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扶精神贫困 过美好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 于丹

本届论坛和往年不同，有了新的气象，就像十九大报告里讲到的“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在这里我提出我的三个观点。

让精神扶贫成为全民观念

什么是精神扶贫？过去我们为了扶贫而扶贫，扶贫更多是由富裕人民扶植贫困人民。但我想说，能够去扶贫的人，本身也得到了帮助，这才是扶贫的精神本质。能赠与他人的人，永远是一个生命里有尊严、有慈悲的人。

正像蒋正华副委员长刚才讲到的“扶贫、慈善，过去我们认为是行为的施舍，但是今天它正在成为一项社会的事业”。过去我们讲扶贫，似乎只是存在于大灾之年或者突发灾难时，才显得特别重要。那么人民在精神扶贫这个概念中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我们在救助他人的时候，是否可以感觉到给予永远都比索取要高贵？

富裕是一种财富的数字，而尊贵是一种精神的价值。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文化界依然存在着“文而不化”现象，财富界也存在着“富而不贵”的现象，这都是我们新时代里要解决的社会顽疾。如果“文而不化”，学问就只能躺在经典里，不能化育人心，不可化育行动；如果“富而不贵”，财富就永远是富豪榜上可以炫耀的数字，并不能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怎样真正落脚到“创造美好生活”的目标？那就是从精神上要“文而化之”，从行动上要“富而尊贵”。

精神扶贫，要有全民的共识，就是共有的观念，观念的力量是最大的。每个人都能伸出援助之手，把帮助他人当做一种共识。

精神扶贫，不应该折合成每年到位的扶贫款，应该切实反映在有多少孩子接受到了教育上。如果不想让我们下一代继续贫困下去，不想让我们在混沌中挣扎，想让更多人明辨是非，就要让乡村的教育真正振兴起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能让扶贫仅仅只是物质救助，我想这应该是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提升扶贫的精神和教育含量

人人都要有恻隐之心，有同情心，有慈悲心。看见别人受苦受难，我们心中会不忍，这就是仁爱的开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老小好是起码的价值共识底线。我们的扶贫能不能摆脱简单的数字与物质的扶贫，在精神上考虑一下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个民族的教育，不应该只教孩子高精尖的专业知识，更应该教孩子生命的常识；不应该只教孩子追求规模发展，更应该教孩子严守规则；不应该只教孩子大有作为，更应该告诉孩子有所不为；不应该只教孩子追求成功，更应该告诉孩子终身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一辈子就做过这一个单纯的职业，就是做个老师，我后半辈子还会做个老师，因为我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做不完这些事。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什么叫“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就是人要懂得礼义廉耻，人要有羞耻心，不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我们应保持传统的辞让、恭敬的美德。“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再多的智慧，再多书本的学问，都不如明辨是非。我们教育孩子，不能只教知识不教见识，更没有胆识。我们需要一批有识之士，但不是死知识，是纵览天下的大见识，最后历练出担当的胆识。

今天中国的使命已经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扶危济困，今天的中国正在国际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释放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孩子连是非都不明辨，我们是否还能站在这个平台上？我真的希望在我们救助那些贫困地区的时候，脱贫的指标体系里面应该有当地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因为我相信指标体系是一种导向，用评价体系去重新安排这些善款的到位与落实，最后完成它的验收，不能只做不验。

让公民养成慈善习惯

我依然想在行动层面上发出呼吁，让慈善不仅仅是富翁、明星、公众人物层面的事情，让它成为一种公民习惯。

慈善是人的本能。把慈悲作为种子放在孩子们的心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恻隐之心，就是看见别人受苦自己心里会难受，自己能够帮人而不吝啬。更大的慈善是行动，是他愿意去做。社会慈善要从幼儿园做起，我们未来的社会才真的有希望。让慈善成为公民习惯，从孩子的日常积累开始，也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计划开始。

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够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做公益，我们就真的接近美好生活了。不是指望这些钱能改变什么，而是这个钱换来了自己精神上的尊贵。

2018年到来了，我不知道慈善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一种公民习惯，让我们从孩子开始、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月收入和年收入开始。信任这个社会，信任我们每个人，真正捐出来的是一份人性。我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能等到社会制度完善到毫无瑕疵，我们才能够解决不平衡与不充分。

首先得自己做到足够好，并且作为一个公民，在行为层面上给予别人更多的信任。这样更多的公民就能连接在一起，那么慈善就做起来了，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根据第五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