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1.6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2.2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科技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18.62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4.6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1.1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18.17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46.9万（含华南游击队0.45万）；1944年为50.7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2.3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12.5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52.7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科技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