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城市化问题的法律治理研究

姚怀生　邱小林

【摘要】城市化在社区产生了失序问题、失灵问题和整合性差的问题，以维护社区稳定、安宁为目标，探索社区法律治理城市化问题的方法，缩小失序延续时间，控制失序范围，以达到失序而不混乱的治理效果；将法律规范与道德行为习惯制约相结合，建立规范控制体系；以居民委员会为主导，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体系。

【关键词】社区治理　城市化问题　法律规范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经历了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的过程，产生了社区失序问题；法律治理失范，产生了社区失灵问题；人口流动性增加，产生了社区整合性差问题。在对社区进行法律治理的过程当中，应重点研究这些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产生社区失序问题

社会学家将社会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①。礼俗社会建立在以家庭、近邻、种族、宗教等为纽带的直接首属人类关系基础之上，家庭或家族是组织的基本单元，用深度、凝聚力、满足度等特征描述社会关系，以看护和家庭的方式把人们聚合在一起，通过来自家庭和邻居非正式的纪律规范约束个人行为，其成员有相似的背景与生活经验，彼此熟识而亲密，以私人方式交往互动，隐私较少，人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秉承集体主义至上原则，通过道德劝说、闲话、表情手势等非正式的道德控制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社会团体成员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形成，与他们的祖辈相似，以人的相似性为基础形成机械融合体，由这种融合体组成的社会是一种封闭的前工业社会，相似于农业社会。

法理社会建立在不同家庭、宗教、团体、组织的人们相区隔的间接次属人类关系基础之上，源于经济组织模式的理性、效率和契约责任，大部分社会交往趋向于短暂化和表面化，人们通过正式的联系集聚于机构和组织中，非个人的、制度化的规则约束个人行为，即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运用法律来约束个人行为，其成员由不同生活背景、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的人口组成，缺乏感情交流，人际关系松散，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坚持个人主义至上原则，社会团体成员存在着明显经济角色差导，以这些差异角色为基础形成融合体，由这种融合体组成的社会是一种开放的工业城市化社会。

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是两种既定对立的理想社会，礼俗社会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共同感情经历历史形成的自然产品；法理社会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设置的人工制品，由自然形成向人工建造转变，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由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②在社会转变过程当中，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逐渐解体，新的社会控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人感到孤独、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些人容易挑战或无视社会规则，这种状况的一个后果就是失常行为增加，社会走向了无规范的失秩状态。“失序”是指因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失范所引起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紊乱。③亨廷顿曾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容易出现动乱和失序的过程。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城市化引起的失序状态在社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城市化使社区由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人们相见而不相识，割断了建立在家庭、邻居关系基础上的联系纽带，劝说、舆论等道德手段失去了对社区的控制作用，法律控制手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控制手段出现了断层，社区陷入了混乱的失序状态。失序是社会进步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反常现象，它打破了现存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常规，并且就此毁掉了文化和经济的价值，诸如勤俭的习惯、熟练的技巧，以及个人的希望、抱负和作为社会秩序内容的生活计划，但如果经过合理的调适，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以之推动社会向高级阶段发展。

在社区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过程当中，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引领、规范和调适作用，这种作用建立在法律与社区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人们在面对新生事物时往往知识、经验不足，不能很快把握社区法律治理的真谛，真理的获得需要有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法律对社区的治理也有一个不断的修正过程，即要经过立法—适用—修正—适用—修正的不断反复过程，也就是说要经过一个法律治理的探索阶段。探索阶段，有可能出现法律空缺、法律秩序滞后、法律实施困难等情况，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产生社区的失序问题，在社区法律实践中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尽量缩小失序的延续时间，将失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失序而不混乱。

法律治理失范产生社区失灵问题

“失范”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是指一种无规范状况，或者是社会准则的缺乏和混合不清。罗伯特•默顿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更改，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即人们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涂尔干和罗伯特•默顿界定的这两种失范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普遍存在。

就前者来说，城市化社区，首属社会关系向次属社会关系转化，动摇了基于家庭、近邻、种族、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纽带，人们混杂在一起，相互不了解，生活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远离，不同收入、家庭、宗教、团体、组织的人们相区隔，社会控制条件和社会控制模式发生了变化，以首属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道德控制方式向以次属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控制方式转化。在转变过程当中，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遇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权威失范、社会规范真空或规范冲突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规范缺乏明确性、确定性和肯定性，对社会成员的指导性不强，增大了人们依照规范行事的难度，人们的社会行为表现就是各行其是，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局面。

就后者来说，城市化社区，用理性和客观程序建立法律秩序，这样的秩序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建立在共识和道德力量基础上的规模较小的直接群体的秩序，人们也习惯于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社会控制方式，对法律控制方式缺乏广泛的认同感，使法律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结果，城市生活导致了社会结构松散，允许以自我为中心等不正常行为泛滥，放纵个人问题迅速膨胀成为社会问题。……以客观制度化的控制来替代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生活方式，……不仅加剧了反道德行为和社会的混乱，同时也造成了道德秩序、社会稳定和社会控制更为普遍的瓦解，形成了一种被认为是社区解体（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状况。社区混乱与社区解体相互叠加，产生了社区治理的失灵问题。

解决社区失灵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完善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目前的社区法律制度滞后于社区的发展速度，不完全切合社区治理的实际需要，不能很好地发挥对社区的引领、规范和调适作用。应该依照社区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些法律进行反复的实践和修正，建立完善的社区法律体系，调整社区的社会关系，规范社区各类主体的法律行为，维护良好的社区法律秩序。

其次，将法律制度建立在人们良好社会行为习惯的基础之上。城市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种比较正式的控制方式，都必须建立在本能、自发的基础之上，才能显出其效力。在正规的法律形式取代民俗的过程当中，城市行政的控制办法应深入到以往只是由个人的爱好和意愿自行决定的某些活动中来，这样的社会控制方式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⑤。

再次，运用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控制方式。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此发展过程当中，新的社会是原有社会的延续，保留有原来社会的因素。在社区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过程当中，也要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对社区具有凝聚力和调节作用，在用法律进行社区治理的同时，也要注意运用道德控制方式，使两者相辅相成，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人口流动性增加产生社区整合性差问题

社会整合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对社会中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因素进行整合，形成统一体的社会活动。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既能维护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使社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会的秩序化、规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缺乏亲和力而导致发展失控，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⑥

社区互动关系是社区整合的基础条件，社区互动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关系，另一种是次要关系。主要关系包括亲戚之间的关系和私人朋友之间的关系，亲戚之间关系建立在忠诚和责任基础之上，私人朋友之间关系建立在吸引力和项目的兴趣基础之上。次要关系是具有目的性的关系，是为获得特别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经常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内在满足感的互动（情感性互动）关系，另一类是仅获得某种目标的互动（工具性互动）关系。情感性互动典型地围绕不同类型自愿协会的形式被组织，如运动会、业余爱好组织、联谊会、志愿组织；工具性互动经常发生在商业协会、工会、政治团体和压力团体的框架内。社区整合就建立在这些互动关系的基础之上。整合后的社区能使所有成员的福祉获得改善，但是当成员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该群体时，这个结论就不可信了。⑦由于城市化的流动性、社会服务安全提升和生活节奏差异化增大，人们较少受到居住邻近性的约束，地方支持系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邻里生活中来变得日益艰难。在这人口频繁流动的城市化社区中，人们自我分类和被分类成城市组织的不同部分，经过隔离、同化、再隔离的协同过程，城市的不同部分和住房的不同类型逐渐由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规模结构的家庭和不同民族、种族背景的人们所表征。⑧人员流动性增加和分化，使社区失去了具有相似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亲近性支撑，无论是主要互动关系，还是次要互动关系都很难实现。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社会互动关系，社区整合无法进行。

城市化社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情感智力发展不足，心理压力增大；二是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就前者来说，城市既解放着人类，又限制着人类，在此，人类实现自我，展示创造的力量，追逐生存、财富、地位、权力、知识等目标，却又忽视情感的培养，人口膨胀、非充分就业、不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就后者来说，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被社会经济、人口、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的群体“侵入”，模糊了人的价值理念，动摇了道德的行为规范性，产生堕落、混乱、无序和冲突。如果缺乏互动和整合，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从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说，是那些对社区没有治理能力的人们仍对地方社区保持着兴趣，并活跃在我们各大城市的地方社区中。妇女，特别是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妇女，以及从地域上被隔绝、禁闭在异地语言中的无形壁垒之中的移民们，才注定要保持着他们对邻里生活的某种兴趣。有能力的人不关心社区事务，关心社区事务的人没有能力，选举产生的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意识薄弱，社区整合能力不强，很难通过交往互动的方式行使社区自治权利，在社区法律治理过程当中，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提高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

依照政府与社会相分离的治理理念，政府权力不是直接介入社区自治事务，而是赋予居民委员会部分行政管理权力，让其在城市化社区自治中起主导作用，整合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社区主体形成综合治理能力，解决在人口流动过程当中社区存在的城市化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有丰富的社区治理工作经验，长期以来，社区居民也习惯于居民委员的领导，居民委员会有能力在社区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对此，要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整合中发挥主导作用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建立以居民委员会为主导的议事协调机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公司三个法人组织主体都在社区行使权力，权力边界并不清晰，存在相互重叠和冲突，应通过议事协调机构协调三方的社区整合行为。居民委员会因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而在协调机构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是协调的组织领导者，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公司是协调机构中的积极参与者。居民委员会在组织召开协调会议之前就拟协调的议题征求包括业主在内的全体居民的意见，协调中对共同管理的事项和各自管理的事务进行充分协商，划清权力边界，明确职能分工，达成共同治理社区的一致意见，向全体居民公布后组织实施，凝聚社区各种资源形成综合整合能力。居民委员会在议事协调机构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帮助业主委员会提高自治能力，协助物业服务公司进行物业管理，维护正常的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作用，协调解决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之间产生的法律纠纷。居民委员会是党和政府治理社区的着力点，在人口流动性强、社区整合性差、法律纠纷频发的情况下，应加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提高居民委员会整合社区的能力，使社区问题在社区内部得到解决，维护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作者分别为南昌理工学院城市化与法律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南昌理工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法律纠纷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BFX070）

【注释】

①Tonnies, s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87 and was

translatedinto English by C. Loomis in 1957 as community and

Society.East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②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③刘祖云：《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④［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1页。

⑤［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页。

⑥叶昌友，王天闻：“社会整合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1期。

⑦［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参见周红云主编：《社会资本与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⑧［美］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汤培源、杨兴柱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