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接待数十次考核，公立医院考核过多问题怎么解？蔡威委员给出五大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蔡威建议：精简、优化公立医院考核体系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公立医院考核事关医院高质量发展，关系每位医护人士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体验。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蔡威告诉记者，目前仅中央层面就存在六套广义的公立医院考核体系，加之各地制定的不同地方考核标准，考核体系重复建设、考核指标设计欠合理等问题，已干扰医院的正常运营秩序。

“希望能推进‘三医’协同制定考核方案，共同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一线医务人员减负、增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蔡威提交了一份其所指导的课题组半年调研成果，核心聚集于精简、优化公立医院的考核体系。

绩效考核：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

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均高度重视绩效考核工作，对考核体系高位部署，对考核指标精心设计，对考核结果做好转化应用。各级各类公立医院的党组织、管理层以及医联体、医共体的理事会，同样将绩效考核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为何如此重要？蔡威解释道，广义的医院考核，本质上是借助行政强制力推动医改政策落地实施的有力工具。通过对医院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定量或者定性评价，且将评价结果与医院的印把子（审批权）、官帽子（权力分配）、钱袋子（资金支持）、笔杆子（社会声誉）等实际利益紧密挂钩。

蔡威介绍，当前中央层面存在的六套广义考核体系，涵盖了卫生系统与医保系统两大领域。在卫生系统，包括合理用药、短缺药供应、高质量发展等考核体系；在医保系统，包括带量集采、支付方式改革、基金监管等考核体系；此外，一些地方额外设置了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医保门诊保障、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等独立的考核评价体系。

在卫生系统，国家卫健委积极落实党中央要求的“考核减负”工作，早在2019年即印发《卫生健康系统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措施》，并在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改中善用考核工作。

其一，在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工作中，强化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关键指标考核权重，落实地方党委政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主体责任。

其二，在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绩效考核评价作用，引导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简称“双中心”）落实功能定位，带动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其三，在推进分级诊疗与强基层工作中，将医院下沉人员的数量、工作时间、学科建设等纳入考核，考核结果与派出医院的绩效考核、评审评价和目标责任制等相关联。

卫生系统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被行业俗称为“国考”。自2019 年启动以来，其考核结果对医院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今年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启动 2024 年度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有关工作的通知》，“绩效考核” 变为“绩效监测”，这一转变被视作更加注重考核过程，而非单纯聚焦于结果。

在医保系统，国家医保局在强化考核同时，也强调“赋能行业”。国家医保局局长章轲提出，在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运行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医保赋能支持医药机构发展。“增量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启动1+3+N多层次医疗保障工程，主动对接商业健康险、公益慈善，推进数据赋能；

设置预设性的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对于脑机接口新技术、航空医疗转运新服务，超前谋划其医疗服务的收费接口；

在医保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病种分值法（DRG/DIP）付费中设计特例单议/除外支付机制，鼓励创新药械与医疗技术推广……

蔡威强调，无论是从诊疗量还是医术水平看，公立医院都是我国深化医改的主力军。医院考核事关国家健康、医保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指引医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

规范绩效考核执行：严防多头管理、避免加大成本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意义重大，蔡威认为，科学规范考核是重中之重。“不同政府部门的评价结果与公立医院实际利益挂钩，在激励方向错误、激励强度过大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歪曲执行，造成一系列负面效果。”

蔡威指导的课题组调研发现，当前针对医院的考核体系存在重复建设问题，考核指标设计也不尽合理，这些都给医院的正常运营带来巨大困扰。

一是公立医院考核过多且相互冲突。

部分考核存在重复进行。“有的省份，大多数三甲医院反映一年要接待几十次考核，卫健委、医保局、市场监管局、审计局等部门轮番上门，仅一个飞行检查（简称‘飞检’）就拆分成省市区三级，既有‘飞检’还有‘飞检回头看’，刚适应一套考核就面临下一套考核……”蔡威说。

部分考核指标相互冲突。蔡威形象地比喻道：“公立医院面对卫健委、医保局‘两个婆婆’左右为难，比如原‘国考’的三四级手术指标可能诱导催生过度服务，而医疗服务价格立项与调整又卡得很死，并且将手术类价格违法作为打击骗保重点。”

部分指标容易诱发公立医院投机行为。蔡威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原“国考”还是医保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病种分值法（DRG/DIP）付费都设置了病例组合指数（CMI值）指标，使得部分医院为追求更高的CMI值，过度实施高难度治疗技术，出现“小病大治”的现象；或者将不适合“大病大治”的“低分”病人推诿至其他医疗机构。

二是一些考核指标落后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需要。

在蔡威看来，目前部分考核指标仍停留在药品控费时期，没有跟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一刀切”极易导致医院难以应用创新技术。“举例来说，在医院药品采购与使用过程中，存在对创新药作三六九等区别对待的问题，脱离了临床实际需求——即先用集采药、后用国谈药（新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再用基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如果以上三个目录都进不去，这款药基本上与公立医院无缘。”

此外，考核指标每年调整一次，往往滞后于当年的重点工作，如国家鼓励全病程健康管理，但“一次服用，长期有效”的长效制剂反而被“一刀切”控费。

三是考核结果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

部分地方在打击欺诈骗保工作中，对达不到要求的医院“抓典型”，既不向医院提供基金合规的《操作手册》，更不对表现优异的医院予以奖励。

部分地方还将“先进典型推广”异化为“底线导向考核”，滥用罚款、记过、通报纪委等负面惩罚，而缺乏加分项、预期性指标、奖励措施等正向引导机制。

大数据助力科学监管：五大方面优化绩效考核体系

为更好地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蔡威指导课题组历经半年时间深入调研，聚焦于精简、优化公立医院的考核体系，并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相关建议。

据悉，这份建议获得8位全国政协委员认可，覆盖了东、中、西部不同医疗机构管理者、医疗管理部委咨询专家，既有国家医学中心的院士专家，也有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蔡威表示，在综合参考各方专家意见后，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提出五大方面、共十三条对策建议：

一是精简/协同考核体系。

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果断叫停省级以下卫健委、医保局以“绩效评价”“能力评估”为名实施的各类（变相）考核；

各主管/监管部门应联合开展监督执法，联合上门征求意见；

在“三医”协同会商机制中设立医疗管理与考核优化专班，两部门考核体系均应以“患者获益最大化，为医生救治病人带来最大方便”为目标。

二是推进考核指标科学化。

对公立医院部分创新制剂、诊疗技术的费用考核，短期内，应依据临床需求，完善现有除外机制，制定除外类别申报管理流程，确保其临床使用不受单价、日均/次均费用等控费政策的干扰；

监管完善、数据完备的地区，可探索按照年治疗费用/全病程治疗费用予以监测评价；

同时，应逐步减少医药占比、次均费用等“一刀切”考核指标，转为基于大数据实现每一个病例、每一项医疗操作的全息化、穿透式监管，减少医务人员填报数据、应对检查的频次。

三是对不同类别医院靶向施策。

立足“以自律，换自由”，对于经营管理规范、数据完备准确、行业协会自律能力强的“高合规度”医院，应大幅降低各类考核的频次、强度、颗粒度；

立足“为多担当多赋能”，针对额外承担科研、教学、诊疗能力辐射的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为其使用高精尖技术创设考核的除外机制；

立足“以高毛利补贴公益性”，针对部分高水平公立医院，可探索“一院两区”模式，对特需医疗门诊部开展个性化、舒适化、高端化服务，在不使用医保资金，完全由商保、自费支付且依法依规经营的前提下，免除适用于基本医疗业务的微观考核。

四是大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考核应对以下典型应予以单项奖励：

疾病—营养—疼痛—心理—康复等综合诊疗模式发展；

医防融合的全病程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

价值—支付—绩效—薪酬联动到位的健康共同体模式；

针对儿科与罕见病等特医食品和院内制剂自主研制。

五是善用“非考核”工具推进改革。

为推动医保集采药、国谈药落地应用，以及促进创新药、短缺药的市场放量，应避免滥用考核机制，转而对部分旧有的考核进行适度松绑。

蔡威建议，当公立医院合理使用医保集采、国谈的药品，并切实为患者提供合理用药服务指导时，不妨将药品“零加成”转为“顺加成”，这样医院更愿意配合医改政策。同时，为了让医院更好落实医改政策，还要强化其精细化管理能力。

“以日常诊疗流程为例，可将 DRG/DIP 这种医保付费方式，以及集采药品的合理使用要求，融入到医生给患者制定的用药治疗流程之中。考核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患者获益最大化，为医生救治病人带来最大方便’为目标。”蔡威认为，只有秉持这一目标，对考核机制进行科学调整与完善，才能真正为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记者  李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