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音乐的母亲

 母亲是学音乐的，曾是歌剧院女中音，会弹钢琴，大美女。我家楼下的小说家何叔叔告诉我，自己当年那个成名作里的一号美女是以我母亲为原型创作的。可是母亲一点也不傲慢，她总是很卑微地低头走路，对人讨好般的客气和热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个记忆。

母亲是四川泸州人。1939年泸州遭日本人大轰炸，母亲家做小生意的铺面被炸得寸瓦不留。母亲只能和同学一起顺江而下来到重庆。她以一首《嘉陵江上》考上了国立音专重庆“音干班”。那时，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日本人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记得母亲跟我说，上课是在碎片时间进行，主要时间是跑警报。往往刚刚从防空洞回来，第二次警报又响起，马上又要躲避，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第二件大事就是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歌咏活动。那次参加白沙万人抗战合唱大会，“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失去了田舍和家人与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我要打回去，把我胜利的刀枪，放在出生的地方！”每个年轻的学生大汗淋漓、热泪奔流，整整三小时，喉咙都唱哑了。那是一个难忘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成为某歌剧院的合唱队队员。那时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后来，母亲声带小结，不得不改行，哭得天昏地暗，还是进了剧团的舞台工作队管道具，简称“舞工队”。那时有《敌后武工队》这本小人书。上小学一年级的我还在想，怎么妈妈也是武工队（舞工队）呢？是李向阳的那个武工队吗？母亲的卑微讨好型人格更甚了。记得母亲当年有一件花白格子的短西服上衣，掐腰大翻领，好漂亮。可在我印象中只穿了一次就永远的压箱底了。

母亲很热爱自己音乐教师的工作。母亲总跟学生们说，抗战时期老院长贺绿汀说过，音乐人要锲而不舍地为战争中饱受摧残的音乐教育留下一线生机。她觉得自己的使命也是把音乐的种子撒播到学生的心中。她给学生们上乐理课，教同学们认什么是四分音符，什么是八分音符；教同学们识学五线谱。她有个不离手的教学设备是一个音叉，母亲总是把它擦得锃光瓦亮，小心翼翼用手绢包好放在口袋里。她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调乐器的音高，让乐器发出准确的音高。音叉的震动幅度与声音响度直接相关，教会学生理解振幅与声音强度之间的关系。她教同学们唱《珊瑚颂》《映山红》，特别是《洪湖水浪打浪》，她说这是湖北沔阳花鼓戏的一种表现形式。学生小荷回忆说，王老师现场演示了唱这首歌声音要靠前，民歌的唱法一般都是这样；而美声唱法发声靠后，想象打哈欠的状态，在那个头腔胸腔交汇的地方，发出声音，还演示了“Caro mio ben ”， 一首意大利语著名歌曲“我亲爱的”的第一句的唱法。小荷说自己一辈子忘不了。音乐课上有个同学是个聋哑患儿，但听力没有完全丧失，母亲发现他虽然对音乐不能很快反应，但对节奏和韵律有着明确的感知。于是母亲用鼓点和手势来教授这个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后来这个学生参加了校宣传队，专门负责打鼓打锣，学生家长万分感谢。

母亲教学生欣赏杨子荣打虎上山，圆号吹的前奏雄浑大气，用西洋乐器吹奏传统京剧，大大增强了表现杨子荣不畏艰险向难而行的豪迈气概的音乐表现能力；母亲教学生唱“都有一个红亮的心”，那时的学生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上音乐课，全班同学齐声使劲唱《红灯记》铁梅的独唱桥段，活生生把个小女子京剧唱成了革命进行曲，屋子都要掀翻了。母亲就是提醒大家小声点，别影响隔壁上课班，其他没有更多约束。

有一次，母亲在课堂上用风琴弹奏某个前奏时，一群小鸟落在教室的窗台上，它们叽叽喳喳互相对视着，不肯飞走，其中一只小鸟声音特别大，不断地持续地叫，它或许把发出美妙声音的风琴当成自己的伙伴，所有学生都看呆了。“音乐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声音，它从来就不是高不可攀，学习音乐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对大自然对人对事怀着欣喜的敏锐的感知和理解。”小鸟飞走后，母亲对学生们说了这段话。很多年很多年后，当年的学生都跟我提到，在那个春暖花开的下午王老师在音乐课上说的这段话。

母亲在2011年3月离开人世，2025年1月8日写下这段文字，表达对母亲永远的怀念。

（晏蒲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