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向人间都是爱

因为工作关系和个人兴趣原因，我和苏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读苏东坡、背苏东坡、讲苏东坡、写苏东坡、学苏东坡，把他作为我人生的偶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苏东坡是有血有肉、鲜活立体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可亲可敬的苏东坡。他有千面人生，但其中一面格外熠熠生辉，这就是他的“遗爱”情结。他把仁爱留给世人，把大爱洒向人间。

苏东坡的作品中多次用到“遗爱”。他赞美官员是个“好官”，就说是个“遗爱官”。在《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中，他写道：“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这是赞美鄂州（今武昌）知州朱寿昌的。朱寿昌年幼时，母遭父弃，母子分离。长成之后，出仕为官。先后任职陕州、南通、岳州、阆州、鄂州，但思母之情一直萦萦于怀。后听说母亲流落陕西一带，便辞官去职，千里寻母。宋神宗得知后，责令官复原职。从此，朱寿昌孝子之名闻名天下。百善孝为先，所以苏东坡称他为 “遗爱守”。在《醉蓬莱·重九上思猷》中，苏东坡写道：“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会与州人，饮公遗爱，一江醇酎。”这是为黄州知州徐君猷写的。正是这位徐知州在苏东坡穷困潦倒、谪居黄州期间，划出黄州城东一面坡地，供其耕作糊口，从此苏轼号东坡居士，名扬天下。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 年），徐君猷离开黄州赴湖南上任，安国寺僧首继连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相聚的寺内竹间亭取个名字，并题额留念。苏东坡有感于徐太守为官清廉、有益乡间，便取名为“遗爱亭”，作《遗爱亭记》。开篇即点题：“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赞赏他是一位不折腾、不扰民的好官。在苏东坡心中，为民请命、为民办事、为官清廉就是“遗爱官”，是做官的最高境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在哪里为官，就把大爱留在哪里。

苏东坡为官第一站是凤翔府签判。下车伊始，就改革一项弊政——衙前（北宋负责运送官府物资的差役），小试牛刀，旗开得胜。当时凤翔府的衙前主要是砍取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筏，从渭河入黄河运送到京城。往年官吏们要求在河水暴涨的季节发运，往往弄得服役者倾家荡产。苏东坡禀明上司，修改衙规，改在河水平缓的季节实施，减轻了劳役和百姓伤亡。

苏东坡两次为官杭州。第一次任通判，第二次任知州。任通判期间，他协助知州陈襄整治杭州六井，解决杭州百姓吃水大问题，并写下《钱塘六井记》，记叙六井的由来和整治六井的全过程。再任杭州，已是十五年之后的事了。一到杭州，苏东坡面对严重的旱涝灾情，粮食歉收，米价飞涨。他以不屈不挠为民请命的精神，一再上奏朝廷，请求赈灾，并将救灾款连同原计划整修官舍的费用，全部用来采购粮食，百姓得以度过荒年。那时，杭州西湖已严重淤塞。他说：“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于是下决心整治西湖。他连写两道奏章，申请经费，“以工代赈”。经过半年整治，水草淤泥全部清除，一条南北长堤屹立湖中。从此，世人便有了“苏堤春晓”的无边美景。这是苏东坡的千年遗爱啊！

苏东坡甫任密州知州，恰逢巨大蝗灾。他写道：“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蝗虫所到之处，草木为之一空，简直像烧杀掠夺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可怕。他身先士卒，从早到晚奔忙在田间地头，率先捕蝗，发动群众以火烧土埋的办法捕杀幼虫。在巨大天灾面前，苏东坡怀着沉痛的心情“洒泪循城拾弃孩”，拨出粮食，专门用于收养这些可怜的弃儿，救活了数千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童。

作为徐州知州，苏东坡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战斗。上任不到三个月，黄河大堤决口，洪水汇于徐州城下，城外一片汪洋。苏东坡调集五千民夫，火速加固城墙，但城里有钱人要求出城避难。苏东坡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表示：“只要有我在，水决不能败城”。他率领官民筑起长堤，挡住洪水。奋战七十多天后，徐州城保住了。灾后，他奏请朝廷拨款修筑防洪大堤，并建黄楼以为纪念。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断崖式地跌至人生谷底，本是不堪忍受的磨难。但他很快融入百姓之中，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当他了解到鄂州（今武昌）、黄州一带有弃杀女婴的恶习，“闻之辛酸，为食不下”，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请他尽快革除这种惨绝人寰的愚昧风俗，自己则张罗成立了一个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募集资金，自己带头慷慨解囊，救济那些极为贫困、无力养育孩子的人家。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作为登州知州，苏东坡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开展工作。但到任刚五天，又接到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还的诏令。还京途中，他一连写了两道奏章：《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盐状》，提请朝廷重视登州防务，操练水军，减免盐税，减轻百姓负担。经此一举，朝廷加强了登州海防，废除了登州、莱州两地实行了几十年的“榷盐”政策。百姓感其家国情怀，念其爱民之德，在蓬莱阁修建“苏公祠”，刻以“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楹联，让苏公遗爱播洒千年。

苏东坡又知颍州。当时，颍州水患严重。有人建议开挖八丈沟，将陈州之水引入颍水，再进入黄河。苏东坡深知工程耗资巨大，不能贸然上马。他走访民众，选派懂水利的官吏实地勘察，结果证明，开挖八丈沟有百弊而无一利。他立即上奏朝廷，阻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工程。

在从颍州赴扬州上任的路上，苏东坡发现村落萧条、人烟稀少，农民怕官府催缴“积欠”而不敢还乡，心情十分沉痛。到扬州后，他立即奋笔疾书一篇长达七千余字的上表。他说：“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殷殷之情令人动容。朝廷很快奏准，暂停催收，百姓欢腾。其时，扬州一年一度的芍药花会正在紧张筹办之中。苏东坡走访花农、百姓，发现怨声载道。他毅然决定停办万花会。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定州地处宋辽边缘地区，是北宋的军事重镇。到苏东坡出镇定州时，已到了“边政颓坏，不堪开眼”的地步。苏东坡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整顿军纪，加强操练，维修军营，终于使定州士兵人心安定，军容整肃。

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曾见农民使用一种先进的插秧工具——秧马。又贬惠州后，他编写《秧马歌》，介绍秧马的制作、使用方法，很快在惠州各地推广开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百姓称赞不已。惠州有一座丰湖又名西湖，在苏东坡的大力襄助下，栖禅院和尚化缘筹集资金建设一座新桥，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苏东坡一生到过三个西湖。在杭州疏浚西湖，建成苏堤；在颍州又治西湖；贬谪惠州，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人，仍不遗余力，促成了这项有益众生的工程。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诗赞道：“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原来苏东坡是落实“湖长制”的第一人啊！

再贬海南儋州，苏东坡已做好九死一生的准备。自己生活无着、难以为继，但还时刻关注着百姓疾苦。他书写柳宗元《牛赋》，劝告黎民爱惜耕牛；他写信给亲友，从内地求购药材，馈赠黎民治病；他作《和陶劝农诗六首》，劝告人民垦荒种植，发展农业；他诵读杜甫的《负薪行》，劝告当地百姓，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他与当地的文人交游，讲学、作诗、送字、赠画、编写教材，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士姜唐佐。苏东坡的到来给这个荒蛮之郡带来了文明的火种，点亮了文明之光。

苏东坡走到哪里，就把人间大爱洒向哪里。千百年来，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怀念他，用各种纪念设施铭刻他的遗爱。因为谪居黄州四年多，并在黄州写下《遗爱亭记》，当地政府将黄州城中的东湖、西湖、菱角湖合并命名为遗爱湖，用12年时间，建成一座5平方公里（含湖面3平方公里）的遗爱湖公园。这座突显“东坡文化、遗爱主题”的文化公园，集苏东坡诗词赋之佳句，采遗爱湖形景物之灵气，将十二个景区分别命名为遗爱清风、临皋春晓、东坡问稼、一蓑烟雨、琴岛望月、红梅傲雪、幽兰芳径、江柳摇村、水韵荷香、大洲竹影、霜叶松风、平湖归雁。景名或直接取自苏东坡在黄州的诗词，或由地理方位与苏东坡作品融合而成。景区的植物、展馆、建筑、雕刻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意境和主题。黄州人觉得，不用遗爱湖公园这样的鸿篇巨著，不足以展现苏东坡的人间大爱。遗爱文化浸润在公园的每一处景点、每一座建筑、每一个角落，深深镌刻在每一名市民心中。

著名文化学者熊召政有感于苏东坡之大爱、有感于遗爱湖公园，深情撰写了一篇《遗爱湖记》。其文曰：“胜景澄心，在雅能易俗；一方福祉，在官欲利民。故柄政之绩，不在时誉而在青史；宦海作为，不在自夸而在民意。履职首在奉公，去后方留遗爱。此乃太史公所赞之循吏也。当山水知音而不狎，圆百姓之梦而不怠。此种遗爱，方能传诸后世。”（江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