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习近平博鳌亚洲论坛讲话及年会亮点

【嘉宾】

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访谈背景】

 2015年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小镇博鳌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将应邀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本届年会共吸引了中外16个国家的领导人、80多位部长出席，领导人规模超过以往历届年会。

【主持人】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与以往相比的都有哪些亮点和新意？都有哪些热点议题，传递了哪些重要的政商信息？

【杨希雨】

今年的年会与往年相比有几个特点，一是参会的规模最大，从外国领导人出席的人数比往年创了新高。从议题的范围，比以往也更广。今年围绕着迈向命运共同体设置了77场，就是设置了77个话题，从数量来讲，论坛14年，是话题最多。另外，话题范围不仅广，而且更加接地气，直接接触亚洲草根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次论坛年会，邀请的是高端人士，但是讨论的问题更加具有草根性，这是同往年比较鲜明的特点。
    
第二个，这次讨论和交流的质量和深度比往年更加突出，比如说，人们对于食品安全既讨论了它的根源、它的现象，还提出了可操作性的观点和建议，为引起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决定者，而且跟有关的相关方，都有很大的启发。与会的高端代表所谈论的议题更具有草根性，而谈的深度和政策的可操作性也越来越具有启发意义。不仅人数多、层次高、议题范围广，而且议题谈得比较深，更具有草根性。我想这个是年会的第二个特点，它所产生的思想成果是非常丰富的。
　　
第三，这个年会照以往有了许多的创新。比如说大会形式上，我们更加结合务虚和务实相结合，深入交流和产生共识相结合，务虚和务实，这个论坛本身并不是为谈而谈，它要产生具体成果，而这个成果不仅表现在思想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实际的领域。思想领域，我刚才讲了，它所产生的这些想法、一些观点、一些主张，确实值得各界来思考。
　   
我们通过直接组织中国同有关国家企业的双边的企业家对话会，把企业家们组织在一起，直接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使企业家之间更加熟悉，建立了商业关系，而且产生了许多具体的商业性的意向书，这就是一个创新。过去讲论坛，无论从达沃斯论坛到G20论坛，大家来谈一谈，头脑风暴，产生思想很好。但是博鳌论坛坚持不仅要务虚，而且要务实，给企业家之间具体的商业合作搭桥、搭台，这是今年第三个特点，除了务虚和务实相结合，还有交流和产生共识相结合。因为大家的观点不一样，大家可以交流。

通过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大家的共识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建立东亚命运共同体这个环节当中，亚洲各国都在呼吁说，亚洲无论分歧矛盾有多么复杂，但是共同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共同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有一些很重要级的人物就讲到亚洲各国人民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通过谈一些敏感的、分歧的问题，最后的结论不是说要各抒己见，而是结论应该是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第四个特点，这次会议，它有几个重大的热点，围绕着主题产生的几个重大的热点，吸引了全球的注意。这个主题，今年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这个在会议期间，几乎成了贯穿各个领域讨论的一个主线。迈向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目标。它的路径怎么实现迈向命运共同体，怎么实现新未来，这里面有几个具体的路径成了这次热议的话题。一个是“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内外各国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包括它的参与的积极性，贡献就提高了。

【保育钧】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刚从博鳌亚洲论坛回来，所以我愿意谈谈关于博鳌亚洲论坛的一些见解。我是连续五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我的感觉这次博鳌亚洲论坛有许多新的亮点，这个新亮点不仅仅是因为人多、规模大，来的国家元首多，更主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大会上的发言提出了非常响亮的一个主张，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打破了人们的一些想法，原来参加会议的人最关心的是中国国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怎么办。没想到习主席站在全球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我觉得他的讲话有以下五个亮点：
第一，对二战以来70年的历史做了概括的分析。这个概括的分析就是，进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
第二，二战以来的兴起做了高度的概括。提出了“亚洲方式”的新命题，亚洲方式的新命题就是互相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进而提出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第三，对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四条原则主张：一是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四是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这四条不仅仅是简单的原则，还有具体的主张，比如提出到2020年建立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东亚经济共同体，提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网络，2015年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等等具体主张，还提出举行亚洲文明对话会的具体主张。
第四，第一次向世界公开了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构想，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所有这些给人们对中国经济以充分的信心。
第五，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片面的理解，强调“一带一路”是共商、共享、共建，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一带一路”不是代替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的互相对接，优势互补。因此，当场就有几个国家提出要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主持人】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15:28]

【杨希雨】

开幕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开幕式本身就是“一带一路”的大合唱，所有的领导人都谈到了“一带一路”，也都谈到了共同命运体。比如谈共同命运，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不言而喻，我们都在谈共同命运。亚洲以外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总督，他就很聪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我们共同的利益一定能够把我们结成共同的命运”。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亚洲国家，我们讲的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就是亚洲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他很巧妙地，也确实是事实。也就是说，不论是亚洲内部还是亚洲以外的国家，事实上全球也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当我们强调亚洲新未来和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就提到共同的利益一定能结成共同的命运。不仅把澳大利亚拉入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而且它揭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非常深刻的道理。因为你的利益是共同的，所以你的命运也是共同的，这不分亚洲内外。奥地利的领导人，他在演讲当中，因为他也不是亚洲国家的，但是他强调的是说，我们乐于见到一个强大的亚洲结成命运共同体，对世界有利。而且我更鼓励主张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东西方伙伴关系，让我们迈向共同的未来。他把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东西方伙伴关系的建立提到这么一个高度，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在呼应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在会上也提到了“一带一路”的问题，而且当天下午中国政府又公布了“一带一路”的路线图。在开幕式上，有关各国对这个也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而且努力地、非常积极地把自己的国家拉入到这里面来。亚洲国家我不觉得，比如亚美尼亚领导人说，因为它在亚洲边缘，历史上亚美尼亚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连接点，历史上是这样。今后在新丝绸之路的情况下，亚美尼亚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国对于“一带一路”，从领导人的阐述一直到分会期间各个有关话题的讨论，对“一带一路”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的印象就是说，外国人谈到“一带一路”，总要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国家同这个要挂起来。同样千方百计把自己国家在“一带一路”当中如何重要挂起来。这个现象反映的是各国对于“一带一路”的热烈期待和回想。这是我们这次博鳌之年会，就是习主席的讲话，除了领导人，我觉得那些人讲话的本身就是一个大合唱，从不同的角度唱着同一个调子，就是共同命运，通过“一带一路”来追求共同利益。我觉得这是我对开幕式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另外，这次会议，一个新闻热点就是亚投行，除了“一带一路”以外，亚投行恐怕是最热的。

【主持人】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年会演讲中对“一路一带”战略作了详细的阐述，您如何理解？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您认为这份文件的亮点和新意有哪些？有哪些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将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发展与各国的战略需求对接，您的建议是什么？ 

【保育钧】

就在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的同时，北京国务院的三个部委：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个部委发布了这个文件。既对愿景作了阐述，也对行动做了部署。重点是明确了各个省市自治区、各个地区如何参与丝绸之路建设，这是做了部署，路线图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重点地区，然后华南、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重点。中西部、东北地区、长江流域怎么来积极参与，做了一个规划。中心意思是国内的企业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
这是一个规划性的文件，各省市还在按照这个规划进行补充细化。我们不仅是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是拿出了具体的意见，在境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协商，同意就一块干，不同意就另作别论，绝不强加于人。坚持互利共赢是这个文本的基本思想。

【主持人】

亚投行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倍受关注，世界各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给予很高的期待，请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未来亚投行将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它对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产生哪些积极影响？ [15:30]

【杨希雨】

亚投行，现在各国对它的关注，有技术性的原因，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技术性的原因，因为它快到期了，3月31日。如果3月31日之前申请加入，就可以成为创始成员国。当然，这个大门是永远敞开的，31日以后也可以加入，任何时候都可以，也是亚投行成员，算是成员国。正因为临近创始成员国这个日期，有关在亚投行门槛边缘的国家就越来越纠结，你得做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作为创始成员国，而这个决定在纠结之际，美国的压力在增大。同时，亚投行所蕴含的潜在的利益也越来越明显，所谓纠结，就纠结在于亚投行的利益和美国的反对你怎么摆平，这个我想是一个在临近截止日期的时候，有关国家纠结造成的新的热点。
 再一个原因越来越关注亚投行，等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亚投行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进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力的推进，既维持稳定增长，又加深结构调整的一个杠杆。这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因为全球都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它以基础设施投资开发为抓手，首先这种投资开发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都知道，基础设施的开发，它具有很强的导向型，而一个正确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如果它导向的是结构调整的话，这就既解决了刺激经济，又解决了结构调整的问题。各国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欧洲国家反倒好象比亚洲国家加入更积极。原因有多方面，我想有一个没被大家认识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欧洲国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更深切的体会，因为在欧洲，早就成立了欧洲投资银行，也专门干基础设施的。几十年来，欧投行在促进欧洲基础设施乃至有关国家基础设施方面，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个投行还赚钱。比如，我们首都机场T3航站楼，那就有欧投行的资本参与。所以，欧洲国家，而英、法、德、意这几个加入亚投行的，他们在欧投行本身就是重要的成员，所以，他们几十年吃到甜头了。加入亚投行，欧投行都如此赚钱，有这么大的潜在利益，更别说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因为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市场容量更大。事实上欧投行早就介入了亚洲的基础设施，我刚才讲了，连首都机场他都参与。你与其利用欧投行来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还不如直接进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我讲这个是欧洲国家比日本、韩国更加积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尝到甜头了，而且亚投行的甜头更大。 [15:30]

【杨希雨】

从机遇的角度讲，现在世界的大环境，亚投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各国的各主要经济体，现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都意识到基础设施开发是一个潜在的发动机。所以，主要国家其实都制定了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开发和发展规划。这就意味着亚投行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各国都重视这个，不是说你求人家干，而是人家来求你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机遇。

第二，我刚才讲到了，你现在要解决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两点是相互矛盾的，你要把这两点解决了，抓住基础设施开发这样的连接点，就能解决这样两难矛盾。从战略上和决策上，亚投行也是有一个巨大的机遇。更不要说在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有非常大的缺口，而亚洲又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储蓄率最高、民间资本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从市场需求、政策需求到资金潜力，亚投行都有拥有其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和机遇。也就是说，你既有市场需求，又在潜在的资金来源，而且正是他要求你这么做，所需要做的。这三方面构成了亚投行的战略机遇，而且这个战略机遇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中长期的。习主席，我就觉得习主席在提出各种倡议的时候，他是从全盘考虑提出几个，亚投行的三个机遇，具体的就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来推进。有了“一带一路”这样的大背景，虽然亚投行看起来是专业性的倡议，但是它起到的作用是全局性的，这是它的机遇。

从风险讲，我想主要是金融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所谓金融风险，我们知道现在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现在是三大央行，美国开始收紧，欧元区的央行和日本的央行开始继续量化宽松，各个主要新兴经济体也有这样的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发展增长，多数的世界经济，就迫使各国实行完全不一样的货币政策，这是当前的一个很大的风险，加剧了金融动荡。现在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不同步，也就是反向操作，给国际资本提供了空前的空间，就是投机空间。一方面，从宏观政策角度讲，不同步性、差异性明显加大，另外一方面从微观层次来讲，私人资本抓住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种情况下，未来一个时期，汇率动荡、金融市场动荡、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的频繁，就会导致今后可预见的事情，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动荡加大、风险加大。而我们都知道基础设施投资，首先亚投行用的是外汇，不管以什么货币为主，它是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动荡的时候，你的投资本身不可确定性就增加。汇率的变动频繁，也对你的项目本身产生了不可预测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本身，它又是一个超长时期的，相对于其他投资，这是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你在着眼于长期收益的一个基础项目、基础设施项目，面临着这样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这种金融风险，应该讲亚投行的成立，既是恰逢其时，但是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性来讲，它又是生不逢时。我们又要看到恰逢其时的规律，刚才概括了那三点，那是它的恰逢其时。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生不逢时，他没有生在好时候，刚好赶在这个时候了。对于亚投行任何一个项目，特别是大项目，它的金融风险、货币汇率风险，那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杨希雨】

对于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我认为主要将产生两个影响，第一，亚投行建立本身是一个创新，亚投行的建立，对于国际金融秩序注入了一个，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已经是一个沉闷的现状，亚投行的建立，给这个沉闷的现状注入了一股强烈的新鲜空气。亚投行的实现，亚投行的创新，将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新的模式和新的规则的机会。人们现在总讲国际金融秩序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要改革，但是效果不彰，原因在于在旧有的框架内，按照旧有的规则、旧有的思维和旧有的决策机制，来改革这个旧有的制度，这是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改革不彰，而亚投行是一个。
亚投行是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里面，以创新的思维和模式成立的一个银行。它在很多方面免去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里面的机制性的，就是长期积累的负面机制的羁绊和牵制，它通过创新，它的一些规则，本身就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带来改革的动力。如果亚投行的实践是成功的，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自然要向它学习，这讲的是对国际金融体系，不光是基础设施投资，其实对国际金融体系也是一个贡献。

【保育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提出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得到世界广泛的响应，出乎意料的，现在大概四十几个国家表达了参与发起的意愿。这种速度在全世界是没有的，可见它适应了亚洲开发的需要，适应了国际金融秩序发展的需要。因为，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协定框架尽管1973年被尼克松政府冲破，但美元主宰世界的大格局没有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受美元的控制，而亚洲地区尽管有亚洲银行，那也是在美元主导下由日本人控制的，亚洲几十个国家没有一个为他们基础设施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充足，如果不充分发挥作用而仅仅是存在美国银行，或者是买美国国债，眼看着它贬值也毫无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习主席以战略家的胆略提出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想，自然就受到各方面的欢迎。这一条连英国人都看得很清楚，欧洲许多国家也看得很清楚，他们都纷纷要求加入。只有抱冷战思维的人，才把筹建亚投行作为一个威胁。
可以预料，亚投行组建之后将会按照金融自身的固有规律进行市场化操作，将会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满足多国的需求，这也将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的支持。
除此之外，我国投资400亿的丝路基金已经开始启动，它将会与亚投行成为“一带一路”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

【主持人】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高压已成常态，政商关系将呈现什么样的新生态？如何防止官员由于“求稳、怕出事”心态而趋于不作为、“懒政”“庸政”？

【保育钧】

这个问题也是博鳌论坛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有共识，贪腐现象确实十分严重，官商勾结的也很普遍，大家都拥护中央的反腐决策和部署，希望中央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抓出成效。对于官商勾结的现象，大家也做了具体的分析，主要是权力配置资源，而且这个权力受不到监督，处处审批、层层审批，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许多机遇，权力越大的部门腐败的官员出的越多。解决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具体说来，要尽快出台三个清单：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政府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要讲的清清楚楚，而且公之于众。第二，公布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清单，各级政府具体赋予什么责任也要清清楚楚，公之于众。第三，负面清单。这是针对企业市场准入的清单，也就是说，除了禁止的其他都可以进入，不需要审批。

 这三个清单非常重要，是治理官商勾结的一个灵丹妙药。最近，中办、国办已经下发了关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要尽快公布权力清单的通知，要求今年省级政府部门，明后年地方各级政府要公布。这样一来，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尽什么责任，有什么义务，都清清楚楚了。权力寻租的路子就给堵死了，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少数人，迫于反腐的压力，错误地理解反腐的要求，既不敢拿红包、被吃请又不干事，许多民营企业十分无奈。他们希望各级政府对这种懒政不作为的现象也要加以治理。他们建议简政放权一要多简政少放权，第二放下的权力要有时间的规定，防止人家拖拖拉拉。 

【主持人】

智能医疗在今年博鳌论坛年会上受到关注，请问智能医疗将在哪些方面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

【保育钧】

智能医疗是“互联网+”在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具体运用，它解决了远程看病难的问题，现在问题是缺少规范，我看不能因为缺少规范就把它一棍子打死。就正如我们现在网购和互联网金融也有不规范的东西一样，两会期间大家对网购和互联网金融都反映了不少的意见，说了网购和互联网金融许多坏话，但是我们克强总理始终没有批评他们，而是希望大家在实践当中逐步规范。因为任何一个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很规范，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引导、规范。而现在最大的危险是我们的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他们常常用旧套套来管新事物，需要不断地研究新事物，取得管理的发言权。

这次博鳌亚洲论坛有几种人：官、产、学、研四个方面来的人都很多，很有代表性，他们发表了许多意见，也有交锋，更主要的是发出了中国声音。我的看法是，它很可能东方的达沃斯，甚至有可能超过奥地利的达沃斯会议。因为，代表多，来的官员也多，政府首脑、国家元首也很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通过1000多人的媒体队伍的放大影响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