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慈善右手市场，社会企业如何平衡

用商业模式做公益，用赚取的利润做慈善—4年前，陈涛和几个小伙伴认为，“社会企业”是比纯公益更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时至今日，他依然认可这一理念，却说难再去实践。这位资深公益人士，曾用超过3年的时间开公司帮农民卖鸡蛋，但现实“寒流”，让他“血本无归”。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帮助郫县安龙村种植有机农业有十年光景，她也曾萌发过创办社会企业的想法，又在一次次纠结中最终放弃，怕背负“道德包袱”。

与三年前在公益圈中的热度相比，社会企业似乎在尴尬中呈现降温之势。记者调查发现，作为舶来品，社会企业距离扎根尚缺信任土壤、制度文化，甚至实践者对“利润”的态度莫衷一是。

1“慈善”能否为市场行为加分？

陈涛想做“真正的”社会企业。

一开始的“理想”设计是：向农民免费供应优质鸡苗和粮食，发挥IT专业所长，用互联网营销鸡蛋，一月内卖不掉的，宁肯拿给流浪小动物吃，也不上市……

2011年，投身公益圈两年的陈涛，拿出工作以来积攒的20万元，跟朋友创办了“南夏春”。他笃信社会企业的宗旨一定能够实现：一个鸡蛋卖3.5元，扣除成本后的1元利润，全部返给农民，用于乡村建设。

听上去很美，却被市场淋了一桶冰水：因为缺少约束，收鸡蛋的时候，一些农民说“鸡早死了，哪来的蛋？”；好不容易收回蛋，却成了积压的库存，“慈善蛋”难被消费者认可。

陈涛揶揄：“有一条倒是实现了，过了最佳食用期的蛋，捐到了双流动物救助中心。”投进去的钱全部用完，赚钱的日子遥遥无期，坚持2年后，陈涛选择退出。

他创办社会企业那年，正是这个概念无比火热的时候。据他观察，当初那些跟他一样付诸行动的人士，坚持者已经寥寥。

汪剑超算是一个。但陈涛们认为，他的“绿色地球”开始盈利，多了一丝“运气”成分。“绿色地球”的创办初衷是解决城市居民垃圾分类问题。商业模式是：通过以积分兑换奖品，引导居民的分类行为，居民聚集到一定数量后，出现商机。

起初也做得挺不容易。“一年时间，垃圾桶、系统研发等投入200多万元，看不到一点利润，又不想放弃，挺尴尬。”

就在汪剑超最困难的2011年，成都试点垃圾分类，“绿色地球”所在的锦江区采用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汪剑超竞争中标—这让他获得3年2000万元的政府采购，任务是培养8万户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现在一个月能收300吨可回收垃圾，卖掉这些可再利用的垃圾，就是企业的收入。”他说，企业就此已实现收支平衡，8万户居民还能带来一些广告等收入。

但“圈里”讨论最多的却是“假如没有试点呢”？结论是“他不一定能再多坚持一年”。

成都市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会长郭虹，长期关注社会企业，也见多了失败的案例。她认为，社会企业也是企业，初创期会面临所有创业者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如资金、销售、团队等，“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适应能力，连生存都困难，又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

2分配利润的“身份纠结”

田军的纠结，在公益圈里很普遍：做公益就得纯洁，和盈利挂上钩，就有点说不清了。

她扎根安龙村十余年，面对当地颇有名气的有机农产品，她不是没动过“做买卖”的心思，可心里更多的是“煎熬”：“做公益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但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她觉得“hold不住”两者的平衡点，更担心规模扩大后不能守住初心。

公益与赚钱，这对矛盾组合也困扰汪剑超。即使拿过社会企业奖，他仍不认为“绿色地球”是一家社会企业。理由很简单：一般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是不分红，盈利也都用于公益事业。可“最艰难的创业日子里，工资都发不出来；如果盈利了，你忍心不给伙伴们分红涨工资”？

在陈涛的创业生涯中，他面对最多的消费者质疑，同样是“身份”。“我们的土鸡蛋真赚不了多少钱，定价的时候，还给消费者公开过价格组成，其中一部分用于乡村再建设。”可他越“公益利润”，越被“道德拷问”：“还有不赚钱的企业？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把钱分了？”甚至以往合作很好的基金会也质疑：“一个企业，怎么能申请到公益资金？”

在这样的质疑声中，鸡蛋销量节节下降，卖不掉的鸡蛋堆积在办公室的每一个空地……“消费者并不是不愿意参与公益，更多的还是身份与信任的问题。”陈涛说。

今年3月，广东顺德出台了首批社会企业认定和扶持办法。根据办法，社会企业的业务类型包括促进就业、提供社会服务、扶贫、教育提升、环境保护等，通过认定的社会企业能够获得政府的金融扶持、导师帮扶等。

对于社会企业家们最纠结的利润分配问题，上述办法明确，社会企业用于股东分红的经营利润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这对成都来说，或许是个启示。

3受帮扶者做社会企业如何？

有一天，陈涛恍然“醒悟”，组织农民统一生产，这不应该是合作社的事吗？“我何必越俎代庖？”

雅安地震后，他成立了一家社会组织，脱掉了“社会企业”外壳，基金会的态度也因而有了明显转变。他申请到资金后，重返乡村，关注农业生计。

“给农民做培训，组建合作社，帮助他们生产健康农产品，让他们拥有销售能力，也为他们寻找销路。”这就是陈涛的“新工作”。此外，他还从另一家慈善机构获得6台工业缝纫机，组织了一个城市社区部分失业却有劳动力的妇女加工服装。

陈涛这次感觉不错—既不用亲力亲生产，又不用焦头烂额于销售，但对人们的帮助似乎更大。他观察到，缝纫小组中逐渐分化出“领头人”、“销售代表”，一个新的小型经济组织正在形成。他感慨：“不仅帮他们赚了钱，还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变成了创业者。”

这似乎像是回归：在社会企业制度完善的英国，最初的社会企业，正是由社区里贫困的失业工人，为改善自己生计而成立的某种经济组织。

虽然“心路”不同，田军和陈涛似乎有些“殊途同归”。

去年底，田军“让”出了一个商机—安龙村稻米的销售机会：两个朋友进入安龙村，并将稻米通过包装、宣传成功打入市场，去年就卖掉了3500斤，还不够卖。“我给农民做培训，告诉他们与商人打交道，如何谈价格，甚至如何自己卖产品。”田军说。“类似的经济组织，能为农民或贫困人群解决生计，就是社会企业的一个表现形式，能适度发展，不过分扩大规模，就已经很好了。”郭虹认为，这类小型社会企业的兴起，也是小微企业活跃的一股新力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或许是陈涛和田军新选择背后的共同初衷。

（张守帅 黄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