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贵州社会转型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贵州通过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其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一个传统型社会变成了一个现代型社会，而随着贵州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贵州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社会治理体系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贵州社会转型的现状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的重大变迁、变化或变革，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贵州省的经济社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第一，社会经济基础完成转型，从贫困大省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正如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所总结，贵州在十八大之后的脱贫攻坚实现了“一步跨千年，同步奔小康”。在2011年末，从人口来看，贵州省仍然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3.12%，即全国每9个贫困人口中，贵州就占1个，贵州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贫困人口。从行政区看，贵州省88个县（区、市）中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34个贫困乡、13973个贫困村。但到了2020年，贵州省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贵州已经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的行列。

第二，社会经济结构快速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到2020年，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贵州经济增速已经连续10年位居全国前列，其经济社会也都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在1978年，贵州的三大产业结构还是41.7：40.2:18.2，到2020年，贵州省的三大产业结构已经变成14.2：34.8：50.9。贵州省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早已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贵州也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在工商业经济的拉动下，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已达到1.78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已经达到20397元，较以前都有了大幅提高。

第三，经济体制发生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在农村经济中的调解作用。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基本经济制度化约为清晰的基本框架和具体的实施步骤，随后的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也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前进。由此我国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市场也成为经济社会中重要的资源配置力量，我国社会中也逐步建立起了全国商品市场、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全国婚姻市场这三大市场。在此背景下，作为西部内部省份的贵州青壮年群体大量选择到东部发达沿海地区务工，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也带动了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社会组织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静态社会迈向流动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废除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放松户籍制度，逐步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农村逐渐空心化，调研发现，现在大量农村仅剩下20-30%左右的常住人口，其余人口基本都是外出务工，为了获取更高的就业收入，流动的务工群体大量出现。到2020年，贵州省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达到1169.48万人，而同期贵州省的常住人口也只有3856.21万人，流动人口超过总常住人口的30%，可见贵州已经成为一个流动社会。而随着贵州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贵州省的流动人口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第五，城乡关系发生转型，从城乡隔绝到城乡融合。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城镇重工业，我国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提取资源，为了保证资源的有效提取，我国在城乡之间建立了两套不同的制度体系，让农村与城镇在人口和产业等方面长期处于城乡隔绝的状态，由此塑造了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针对长期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三农”问题，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上明确提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我国实现了从“城乡隔绝——城乡融合”的转变。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贵州紧跟国家政策，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加大对农村的各种资源投入，到2020年，贵州30户以上自然村寨已经全部通硬化路，光纤、4G网络和动力电村村通，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都得到极大改善，城乡之间的差距得到有效缓解。

第六，城乡社会人口结构快速转型，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放松户籍制度的方式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快速的人口城镇化。与2010年相比，2020年贵州的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从33.81%迅速提高到53.15%，城镇人口比重在10年内提高了19.34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根据惯例，城镇化率从30％到70％的阶段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超过50％就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可见，在当前贵州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的背景下，贵州也已经进入新的“城镇化”时代。而关键是，在可预期的未来10-20年里，贵州仍将处于继续城镇化和城镇现代化的过程中。

第七，社会人口结构发生转型，从成年型社会快速进入老年型社会。按照联合国标准，我国自2000年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突破总人口比重的10%，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已达2.64亿，老龄化率达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贵州从2003年开始从成年型社会进入老龄型社会，尽管贵州的整体人口年龄结构比全国要相对年轻，但因为贵州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所以贵州的常住人口老龄化比例发展较快，到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5.3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1.56%）。贵州也早已从成年型社会进入了老龄型社会。

第八，社会心态整体变化，从不满愤懑到平和包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必然对社会心态产生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初始，原有的以“大锅饭”和平均分配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市场经济下人们收入结构不断分化，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各种社会乱象丛生，由此社会上的不满愤懑心态得到扩大。但进入21世纪以来，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惠及到了所有民众，实现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改革开放初期的“脑体倒挂”、贪污腐败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人们的个体幸福感、收入合理性和对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社会分化的接受程度也都得到增加。因此，社会大众对社会的总体态度越来越平和包容。

二、贵州社会转型中的问题

当前，无论是全国还是贵州都仍在快速发展之中，社会转型都没有最终完成。但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中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接踵而至，多种因素交杂在一起，让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空前；另一方面，贵州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所以在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会更多和更突出。

第一，贵州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体量仍比较小。尽管贵州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仍比较小。从经济体量来看，贵州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6%，但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1.7%，两者并不匹配，且还有较大差距。从人均收入来看，2020年贵州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795元，而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全国最高的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2232元，可见，贵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67.71%，占上海市居民的30.17%。其中，贵州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收入的82.3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全国平均收入的67.96%，可见差距非常大。同时，按照2019年贵州统计，贵州农村中仍然有20%左右的低收入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926元，而同期全国农村20%的低收入户标准为4262.6元。可见贵州的相对贫困程度仍然较深，小康基础需进一步巩固。

第二，贵州城乡发展不平衡程度较深。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国当前“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而贵州城乡发展差距仍较大，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1987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1.2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9.30元，两者为2.39:1。到2020年，贵州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096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42元，两者已经达到3.10：1，可见贵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中间有所缩小，但整体上一直在增大。相比较而言，全国202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6:1，而城乡融合程度较好的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96: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1.5倍，超过3倍的情况很少见，而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更低。就我国而言，如果把城镇的实物性收入、隐形补贴和社会福利等都计算在内，则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可见贵州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程度较深。

第三，贵州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存在。一方面是贵州相对于全国而言整体上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另一方面是贵州9个地级市及内部各县乡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在产业结构方面，贵阳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达到4.1:36.0:59.9，而贵州铜仁市的产业结构只有21.8：25.0：53.2，第一产业比重仍较大，可见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差距仍然比较大。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20年贵州收入最高的贵阳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305元，收入最低的铜仁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798元，两者为1.19:1。在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贵阳市的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674元，贵州黔东南州的农村常住居民为11082元，两者为1.69：1，差距较大。可见贵州内部区域之间发展也存在较大不平衡。

第四，贵州工业基础较差。尽管贵州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14.2：34.8：50.9，已经成为一个工商业社会，但同期全国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7.7：37.8：54.5，像浙江这类经济发达省份的三大产业比值已经达到3.3∶40.9∶55.8，可见贵州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足。同时，贵州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为52.44：18.35:29.20，与全国的25.1：27.5:47.4和浙江的10.06：39.45:50.49相比，贵州的第一产业比重仍然过大，第二产业发展不足。贵州的工业基础较差一方面导致了贵州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较低，贵州的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全国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西藏；另一方面导致大量贵州居民为了获取更高经济收入而只能外出务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贵州人口流出达到948万，在人口外流方面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河南。而整个贵州也只有3000多万人口，可见贵州人口流出数量之大。

第五，贵州的城镇化水平仍有待提高。一方面，贵州的城镇化规模不足。贵州的城镇化水平在2020年已达到53.15%，而全国在2020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同期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天津的城镇化率早已超过80%，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城镇化率也都超过70%，可见贵州的城镇化率距离全国仍然还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贵州的城镇化质量还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县乡人口的空心化，在大量农业县，因为县城缺少足够就业机会，所以大量城镇居民也只能长期外出务工。还有十八大之后贵州在脱贫攻坚背景下搬迁了约192万农村居民到城镇地区，这些通过跨越式发展的城镇人口的后续稳定和融入也需要高度重视。

三、做好贵州社会转型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因此，贵州应继续秉持后发赶超的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坚定必胜信念，围绕“四新”抓“四化”，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第一，继续狠抓新型工业化，实现工业大突破。大力发展现代工业不仅是推动贵州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路径。①提高工业总量。一方面，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上市，扩大规模，发展一批千亿级、五百亿级和百亿级优势龙头企业，以这些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企业为基础，实现带动发展；另一方面，实施产业大招商，通过大规模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优质企业落户贵州，加快推进工业倍增。②优化工业结构。以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方向，发展现代高附加值工业集群。做大做强一批现代工业骨干企业，以构筑贵州现代高端工业体系。③推动技术创新。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贵州大数据产业基础，通过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施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从而加快推动全省工业经济由要素驱动向科技驱动转变。④完善产业链条。以贵州既有的十大工业集群为抓手，聚焦主导产业需求，产业配套需求，科技创新需求和产业未来发展需求等建构完善产业链条。⑤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通过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建立完善产业链，提高产业园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推动产业园区和工业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⑥做好平台支撑。做强“贵人服务”品牌，通过推动放管服改革等优化经商环境，学习浙江“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方式，降低土地、人力、水电等工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围绕企业和项目发展需求，积极想办法，想对策，打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做好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①打造一批示范点。针对不同市县乡基础和特点，分类分级实施乡村振兴，优先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示范点，尤其是可以针对贵州地理特色和民族特色，建设一批传统村落文化示范村。②积极推动乡村建设行动。加强乡村的耕地、宅基地、房屋等使用规划，因地制宜推动改水、改厕、改厨、生活垃圾处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彻底改变村容村貌。③做好文明乡风建设。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推动乡村家风、民风、村风建设，深入实施乡村移风易俗。④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乡村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⑤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功能，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⑥健全乡村人才队伍。一方面积极鼓励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村创业、工作或任职；另一方面向乡村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助乡村发展。⑦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的舒适性。

第三，稳步实施新型城镇化，实现城镇大提升。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①巩固城镇化成果。继续做好易地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工作，加强技能培训，为搬迁群众提供必要的教育、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保障，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②保障农民市民化的需求。通过进一步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放宽农民进城限制，稳定房价，提高农民的进城能力，为农民进城提供更多便利。③提升城镇化品质。以文明创建为抓手，继续完善城镇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以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等为契机，推动贵州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④提高城镇承载力。以贵阳为特大城市，建设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城市群和小城镇，实现城镇化的有序梯度发展。⑤推动城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展和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治理技术，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效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让基层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全面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⑥拓展城镇经济。加快步行街、商业街、大型商场商圈等建设，培育“夜间经济”“步行街经济”等新的城镇经济增长点，扩大城镇消费，激发城镇活力。

第四，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农业大发展。①大力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充分利用贵州“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山地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特点，以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有针对性的发展茶叶、食用菌、辣椒等适合当地气候的特色农业经济作物，同时针对山地特点发展果树、花卉苗木、木本中药材等林业产业和林下经济。②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改造。贵州山多地少，田地规模小且细碎，通过高标准基本农田改造，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推广现代节水农业，提高农田生产效力。③完善农业产业链。加快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有效对接和现代化，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农业附加值，同时推动农产品走出去，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④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主体有机衔接。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结合与发展。⑤加强农业科技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推广绿色农业、现代农业和高效农业，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第五，大力发展现代旅游，实现旅游大提质。①大力挖掘贵州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结合贵州独特的气候、自然地理资源和少数民族风情，丰富旅游资源内涵，培育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②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建设。吸引多种市场投资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贵州旅游开发，增加旅游投入，盘活旅游资源，加快旅游市场发展。③完善旅游硬件体系。大力推进旅游目的地的水电路讯、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水平；④建立完善相关软件体系。加强日常职业技能培训和行业监管，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立旅游设施标准化、服务标准化、监管标准化的相关规范要求，提升旅游服务质量。⑤提高宣传力度。“酒香也怕巷子深”，贵州丰富的自然景观只有大力宣传才能更为外界所知，贵州处于我国西南内陆，尽管交通的大发展让到贵州的空间距离已不再遥远，但很多人的心理距离仍然非常远，所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渠道宣传打响“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让更多人知道贵州，愿意来贵州。

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本身就是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一个整体，所以贵州应协同推进，整体发展，以开创出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建军；贵州大学副教授：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