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业 创新型城市的行动变量

刘志彪 

重点导读

对于科教文基础深厚、同时又在发展中可能为其资源所累的城市（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的诅咒”）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通资源观与行动观的竞争理论联系，形成基于科技创业的竞争优势，把其作为连接城市科教资源和具体战略行动的媒介变量。如此，才能使科技、人才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度提高，才能把无形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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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业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要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在一些省区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形成数个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这意味着要在一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或城市群率先进行改革试验，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承担探索路径和积累经验的光荣使命和责任。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建设创新型城市就是要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构建主要以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种城市发展模式是当今城市之所以成为世界增长中心的根源，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动力、凝聚力的所在。对于长期依靠投资驱动发展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真正地切入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发展轨道，成为问题关键所在。根据国内外经验，建设创新型城市要把鼓励科技创业放到主体性地位上。

科技创业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不用说硅谷、深圳这些依靠科技创业促进城市繁荣的典型案例，就是像伦敦、纽约、上海这样的世界级历史城市，也都纷纷给城市重新定位，并积极采取措施，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如伦敦提出要成为创业之都，成为创业企业遍布的城市；纽约平均每年新增万人以上的科技类就业岗位，创业速度堪与硅谷相媲美。上海则根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与之前提出的“四个中心”功能协同化，将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性节点城市。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就是要及时转向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的重点和突破口，就是科技与人才工作；科技与人才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就是科技创业；而科技创业就是要让科技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经过一定的时期，转化为一个新的资源，或者是创造新财富的过程。它不是简单的投资项目，也不仅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活动，而是通过创业成为一个企业，最终逐步发展成一个有重要经济地位的产业。

把科技创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显然与过去强调的抓科技创新工作既有内在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在政策上明确地甄别这种差异，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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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把科技创业作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行动变量，把它看成是连接城市科教资源的基础优势与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变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看，科技创业是创新经济发展中两个不可或缺阶段的连接变量。创新经济由两个时间上相继而起、相互紧密关联的阶段构成：一是把钱变成知识的过程，即科技；二是把知识变成技术再变成钱的过程，叫创新。科技与创新不能搞混了。大学和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是把钱变成知识的主体。过去的科技创新政策试图把所有的创新事务都交给大学和科研院所，希望他们既把“把钱变成知识”，又负责把知识变成技术，交给企业去生产。这个模式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把钱变成知识”与“把知识变成技术再变成钱”，这两者的分工机制不同、主体角色功能不同、风险收益也不同。竞争性、营利性企业才应该是承担产业化、商品化风险的主体，而非高校和研究院所。鉴此，在包含这两个阶段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中，政府需做好的首要事情是，大力发展科教事业，促进“把钱变成知识”的转化；然后加快推进“知识变成钱”的进程，并在此过程中设法消除各种制度的障碍和风险，如反映创新驱动要求的创新投资，政府当侧重往孵化和研发方向引导。总的来说，科教事业尤其是高水平的科学研发事业，因外部性较强、超强性投入和运转费用较大，中央政府需承担更多的职能；而在加速推进“知识变成钱”的过程中，因市场化程度较强、收益的内部性对称以及信息优势等原因，地方政府需承担大部分职能。

第二，从实践上看，科技创业工作有助于解决城市长期以来科技与创新活动严重不均衡、呈现“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是政府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点和核心策略。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如西安、武汉、南京等，其科教资源领先全国，但其科技进步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不突出。也就是说，丰富的科教资源可能与经济发展脱节；而单纯的科技和人才工作并不意味着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贡献度。比如南京，至少有70% -80%的科教人才资源“沉睡”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这严重影响政府对本地科教资源投入的积极性。毕竟，当政府把城市税收和土地出让的收入大量投入本地科教事业后，如果长期得不到市场化回报，这些投入就变成了纯粹的公共性支出。这不仅会影响资金投入的良性循环，也会约束政府对其他公共事业的投资预算。

为什么科技行为与创新行为之间会发生这种分裂？究其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城市在过往的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中，一直是由大量事业单位主导着科技和人才工作，其研究成果（科技知识）缺少转化为财富（金钱）的动力刺激、行动激励和目标压力，基于科教资源的竞争优势，没有能够通过基于行动的优势实质性地转化为真实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三，把科技创业作为连接城市科教资源与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变量，可以让城市在未来更好地发挥地域竞争优势。在科技竞争战略研究中，科技创业这一范畴可以用来统一两种看起来对立的竞争优势理论。一方面，过去基于城市科教资源的竞争优势是立足于资源观来分析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问题。其核心思想认为，城市的科技竞争优势建立在其所拥有的独特的科教资源基础之上。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战略思想，并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看来，这种竞争理论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在国内统一市场的运行中，人才这种过去看起来很难流动的生产要素，现在也可以在发达的交通运输、信息传输技术支持下，按照市场价格信号正常流动起来。因此，即使缺乏科教资源基础的新兴城市深圳也可以在市场化原则下广泛吸收来自全球的科技精英，并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基于行动的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效果，不取决于竞争主体所拥有的科技资源禀赋，而实际取决于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真正去做事情，才具有竞争优势。尽管这种观点强调行动力，但仍存在其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文化、习惯、生活便利性和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人才资源具有很强的本地性和不可移动性。因此，如何提升本地人力资源的教育水平，成为城市创新驱动战略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关键因素。

作为一个缺乏顶尖级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新兴城市，深圳通过开放，大力虹吸全球的创新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了创新要素的灵活高效配置，有效地突破科教资源的瓶颈制约，被誉为创新驱动的深圳模式。而科教资源比较丰富的南京、西安、武汉等，并没有凸显科技科技的重要地位。这些城市在发挥市场机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国内其他城市早期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没有可进行市场流动配置的丰富科教资源，也不可能有创新驱动的深圳奇迹。这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深圳模式的成功并不能作为否定科教资源作为基础作用的依据。

对于我国许多科教文基础深厚、同时又在发展方面为其资源所累的城市（有些理论称这种现象为“资源的诅咒”）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通资源观与行动观的竞争理论联系，形成基于科技创业的竞争优势，把其作为连接城市科教资源和具体战略行动的媒介变量。只有如此，才能使科技、人才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度提高，才能把无形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的优势。

强调把科技创业作为科技与人才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目的就是要以人才为引领、以企业为主体，把城市的科教与人才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意味着要以城市优越的创业条件和环境，作为虹吸全球人才的载体和平台；以创建全球化城市节点的要求，集聚科技创业企业，真正把城市建设成为依靠科技创业而重振的国际性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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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业驱动创新城市载体平台建设

以科技创业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行动变量，与过去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强调通过建设各种产业园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制造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的载体平台来发展出口型制造业的办法完全不同。后者主要以低廉的要素成本、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优惠政策吸收外国资本。这与前者强调科技创业的思路的不同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经济目标上，前者是在本城市造，而后者是由本城市创造；第二，在产业性质上，前者是依赖型经济，而后者是开放的自主经济；第三，在发展转型的动力上，前者是FDI主导型的外生驱动力，而后者是本土企业创新驱动的内生动力；第四，在要素依赖上，前者是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而后者是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制度创新为焦点；第五，在工作抓手上，前者重点是对出口导向的开发区建设，而后者则是以科技创业、建设创新平台和综合创新环境为主；第六，在政府政策上，前者主要是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实施,包括土地利用、税收、信贷等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而后者则是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及精神文化的鼓励和诱导；第七，在后果上，前者一般只能取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后者必然获得高附加值。

应该强调的是，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建设完善的创业载体平台。因为创业过程中的产学研协同并非是各部门之间松散的经济交往，而是需要有共同的载体与平台将各种经济联系组织起来。通过载体内部制度化、市场化、网络化的联系，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从而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的竞争优势，为城市的经济增长提供创新驱动。通过渠道支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改革试验的必由之路。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载体平台建设：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创新平台建设。要加快推进以政府为主体的各类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特别是社会公开的各类研发服务机构，发挥公共资源在推动创新、促进发展中的“四两拨千斤”作用。

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平台建设。依靠市场力量推动创新平台建设是根本之计，又是长远之策。这方面很多欧美国家已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其中最主要是要大力发展实验室经济，积极培育研发产业。发展实验室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各科研院所转企改制的步伐，充分发挥其创新资源的优势和创新源头的作用。

三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平台建设。企业最贴近市场，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要建立健全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