困命运的精神动力。

二是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精神贫困者低品位的价值观和封闭的自然环境，衍生出一种低水平的“阿Q精神”和畸形的心理平衡，他们安于悠闲，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调查中发现，东北地区的一些贫困者安于“猫冬”，长长的冬季坐在炕上喝小酒、打麻将，自得其乐；大别山区一些贫困者的“火炉心理”，一年中从农历9月开始到次年4月，整日围在火炉边，即使走亲串户也提着火炉，一年中长达半年多时间被火炉消磨，不但不知痛惜，相反却在贫困的悠闲中自感满足，流行的顺口溜是“脚蹲小火炉，手捧玉米糊，皇帝老子不如我”，信奉的人生箴言是“穷点无所谓，只要别受罪”；作者调查中亲历这样的贫困者：40多岁的男人，智力正常、身体健康，不种地不成家，靠低保金喝酒，每天早睡晚起晒太阳坐等脱贫，为不受种田之“苦”把责任田转让他人耕种，自己拿着钱到外地要饭。这种贫而安贫、不求进取的心理，滋生了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态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活得太累”，敬业苦干被讥讽为“牛马生活”，刻苦耐劳被视为“对不起人生”，游手好闲则被认为是“活得潇洒”“哀莫大于心死”，这种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磨灭了贫困者改变现状的所有追求。

三是“等、靠、要”的价值观。长期以来，我国在消除绝对物质贫困中习惯于采取“送粮、送衣、送救济”的“输血”扶贫方式，虽缓解了贫困者的物质生活之需，但也产生了极大的精神负面后遗症，使一些贫困者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在对大别山区贫困调查中发现，一些贫困者存在着严重的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的现象，一些贫困者甚至躺在政府救济上多生孩子，在他们心目中，多一个人头就多一份救济。有的地方为多要政府救济弄虚作假，少报田亩、产量和收入。还有的村民在政府检查精准扶贫工作时，把粮食藏起来，装作揭不开锅的样子。实践证明，这种单纯救济式扶贫，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许多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产生了严重依赖心理，鼓励了一些村民的懒散怠惰，助长了他们“等、靠、要”的度日观，“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这句大别山区的顺口溜，就集中反映了一些贫困者多年养成的“等靠要”的精神状态。

四是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的经济观。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差序格局”的限制，导致一些贫困者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著的偏爱和迷恋，而对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有着一种本能的隔膜与排斥。这些贫困者宁可懒散地在自己熟悉的家园中忍受着贫困，也不愿融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而是秉持着“金窝银窝不如草窝”的惯性心理和“七十二行、以农为王”的传统心态，坚守着“种田为吃饭、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犁田”的经济活动规范，老守田园，驻足贫困，以浓重的排商、畏商心态躲避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自得其乐地躲在自然经济的港湾中，过着“只要吃饱穿暖日子悠闲”的低层次温饱，周而复始地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

精神贫困者的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精神一片空白、世界一片灰暗，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情绪低落、依赖性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破罐破摔等，价值品位低下，甘于贫困。它宰制了贫困者的头脑，腐蚀了贫困者的肌体，禁锢了贫困者的手脚，使陷入精神贫困的人们丧失人生价值的合理追求，泯灭了改变现状的信心，消磨了战胜贫困的意志，把贫困者一步步地推入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身在贫中不知贫，懒散无为混春秋，没有挑战贫困，创造新生活的任何精神动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一旦充溢着一种比物质贫困更难治理的“精神贫困”，就会从价值层面上锈蚀这个社会的肌体，使得贫困更容易代际传递，大大增加贫困治理的成本。因此，后2020时代的“精神贫困”治理，将比“精准扶贫”时代的绝对物质贫困治理难度更大、更艰巨、更具挑战性。

二、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存在的“心物场域”

元叙事针对的是一个宏大的场域来讨论问题。爱因斯坦说过，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尽管后2020时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物质贫困，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场域中，“精神贫困”成为这个场域的标志性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简单的物理环境，而是中国人认知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这个场域影响。贫困者观察作为心物的世界，知觉现实的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和被知觉现实的物理场（physical field），即得到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是不一样的[9]。人们的心理活动是心理场和物理场结合而成的“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同样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同年迈的母亲和时髦的儿子评价一把“老式椅子”，年迈的母亲视它为珍品，因为它蕴含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时髦的儿子则视其为一堆破烂，因为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危机。处在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 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方面构成的环境中的贫困者，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地理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臆想中的行为环境支配，行为环境在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理环境调节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心理场在运作着，作为由自我——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力交互作用场的有机体心理活动，当贫困者的行为环境意识到可以不通过辛苦劳作能够获得消除贫困的资源，就产生不了消除贫困的心物场的张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心物场的地理环境，又诱发贫困者的物质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需求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是不能逾越，也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化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逐步转向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因此，贫困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场域中的典型特点，“精神贫困”成为这一场域贫困的主要表现。

贫困者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种“心物场”中，人与环境构成促发人的行为发生心理场的“整体动力”，当人的心理目标与环境结合后，导致“紧张系统”的形成，“生活空间”的动力发生作用，驱使人们克服排斥力，沿着吸引力方向奔向心理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把人的心理因素注入到客观环境作用中去的一种“行为环境”和“生活空间”，是一种由心理和环境两种因素构成的主客混合环境，贫困者作为主体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富有活力的社会空间中，如果贫困者精神充沛，行为富有进取性，则客观环境对心理产生正向的推动力；相反，如果精神萎靡，就缺乏进取心，幻觉中一切皆听天由命。因此，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的场域中，为精神贫困文化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空气与养料。中国5000年沉淀的“贫困文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的单纯“救济式扶贫”“施舍式扶贫”“输血式扶贫”“保姆式扶贫”结合在一起，助长了一些村民懒散、依赖，结果越扶越贫。

中国实施的“开发式”扶贫，仅限于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开发”，虽然原有的救济式“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即给资金、给技术、给项目，改善贫困人口和地区的生产条件和基本设施，促进了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只能为贫困者脱贫提供客观物质条件和工具，而要真正发挥开发扶贫的造血功能，需要主观条件的改善，使贫困者自身产生一种内生动力。如果他们生命机体僵滞凝固，严重老化，损失了再生功能，即使有了各方面的客观条件，“血”也造不出来，扶贫开发只能起到对物质贫困的缓解，难以彻底根除。即使一时靠扶贫脱贫，一旦扶贫力度减弱，他们仍会返贫，陷入二度贫困。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大别山的岳西县政府给贫困山区注入资金、引进项目，支持他们办乡镇企业和养殖业。但时间不长，多数企业关门或困难重重，养殖厂也蛙死蛇亡，主要原因是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低，贫困者缺乏内生动力。显然，“贫困”犹如癌症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状态，扶贫开发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技术层面，很难达到最终效果。美国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埃尔德·沙菲尔两位教授，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扶贫的观察，发现了“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的原因在于贫困者的“稀缺心态”或者说“穷人思维”，很多穷人即使给他一笔钱，他不会像富人那样用来去投资进行钱生钱的游戏，而是很快花光继续贫困。“稀缺心态”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

三、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治理的路径

后2020时代贫困治理的攻坚战，作者认为主要是“精神贫困”。从本质上说，“精神贫困”才是现代社会中真正的贫困。如何治理“精神贫困”尚没有现代的经验可循，即使有人开了一些药方，也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大谈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下乡、发展教育、进行职业培训等。尽管这些贫困治理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没有能够触及深藏在贫困人口内心中的价值理性和精神世界，不能祛除已经沉淀在贫困人口灵魂深处贫困文化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使得贫困人口“对于促使他发展和增加财富的事物都不感兴趣”。否则的话，不从精神上消除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贫困文化”“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也会在这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要将贫困者在思想上的“要我脱贫”扭转到“我要脱贫”，扶贫不仅要扶钱、扶物、扶技、扶制，更要扶智、扶志、扶心、扶精神，要激发贫困者脱贫的内生动力。因此，后2020时代在消除了绝对贫困以后以“精神贫困”为主要内容的贫困治理，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路径，采取“攻心为上”的“精神贫困”治理方略，从现实的操作层面向深层价值层面转变。

第一，加强贫困“耻感文化”的弘扬，有效发挥贫困治理对象的“主体性”作用，激发贫困者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中华传统文化中“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生命力，“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耐得住“穷困”的人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孔子甚至把对待贫穷的态度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要求人们“贫而无谄”“贫而乐”，超然于贫穷之外，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民族心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具有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得民族成员在贫穷落后的压力下仍然保持一种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复原、成长的心理机制，铸造起超强的抗贫困韧性、耐久性和忍受力的民族性格，以及战胜贫困的信念、意志、毅力和恒心。中华民族成员对贫困的这种韧性和抗力，成为战胜贫困的一种精神武器。但是，这种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时代的贫困文化，这种“安贫乐道”的贫困观，也给民族成员遗传下了严重的难以愈合的贫困负面心理，以至于成为一种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中让人难以理解的“穷人心态”，即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心态。

长期以来，中国在治理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大量的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纷纷流入广大贫困地区，贫困者成为被优待群体，由于贫困“耻感文化”的缺少，产生了一些人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文化怪异，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千方百计钻贫困户的空子，依赖政府，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将扶贫资金看成“唐僧肉”，将申请到贫困救济看成实力的体现，认为有人脉才能成为贫困户。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影响选择效果，“耻感文化”缺失者选择被动接受的方式成为陷入“贫困陷阱”的精神诱因，因而丧失积极主动、勤劳开拓的生产方式来摆脱贫困的上进冲动，加大了贫困治理的难度。

复兴、发育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发挥“耻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贫困治理中的宣教作用，强调羞耻之心在贫困治理中的约束作用，重塑耻感基础之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形成以贫穷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激发贫困者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在贫困人口的深层文化价值观方面展开一场深刻的革命，即通过其价值观的改造与转换，根除其消极无为、安于贫困的贫困文化，重建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价值体系，生长现代性的人文追求，形成一种反贫困的精神动力。只有经过这样的价值观变革的洗礼，贫困地区的人们才能彻底摆脱贫困文化的纠缠，反观自身，弃旧图新，穷则思变，向贫困宣战。如此，各种扶贫措施和载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贫困人口才有脱贫的希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

第二，通过教育培训、技能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提升贫困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弥漫在贫困者头脑中的“穷人心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贫困者缺乏基本的科学文化素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诸如工业革命4.0、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缺乏起码的认知，脑海里仍然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倚在墙角嗮太阳的思维。社会心理学认为，贫困心理基因是有记忆、有遗传的，越是贫困的人，越具有贫穷思维和贫困习惯。这种思维和习惯造成贫困者接受外界信息的心智容量萎缩，认知“带宽”被稀缺心态堵塞，使人的思维、行为、眼界受限，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大幅降低。大量研究证明，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和发明大都来源于认知“带宽”中的梦想和理想，而贫困者大脑“带宽”中占据的全是为满足生理需求所需要的油盐柴米之类的稀缺物，注意力、观察力、分析能力等都会让位于解决饥饿的稀缺需求，饥饿的人注意力只会被食物吸引，其他的事情很难引起他们兴趣，“穷人心态”使得贫困者很难有要成大事的规划、目标，看到的只有眼前的蝇头小利，行为变得小心谨慎，畏手畏脚，丧失了承担风险、敢冒风险的勇气，更缺少资源支撑到外面世界中去开开眼界。他们毫无魄力所言，只能像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即使面前是浩瀚大海的广阔，他仍然看不到机会，只会望洋兴叹。他们已经被贫穷砍断了搏击的手脚，已经被贫穷扼杀了认知的能力和强悍的执行力。这种资源稀缺尤其是金钱稀缺的窘迫生活造成的“穷人心态”，时刻表现在一个人的日常言行举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自己的家人乃至子女，降低了后代的“带宽”，使他们的心态也变得愈发消极和短视，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成整个民族素质的下降，从而产生贫困迁移，陷入贫困的怪圈。因此，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的治理，重点在于通过对贫困者进行教育培训、技能传授的方式，提升他们的基本素质，使他们有一技之长，在心理上树立起自尊和自豪感；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搞好通信交通基础设施，实现村村通公路，增加农村文化场地设施，丰富文化娱乐活动。

第三，引导贫困者多与外界进行交流，扩大他们的“带宽”。“精神贫困”者形成的很大原因在于封闭、保守，他们对外界的变化缺乏了解，生存状况始终处于自我“一亩三分地”，思维局限在“坐井观天”。因此，改善贫困地区的交通、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为贫困者提供电视、网络、报纸和其他信息交流的硬件，通过社区的功能和引导，开阔贫困者的眼界；利用当地富有特色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外地人来此参观旅游，既通过旅游增加收入，又可以扩大与外地人的交流碰撞，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18]，通过外力增加贫困者自身的信息容量，改变自身陈旧的思维观念；鼓励贫困者到发达地区务工或经商，让他们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感受着市场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冲击，改变固有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内化出新的观念和思想；通过政府的作用让贫困者与发达地区的人结对子、与志愿者交朋友，扩大贫困者的视野；通过脱贫成功者、致富能手以及乡贤模范的楷模的示范和感化作用，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评优树典型活动，让他们接受正能量的致富信息，激发他们的“想脱贫”“要脱贫”的内生动力，扩大贫困者的“带宽”。总之，尽量采取各种措施请外边的人走进来，使里面的人走出去，使贫困者尽快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以消除“精神贫困”。

第四，建立起“精神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穷人心态”衍生的“贫困思维”对社会的影响是持续性、周期性的，传统的单纯用“给钱给装备”的方法进行贫困治理，只能解决物质贫困的局部问题，并不能根本改变贫困的周期性，且对后2020时代的“精神贫困”治理产生“治理失灵”。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难治理的贫困，原因在于精神贫困产生于人的非理性行为，个体失灵，从而产生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极，认知和决策出现偏差，形成无志、无知和无为状态，容易自卑、自贱、自污甚至自损，“带宽”日益狭窄，使得民族缺少智慧和胆识，意味着对世界大势没有控制力，缺乏计划和对趋势的判断，让人的“心思”变少了，最终陷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在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制度安排中，遵循人类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由低到高的认知规律，以文化认知作为人类独有的最高级认知形式为基础，嵌入到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中，投资非正式制度建设，加强对心智不健全、社会素养不够、内生动力不足的“穷人心态”的制度矫正。

从正式制度建设的角度，就是要建立“精神贫困治理法”，明确从政策层面“不扶懒、不扶毒、不扶赌、不扶罪”等“四不扶”，以及对参与黑恶活动、黄赌毒盗和非法宗教活动且经劝阻无效的贫困人口取消获得帮扶和社会救助资格，杜绝“保姆式”扶贫和“养懒汉”，通过法制规范精神贫困者做到“六克服”“六树立”，即克服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观念，树立人定胜天、积极进取思想；克服安贫乐道和宁愿苦熬不愿苦干的懒汉意识，树立穷则思变、苦干脱贫致富的志向；克服不求更好、但求温饱思想，树立追求更好、合理消费的意识；克服老守田园、安土重迁思维定势，树立大胆开放、敢于流动闯天下的思想；克服传统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心理，树立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观念；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意识，树立自强、自信、自立和自食其力的意识。

从非正式制度建设的角度，持之以恒地在对贫困者进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的同时，进行意识形态正能量的灌输，从精神上滋养相对贫困者的灵魂，扩展他们的“带宽”，让他们的“带宽”长期不缩水，大脑不再被稀缺俘获，心理上不再为资源稀缺而感到持续的焦虑和不安，彻底改变限制智力和判断力的“稀缺头脑模式”。

因此，后精准扶贫时代“精神贫困”治理必须注重整体性、精准性、长期性、有效性，重心由物质贫困治理转移到精神贫困治理上。因此，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需要思维上将“授人以鱼”转化为“授人以渔”，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功能，重心从心理和行为机制上进行干预，使贫困者“无志”转为“有志”“无为”变为“有为”“自卑”转变为“自尊”。具体做法是在进行一定的物质激励的同时更多地利用社会规范，发挥社会声誉和“面子”的正向影响力，从内心激发相对贫困者致富的内生动力；对于“失志”“无为”的相对贫困者，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干预，像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给贫困者送温暖、送志气、送信心、送发家致富的决心，挖掘相对贫困者潜在的积极特质、情感和情绪，解决他们短视和低自控力的缺陷，唤起他们内心的觉醒。在制度设计上，要针对精神贫困的特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维度的“四元治理体系”进行“精确诊断”“对症下药”，矫正个体失灵，解决“精神贫困”。

加强艰苦奋斗的意识形态教育，增加贫困者的正能量。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同样，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支撑的贫困者，是很难走出贫困陷阱的。尽管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政府不会马上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要继续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但在重心上主要是针对精神贫困者的特点，加强艰苦奋斗和感恩教育，大力弘扬“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滴水穿石”“弱鸟先飞”“自力更生”等精神，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树立主体意识。要充分运用好农村“大喇叭”、村内宣传栏、微信群、移动客户端和农村远程教育等平台，发挥乡村干部和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优势，组织党员干部、技术人员、致富带头人、脱贫模范等开展讲习，提高扶志教育针对性、及时性、便捷性和有效性，增强贫困群众摆脱精神贫困的动力。（唐任伍）

本文刊发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