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与社会治理走向的调整

国内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经取得本土传播基本阻断的阶段性成果，全国各地的基层社会治理在这场大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较好成绩。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面对境外疫情输入与国内疫情反弹的压力，如何化危为机，必须站高望远，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变压力为动，从面临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登上新台阶。

一、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流行引起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

由于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经济运行受到巨大冲击，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健康遭受到巨大威胁。疫情有可能常驻人间且在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交替爆发，我国处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包围之中，疫情防控已经并持续常态化。我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果断决策深得人心，人民群众赞同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但对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经济的萎缩深感忧虑。特别是，全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不确定的因素集聚，经济下行乃至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存在，普遍担心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对外贸易的前景。“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难度持续增大，待就业群体与部分低收入人群生活出现困难，公众的心理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

（一） 多数人消费趋于谨慎，拉动消费难点较多

复工复产复业正在全国有序推进，整体经济形势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产业链中“断点”“堵点”的现象，并不是单方面努力可以解决的。中小微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严密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矛盾突出，劳资双方都有资金困难，有的企业已经遇到了“复工后没有订单更加难”的困境。就业年龄段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收入减少，退休人员更加感觉到“保命钱”的重要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增多，消费行为趋于谨慎。尽管有不少地方发放了消费券，但拉动消费的难点较多，世界经济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会持续增大。

（二）个别人冲动行为抬头，维护社会治安难度加大

市场上的部分成员可能出现报复性消费的行为，但实践冲动型消费的比例不大。具有经营、还贷、维持家庭生活等多项压力的年轻人内心焦躁，等前段时间产生的矛盾与人们心中的积怨可能集中爆发，出现危害社会治安案件高发的现象。在市场经营困难的状态下，不诚信的行为可能增多，也为失信者浑水摸鱼提供了隐蔽的空间。在全国各地人财物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开的背景下，预测诈骗类犯罪会随着网络直播、主播带货等新的销售形态出现发案高潮。个人维权与群体性维权（包括保护个人隐私）的事件高发，维护社会治安的难度持续增大。

（三）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呈现多样化，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

人们对疫情防控期间生活样态和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是以“特殊时期”“特殊情况”接受的，对聚会、聚餐依然保持渴望（如近来“酒驾”增多）。特别是，公众对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形成的好做法（如减少开会、开视频会议、居家办公、保持社交距离、一米线排队、使用公筷公勺、人员聚集场所预约分时段到达、等等）转变为生活常态的心理准备不足。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更加多层次、多样化，突出地表现在对身体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对党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呼吁更加强烈。公众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对公众数据开放、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更细，信访接待和要求法院立案的数量均可能增加。

（四）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增加与焦躁情绪同在

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使得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对持续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心理准备不足，甚至发出“防控还要多久”的疑问。随着疫情防控时间延长，人们的侥幸、麻痹、松懈情绪渐增，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将会增多。随着世界经济萎缩，国内企业的裁员与破产，失业人口数量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必然有人担心“明天的日子怎么过”。不确定、不可抗、不稳定的因素叠加，焦躁情绪的产生和蔓延已经出现。

（五） 非接触服务创新空间广阔与能力不足的危机感并存

疫情防控期间已经使人感受到非接触为特点的工作方式的挑战，但多数人只是被动地接受非接触工作法，对改变自身知识缺陷与能力的动力不足。疫情防控期间所创新的网上交流、扫码服务等方式得到公众的认可，也为进一步创新非接触工作、非接触服务开辟了广阔空间。网络服务客观上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挑起大梁，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也对培养年轻、亲民、接地气、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使命感与疲惫感并存。来自上级的考核压力与来自群众的评价压力叠加，唯恐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出现，身心俱累，知识缺陷与能力不足突显。希望减轻生活压力“边工作边充电”，在政策支持、科技支撑、进修培训等方面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二、 公众对政府期待、社会治理需求的走势分析

新冠病毒的流行，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全球的危机，使得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生命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急切期待党和政府能够化危为机，领导国家尽早重归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轨。疫情防控的实践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升了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也提出了法治更加健全、民主更加务实、政府信息更加透明、数据更加共享的呼唤。全国疫情阻击战在社区防控与救治患者两个阵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公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比较高，同时也感到紧急状态下的许多措施和智能技术应用进入了日常生活，在内心深处也有选择身体健康还是选择隐私保护的纠结。由于疫情的凶险和扩散的威胁巨大，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紧急措施，迅速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不是很成熟的智能化技术也迅速投入了实际应用，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充当了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小白鼠”。疫情终将过去，人们总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也希望在疫情防控期紧张化的情绪得以缓解，获益得到固定，受损得到弥补。首先，应当看到多数市民对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具有比较强烈的感恩心理；第二，应当清醒认识疫情防控暴露了各地在公共卫生建设、突发事件应对、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短板”，认真倾听和坦诚接受批评，并在未来的工作中加以改进；第三，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国多点、移动、持续爆发，公众对未来疫情防控措施设计的科学性和落实到位率的担心也在增多；第四，应当充分估计到一部分人既感到生活在中国获得了健康保障，又觉得失去了包括隐私保护在内的个人利益，可能在疫情缓和阶段提出较多的意见。所以，公众心理在疫情防控转入持续化、常态化过程中的基本走势是：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与呼吁更多、要求更严；对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的需求更高、更细；希望能够得到比相邻地域人民更多的实惠，至少不出现收入的下降。

三、因变而动，科学调整基层社会治理发力点的建议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和国内疫情防控的持续向好，全国疫情阻击将会走向以口岸把关为主的阵地战和以社区防控为主的常态化。未来在一段时间内，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和社区疫情防控的压力还会持续增大，社会治理将不断面临新课题的挑战。必须清醒看到国内外疫情防控与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因变而动，以动谋胜，科学应变。

（一）在巩固平安建设成果的同时推进全民安康建设

2020年4月7日，上海出台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简称公共卫生20条），明确提出，要建设五大体系，包括公共卫生的应急指挥体系、监测预警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显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与社会治理密不可分。尽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尚未结束，但已经深刻暴露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短板。依照习惯的思维，健康是个人的事，但实际上卫生健康事业既是关乎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民生问题，又必须是政府谋全局、负总责，承担第一责任人，将卫生健康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统筹规划。尽管上海已在2018年发布了《“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实践已经证明，全民卫生健康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正常运行基础条件，是涉及国家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有必要跳出单纯民生的思维惯性，重新思考全民卫生健康治理的定位。社会治安稳定是大局、是基础，但平安建设与健康治理的关系极为紧密，失去了健康也就没有安全可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从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的大局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必须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建立在“安而康”的基础上，健康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平安建设已经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把平安建设与健康治理结合在一起推进，名称上也可以改用“安康建设”的提法。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策供给、财政支持、全民动员、社会参与、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等各个方面，齐抓共管“安康建设”。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安康建设”包括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两大部分，在软件建设中除了临床诊疗外，公共卫生服务、科学生活方式养成、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心理服务等工作都可以糅合在社会治理中进行。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短板也不可能仅靠医疗卫生系统解决。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许多经验都可以吸收到全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治理的工作之中，率先在实践中形成“平安+健康”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二）为稳定就业提供更加细致实在的帮助

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已经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为主要内容的“六稳”是下一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疫情袭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困难，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稳定社会秩序的核心是抓好就业工作，“稳就业”居于“六稳”工作之首。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吴金城用“无中生有”“有中启转”“转中做大”这三个词来描摹疫情期间的在线新经济图景，将其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因疫情倒逼而新催生出来的新业态新模式，体现“新”，包括远程办公、“无接触”配送等；第二类是将线下成熟的业态模式转移到线上线下相互融合，体现“转”，包括在线展览展示、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第三类是已有模式在疫情期间得到发展壮大，体现“大”，包括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在线文娱、生鲜电商零售等。社会治理应当契合经济发展的大势，助推解决社会生活难题的解决。一是社会治理必须更加关注就业，当好企业与待就业人群两个方面的共同朋友，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二是加强困难人员兜底保障，构筑“保基本”的社会安全网，帮助解决群众就业、医疗、社保等方面出现的困难：三是关注学生长时间未复学以及复学初期出现的心理适应难题，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四是强化对困难人群多方位帮扶和心理支持，注意防范极端行为的出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实现疫情防控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双赢

现在全球疫情峰值尚未到来，预计疫情蔓延的态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可能导致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上海已经制定优化营商环境3.0版，总体思路“三个不变”是正确和必要的，即系统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不变，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改革方法不变，将增强企业获得感作为首要评价标准不变。与此同时，建议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防止失信人在多次列入“黑名单”之后仍然逍遥法外，为诚信者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应当克服社会治理工作与社会经济运行相对疏离的陈旧模式，识大局、明大势、挑重担，以更开阔视野和思路用社会治理促经济发展，加快建立疫情防控、保障经济运行秩序“两手抓”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疫情防控中创造的“无接触工作”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下一步要因势利导，扎实推进“无接触服务” “无接触消费”等新形式，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的发展，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四）建立平时共建共治共享向战时联动联防联控转换机制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会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防控措施的落实中也很好地应用和扩展了社会治理的经验，但也存在薄弱环节。比如，俗称的“三驾马车”未形成合力，居委会干部与社区工作者的压力过大，物业公司得过且过，业主委员会难觅踪影。社区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数量还不够多，有的党建服务中心“关门”，区域性的党建联建也有“暂停”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一流治理”的重点就在于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各方面的力量能够结成一体协同运转。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三者关系的理顺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社区的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批评的声音和不同意见的议论可能增多，需要进一步广开言路、认真倾听、坦诚交流，探索基层民主协商的议事规则。

社会治理的力量来自方方面面，不能由不同的部门建立本系统的平台或者活动中心，像“农家土灶”那样各自运行。我建议，在平安建设转型为安康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摸清辖区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的底数，明确党建引领在社会治理的责任，赋予党建服务中心统一动员和组织辖区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责。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形式应当各尽所能、量力而行，既可以是参与志愿者活动，也可以是出谋划策。但是，党建资源一定要在社会治理中亮身份、起作用、做表率。下一步，要完善以突发事件应对为背景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抓手，把党建服务、综治网格、社会治理、卫生服务整合为合力协同运行的统一平台，建立平时共建共治共享向战时联动联防联控的转换机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中，建立平时共建共治共享向战时联动联防联控的转换机制有两大作用：一是平时起到服务、指引、指导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进行预防和准备；二是在各类突发事件出现苗头进行有效的预警，一旦突发事件出现，立即组织力量有效应对。

（五）实现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向更加“好用”的提升

科技界在疫情防控期间为社区工作提供了各种类型的支撑，有的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探索的步子已经迈出，前景是可喜的。建议下一步，认真总结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加强科技支撑的针对性、实用性，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技术准备。例如，基层治理经常遇到“填报表”太多的困扰，不少工作人员成了“表哥”“表姐”。为此，一方面要尽可能压缩“报表量”，另一方面也要运用网络技术自动生成报表数据。在疫情防控中，上海临汾路街道联合同济大学开发了智慧“临小二”的服务系统，能够把一些原先需要手写的事项百分之百变成全程非接触的网络自行生成，大大减轻了第一线人员的工作强度，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类似的经验应当推广。社会治理的任务繁杂具体，目前的技术发展已经能够实现对人皮肤以上的形态识别（如人脸识别）和皮肤以下的数据检测（如红外测温），但数据的自动生成、分类归集和大数据分析还有许多薄弱环节。科技支撑要以需求为导向，针对社会治理实际工作的难点，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实际作用。

（六） “随申码”改造升级为个人动态数据集成码

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城市都实行了“健康码”管理。上海的 “健康码”称为“随申码”于2020年2月17日上线，相当于一张疫情期间的个人通行电子凭证，运用至今效果是比较好的。“随申码”汇聚了卫健、公安、交通等各部门，以及电信运营商、航空、铁路等企业的数据，已经有了较好的应用基础，也得到了公众认可。现在的问题是，表面上每一个人都遇到了“卡和码越来越多”的麻烦，实际上冠之以“某某云”的数据平台依然是“信息孤岛”。如果“随申码”用了一段时间就废弃，损失就太大了。我建议，将“随申码”改造升级后，通用于包括医疗、卫生、健康、公共交通、小额支付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使得“随申码”在社会生活中随身携带、便捷可用。目前，居民身份证承载的主要是与身份有关的静态数据，“随申码”主要具有动态数据的归集与查阅功能。居民身份证的功能是国家决定的，可以探索将“随申码”升级，成为市民离不开的 “随身码”。“随申码”升级的基本思路有二，一是“随申码”绑定 “一网通办”，实现凭“随申码”就能直通政府各部门；二是赋予“随申码”乘坐公交、预约就诊、咨询投诉、小额支付、办事服务等更加强大的功能。三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变一城一地的“健康码”为一定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等）通用，进而发展为全国通用，更好地实现“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升级后的“随申码”可以既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也能整合更多方面的数据进入社会治理的大平台。例如，以预约为例，现在“随申码”仅有预约行政服务中心的功能，如果把预约扩展到医院门诊、预防接种、遗体捐赠、志愿服务、公益活动、文博参观、游园扫墓等各个方面，对方便群众生活、提高办事效率、自动归集数据和大数据分析都会大有益处。

（作者汤啸天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