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者愈困？如何救助困境儿童

“未来，我要做一个普通人。”当12岁的小辉（化名）说出这个心愿的时候，很多人为之动容。对于他来说，做个“普通人”，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年幼丧母，父亲一去不返，他在福利院和学校跟人打架，留下各种“劣行”。

作为困境儿童，小辉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及时救助，走上成长正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困境儿童数量已达数百万，庞大数字背后是一张张渴望帮助摆脱困境的幼小脸庞。

“当下的困境儿童需求已远远不限于物质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陶传进谈道，“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得到较多关注，但心理、人格、成长方面的困境尤其会困扰一个孩子。”

面临多重困境

在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承担了生活的苦难，对于有些儿童来说，命运如此不公，他们被贫穷、疾病、灾害困扰，或者被遗弃、虐待、暴力伤害……

由于年纪尚小，缺乏抵御能力，苦难在这些儿童身上留下了更深印记，让他们在生活和成长中面临多重困境。

“困境儿童问题的掩埋和暴露程度有深有浅，表层问题更容易被发现和介入，例如家庭经济贫困、物理生存环境恶劣、被社会所排斥等。但对困境儿童产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是那些潜藏在水平面之下、不容易被社会公众察觉的深层次问题，如自尊严重受损、压抑与自我封闭、内心迷茫与无价值感等。人格发展层面的严重受损，是更加根本、更具实质性的困境。”

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联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发布的《困境儿童需求分析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指出。

作为报告主要撰写人之一，陶传进表示，困境儿童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需求满足问题，心理的、人格的、社会的问题更具挑战性，解决难度非常大。

调研发现，在普通困境儿童中，0~7 岁儿童身心发展明显滞后，至少有 18%的儿童在某一领域的能力发展明显滞后于同龄儿童，非安全依恋行为较为突出。小学生非健康心理状态比例偏高，最突出的共性心理问题是对于自我的低认知、低评价与低自信，并且安全与信任明显不足。中学生的自责与恐怖倾向以及学习焦虑凸显，18 岁以上青年中有较高比例出现某一种心理问题。

困境儿童的思维能力与学习胜任感偏低，随着年级增长，学业成绩与压力也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大考验。进入中学后，在外界压力下，他们对于学习的焦虑逐渐上升。

困者愈困背后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现实生活中，困境儿童的致困原因各有不同，尤其是困境程度较深的儿童往往受到多个因素持续影响。

根据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入户调查获取的信息，困境儿童直接致困原因大体上可以归总为四类：一是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存在困难；二是因自身患有疾病或身体障碍导致陷入困境；三是因家庭监护缺失及监护不当而陷入困境；三是因重大变故或遭受侵害而陷入困境。

更让人揪心的是，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困者愈困”的分化效应。报告显示，在家庭、福利机构、学校、社区等场域里，不同儿童往往会受到不同对待，学习好或体力足的儿童因为突出的竞争优势而获得更有利的成长环境。那些竞争优势不明显的儿童则会出现多方面不良对待相叠加的现象，从而更顽固地受困于恶性循环的结果之中。

陶传进看到，还有一些生存能力特别强的孩子，会采取一些反叛方式，如偷东西，被发现后进入少管所。“通常认为法律是最后一道救济屏障，但孩子从少管所出来后会怎样？他会更自暴自弃，同学会更边缘化他。”

在陶传进看来，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修订，国家关于困境儿童保护方面的社会政策及法律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政策法律与社会的妥善衔接还是短板。困境儿童在社会层面发现后如何与政策和法律对接，政策和法律层面解决后如何使其回归正常社会生活？这些都是艰巨的挑战。

帮助之路

如何帮助困境儿童？除了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外，还能做什么？这是全社会面临的难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他们陷入困境，但不应该让孩子一个人来面对。”春晖博爱项目总监肖瑾说。

一些公益组织逐渐介入困境儿童服务领域，春晖博爱是其中之一。报告调研团队深入访谈春晖博爱近两年来服务的困境儿童个案及家庭发现，目前已探索出来的技术手法主要包括两大类。

一是生活场景再造，为困境儿童在原有主要生活场域之外建起一种新的人与人相处的场景，并在场景中接纳儿童、建立自尊、给予认可、融入群体，在这样的氛围中使儿童原本扭曲、萎缩、压抑的内在自我和人格逐步得以舒展、疗愈与发展。比如，在社区或福利院中建立儿童活动中心或儿童驿站，组织夏令营等。

二是生活场景改造，在儿童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对存在问题生活环境系统进行疏通、调解与复原，恢复人与人之间原初、本真的情感关系并协助建立积极良性的互动，创造性地将原本存在的问题变成资源和优势。这种手法通常使用在“一对一”个案服务中，包括家庭关系、伙伴关系、学校及福利院各类关系的疏通与改造。

解决困境儿童发展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要为之努力。

“学校的校长、老师关注困境儿童的意识越强，和社会公益力量合作越多，就会做得越好。”陶传进表示，“学校也要激活内部机制，让老师进入一种追求全人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状态，有爱心，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

陶传进希望，各地在推进社区治理中要将儿童保护纳入，可以建立社工站、收容站等，及时关注和帮助困境儿童。

（□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