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的孩子更突出

2021年7月24日，教育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政策落地以来，各地围绕校外培训治理和提升校内教学质量等方面持续发力，包括整顿无序的校外培训机构，严控校外培训广告，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等。

如今，各地中小学迎来春季开学，作为“双减”后的首个寒假，孩子们的课外时间怎么安排？家长的焦虑是否减轻？《民生周刊》记者走访了3个家庭。

培养自觉学习、主动做事习惯

“你上学的时候去校外辅导班补过课吗？没有吧。”回答《民生周刊》记者提问之前，崔辉反问记者。

在安徽省蚌埠市经营一家中小企业，崔辉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4岁的大儿子读初二，10岁的小儿子读小学三年级。

“双减”实施后，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都有效减轻。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他没有每天逼着孩子读书、做作业，而是刻意培养孩子自觉学习、主动做事的好习惯，培养孩子做事的条理性。

“双减”之后，意味着孩子将拥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时间会不会被荒废？

在崔辉看来，和拼时间相比，注重学习效率更重要，“小儿子以前写作业总是拖拖拉拉，一张规定40分钟完成的试卷，他要磨蹭两个小时才能完成。经过训练和调整，现在20多分钟就能完成。”

“学习时就集中精力学，玩耍时就尽情玩儿。做完作业后，根据孩子的爱好，打乒乓球、练书法、玩架子鼓都可以。”崔辉说。

晚上11点前睡觉，这是崔辉希望孩子要养成的习惯。据崔辉观察，“双减”实施后，学校老师留的作业并没有明显减少。到了时间，如果孩子没能完成作业，崔辉也会催促孩子去睡觉。

孩子写作业时，崔辉也在旁边写毛笔字。直到孩子睡下后，自己才去睡。与其说辅导，更多的是陪伴。

在崔辉看来，“双减”政策实施前，学生们大都会被逼着去校外辅导机构补课，“这很不正常”。

谈及校外辅导班，曾经经营过培训班的崔辉深有体会。大学刚毕业时，他曾自主创业，做过培训班，“那时候，校外辅导班很疯狂，多数都是为了挣钱，而真正的补习效果，并没有想过太多。”

作为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又怕输在起跑线上。虽然心里对辅导班的作用有过怀疑，但崔辉自己也曾花重金给儿子报过班。

读初一时，大儿子数学成绩一度下滑。为了给孩子补习，崔辉请名师“一对一”给孩子辅导，一个小时200元，每天晚上补一个半小时。前前后后花了两万元，结果却是“一分没提高”。

“是你要我去补习的，我自己并不想去。”孩子的这句话让崔辉深深地意识到，一旦孩子的学习态度出了问题，靠补课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就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而言，崔辉坚定地认为，培训班是很难起太大作用的，“那些考清华、北大、中科大、浙大的学生，有哪个是靠补课补出来的？”

崔辉坚信，只要将孩子自觉学习的习惯培养出来，成绩提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减轻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后，会让一批自律、自觉的孩子变得更突出。

采访间隙，崔辉接到住校的小儿子用生活老师的手机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孩子谈到当天自己利用零碎时间已经把一单元的英语单词背完了。听到孩子的分享，崔辉很是欣慰。

▲北京房山一学校外，等待多时的家长接孩子回家。图/于海军

还孩子多彩童年

春节刚过，孙亦然就开始琢磨“五一”假期旅游的去处了，妻子和女儿也都对此充满期待。

对于这一家三口来说，眼下能有一些游山玩水的机会，实属不易。“如果没有‘双减’政策，孩子的假期，就是我们家长的新学期，孩子的作业、补习时刻都要盯着，很累。”孙亦然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毫不夸张地说，‘双减’减掉了我们的痛苦和焦虑。”

2021年７月初，当“双减”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之前，孙亦然正在为女儿该报哪个补习机构而犹豫不决。

线上线下结合，还是纯线下？一科一报，还是购买语数外优惠课程包？选择名师名校，还是离家近的小型机构？面对女儿的教育，一个个必须要做的选择题，让这个自己还热衷于玩电子游戏的年轻父亲，很是头疼。

“但是，更难过的是我姑娘。”孙亦然此前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除了吃饭睡觉，课外时间要么去补习班，要么去兴趣班，“孩子被作业、补课捆绑着，这不是应有的童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36岁的孙亦然很怀念，他觉得那时候的寒暑假，才真叫放假，两三本假期作业，如果想快速完成，三五天就都能“突击搞定”，其他时间，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玩。

孙亦然从小生活、学习在吉林省白城市，2004年考入黑龙江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到海口工作。提到自己的学习成绩，他总结为，“不好也不坏”，但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童年是美好的。

“那时候，也有很多学科类校外补习班，而且大都是自己班级老师开的班。”孙亦然在义务教育阶段从未报过补习班，在他看来，那时参加补习的同学，都是成绩较差的，的确需要通过补课打牢基础。

“双减”实施之前，据孙亦然观察，当下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在超纲教学。“这样的话，孩子补课，就成了一条没有终点的路，啥时候都补不完。”

“双减”实施后，也有部分家长对孩子们因此拥有的宝贵的空闲时间，究竟该如何安排，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孙亦然则不以为然，“小学阶段，只要掌握方法，把课本内容理解透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作业，更不需要不停地补课。”

如今，孙亦然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课后作业明显少了，在海口，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也不多见了。空出来的课外时间，孙亦然根据孩子的喜好，为女儿报了舞蹈班和架子鼓班，“都是孩子主动要求的，我们不会强加给孩子的。”

“海口的‘双减’改革很彻底，作业少了，课外培训机构的整顿也干净利索。”孙亦然表示，只有彻底改变教育环境，才会让家长和孩子对教育的理解回归原本，“就是要把多彩的童年，还给孩子们”。

看不见的焦虑

退休前，柴万林是沈阳一家知名国企的工人。孙女上小学后，柴万林来到定居北京的儿子家，带孙女成了他的“新工作”。

“政策（‘双减’）出来前，孩子们确实太累了。学科类的报了两个班，非学科类的兴趣班报了3个。不报不行，别的孩子都报，就你家孩子不报?”柴万林说，如果不报，怕孩子学习成绩跟不上。不过，给孩子报兴趣班，多少有点盲目攀比。

“双减”政策的推出，让柴万林和其他一些家长多少有点猝不及防，“在培训班交的钱，给退了一部分，可以后孩子想补课找谁啊?”柴万林坦言，学习优秀的孩子可以不考虑这个事情，但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女在班里的成绩始终处于中下游。

每天接送孙女的柴万林，经常和几个同龄的家长议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教育内卷”这样的时髦词，在他们口中早已不是新鲜词。

“有学习成绩好的，就有成绩不好的，培训的需求就会有。”柴万林说，去年“双减”政策刚落地那段时间，一些培训机构向家长们保证，“政策就是一阵风”，过段时间就过去了。

有一段时间，手机新闻客户端不时会推送“教育机构偷偷培训被查”的消息，柴万林和其他家长们还商量着能不能把老师请到家里?

“听说也有培训班转入地下的，或者自己去家里一对一培训的，后来发现确实有认识的家长把老师请到了家里。”柴万林说，自己也从手机上看到，各地都有家长请“私教”给孩子补课。

“孩子父母的意见是先等一等，我这做老人的也就没跟着着急。”柴万林说，大形势在那里，一些家长也有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唯一希望的就是孩子争气，老师负责。

在柴万林看来，家长在子女教育上的功利心十分正常，“虽然现在不让搞排名，但还是要看分数，分数影响将来升学，升学直接决定未来的学历，学历又和工作、地位这些挂钩。”柴万林说，现实就是这个逻辑。

“有一点你不能否认，从观念上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接受职业教育属于低人一等。考个名牌大学，将来就可能成为人上人。”柴万林直言，现实中有太多家长期待孩子能成为学术型人才，在这种观念驱使下，学生学业压力很难减轻。

柴万林曾经问孙女，如果让她去工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她会怎么想?孙女说，自己对工人的工作不了解，但可以试一试。不过，不想做一个“普通”工人。

“爷孙之间隔着好几个年代，不能对比啊。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做一个普通电焊工、铆工，就觉得很知足了。在自己岗位上体现自身价值，人生就很有意义。”柴万林慨叹。

教培时代落幕，教育告别产业化。柴万林觉得，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制造焦虑的外在环境，但家长们并没有躺平，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焦虑，是看不见的，只有家长才能察觉，感同身受。

采访结束前，柴万林说，减负喊了20年，分数至上的观念依然顽固，学校之间的差别也依然存在。孙女的成绩如果还没有提升，不排除给孩子请“私教”的可能。

（应受访人要求，柴万林为化名）

（□ 《民生周刊》记者   郑智维   郭鹏   于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