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严小军：从大黄鱼到中华鲟，让生态资源恢复不再是传奇

夜色朦胧，舟山沈家门水产码头，一箱箱闪着金光的东海野生大黄鱼“游”上冷链货车，被运往全国各地。

早些时候，浙江渔民一网捞起1500多斤野生大黄鱼！渔船主表示，在海上从事捕鱼工作20多年，如此大规模且个体硕大的野生大黄鱼捕获，还是头一遭。

短短几年，东海野生大黄鱼产量不断攀升，舟山东极、浪岗、海礁等海钓场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野生大黄鱼集群。浙江舟山群岛海域野生大黄鱼海钓艇发展到近2000艘。一条条金黄鲜嫩的大黄鱼成了浙江践行大食物观的“烫金名片”之一。

不过，这条游弋于东海海域的大黄鱼，可是历尽千辛才“游”回人们的餐桌。

悲壮：大黄鱼的历史之殇

时间拉回到1963年的寒冬，那一年，从未在冬天大规模作业的渔船偶然发现了极其庞大的大黄鱼集群，随后上千对机帆船收到指令后突袭了大黄鱼越冬场，捕获的大黄鱼堆积如山，未及产卵的亲鱼群几乎被“一窝端”。

从此，让人狂欢的舟山野生大黄鱼的鱼汛慢慢化作了传说。

偶有零星大黄鱼出水，一条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天价交易背后却是渔民无奈的叹息。

转机：海洋生态链的重构

而这一切的转机要等到漫长的54年后的2017年。

这一年，来自宁波大学的严小军调到了舟山群岛的浙江海洋大学担任校长，他在与当地海洋渔业领导交流中，感受到了舟山人对百年渔场振兴的强烈渴望和期盼。而作为舟山渔场金字塔尖的旗舰物种的野生大黄鱼能否恢复，无疑是难度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但是舟山从90年代突破大黄鱼育苗和增殖放流开始，历经三十多年，野生大黄鱼产量恢复的迹象似乎遥遥无期，大家都信心不足，许多熟悉的专家都力劝严小军不要去冒这个风险。而作为扎根浙江海洋的大学校长，严小军却认为自己和学校都责无旁贷，即使在2018年12月严小军被组织调整重用为校党委书记以后他仍然坚持紧抓大黄鱼科研项目不懈，2019年在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和舟山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大黄鱼资源重建的项目逆风启航了。

严小军作为“东海渔业资源重建智能装备及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研发项目负责人，经常翻阅着那些刺痛人心的数据，思考着：放流那么多鱼苗，为啥海里还是空荡荡？严小军带领科研团队的深入调研，最终决定，打破常规。在种质资源保护、增殖放流全流程再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创新，开创性进行鱼类野化训练、苗种纯度测试，根据苗种不同的生长阶段，模拟野外环境进行“野化”训练，切实提高增殖放流成活率。他带领团队在东极黄胖山海域建起全国首个大黄鱼“野化训练基地”，将1龄养殖鱼与野生亲鱼混养，就像把大黄鱼宝宝送进幼儿园。研发的声光训练，每次饵料投喂前，开启海底声光设备，通过长期训练，让大黄鱼放归大海后，能形成集群，有序洄游产卵，实现种群日渐繁盛。

2020年，更疯狂的实验展开：近1000万尾幼鱼被送入东极海域开放式“海底幼儿园”，直面大自然的适应性野化训练，把大黄鱼自然海域人工增殖放流成活率从3%增长到了10%以上。在舟山海域，养殖渔民习惯将大黄鱼装船运往福建越冬。而严小军选择“反其道而行”——他要把舟山海域变成大黄鱼的永久栖息地。团队研发出“生态阶梯”系统：通过调控水流制造温差层，让大黄鱼自主选择越冬深度；设计“智能产卵筏”，模拟潮汐引发产卵冲动。这才是真正的“种鱼工程”。

2021年10月，科研团队从中街山列岛捕获的171尾大黄鱼中，首次发现闽东族与岱衢族的自然杂交个体。“杂交优势让种群抗病性提升20%，表明生态系统正在自我修复。”

2021年舟山野生大黄鱼捕获量突破4000吨，较2013年增长10倍；2022年春，声呐在岱衢洋监测到3个新生的自然产卵群。大黄鱼的喜讯不断传来。

再出发：种质资源修复与良种创制

严小军始终将舟山岱衢族大黄鱼作为东海渔业资源修复的核心物种。团队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筛选出抗病性强、生长周期缩短15%的“黄金品系”大黄鱼，并建立包含2.6万份样本的种质资源库，为种群修复储备了“基因银行”。

通过光控产卵技术与生物絮团饵料系统的结合，将大黄鱼育苗成活率从传统模式的35%提升至72%，年育苗量突破8000万尾。成果被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东海渔业资源一体化修复”项目，标志着我国近海生态修复从“增殖放流”迈入“智能育种”新阶段。

2024年6月，由浙江海洋大学牵头培育的163万尾黄金品系大黄鱼子一代在舟山市水产研究所科研基地出苗。这标志着黄金品系大黄鱼选育阶段性工作取得初步成功。

严小军在大黄鱼繁育基地检查育种情况。

多元协同：推进生态资源可持续

严小军带领团队发挥当地海洋渔业、船舶设计制造优势，开发设计活水运输车、活水运输船、智能鱼苗计数器、无损放流网箱等专业增殖放流高科技装备，研发集增殖放流、海洋旅游、科研科普、文化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增殖放流专用船型，多元协同推进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浙江海洋大学还联合社会各界推动科学放鱼科普，有针对性地开展增殖放流，积极主动恢复已衰退的水生生物资源，促进舟山岱衢族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等独有稀缺资源恢复重建，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促进了水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计划框架下，严小军创造性提出“渔业资源生态系统工程（Seafood Free）”概念，通过学术研究、技术培训等形式开展项目内外的国际合作，围绕气候变化下的东海渔业资源衰退和修复理论变革，达成野生大黄鱼资源状态于2030年脱离极危等级目标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研究。

技术革命：走向深远海的范式创新

在东海大陆架20—80米水深的“黄金养殖带”，针对传统养殖业面临的生态承载瓶颈，严小军团队研发的声波无网养殖系统通过水下声场发生器形成虚拟围栏，配合具备深度学习功能的声呐浮标，可实时监测鱼群密度并自动调节饵料投放。

2023年在舟山中街山列岛的应用数据显示，该系统使大黄鱼脂肪沉积率降低22%，肌肉弹性提升18%，养殖碳排放减少43%，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严小军团队引入“海洋牧场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海底光纤网络连接2000个传感器，构建起水温、盐度、溶解氧等12项参数的实时监测矩阵。该系统与自然资源部卫星遥感中心联动，可提前72小时预警赤潮灾害，使养殖损失率从历史平均17%降至3%以下。这种“天-空-海”一体化的智能养殖模式，为深远海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标准。

从大黄鱼到中华鲟，新的“海洋启示录”

一直以来，中华鲟都被视为是长江的旗舰物种，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在长江持续开展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 截至目前，我国已增殖放流中华鲟约900万尾。然而，科学研究发现，中华鲟的自然种群资源恢复收效甚微。

2024年11月，40多年从事中华鲟保护和研究有着“中华鲟之父”美誉的——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主任危起伟（原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来到浙江舟山参加“全国科学放鱼协作机制中华鲟海洋保护专场”会议，介绍了他在多年追踪、研究、保护中华鲟得出的结论：中华鲟90%的生活史都在海洋，并且长江口的舟山海域是中华鲟的主要栖息地。此时，已经担任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的严小军再一次被打动了：既然中华鲟是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在舟山海域进行中华鲟的保护和研究一定是有助于种群恢复的！而舟山野生大黄鱼种群的恢复经验完全有可能可以应用到中华鲟的海洋保护和恢复上来！

野生大黄鱼的“种源保护+生态修复”的综合策略，对中华鲟因栖息地破坏濒临灭绝有哪些借鉴意义？野生大黄鱼在保育领域的科研积累，对跨区域、跨物种的保护行动，是否可提供技术借鉴？一切都让人感到兴奋……

2024年12月，中华鲟浙江舟山海洋保护团队正式筹备。

2025年2月14日，严小军亲赴上海与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等有关领导专家就中华鲟海洋保护、野生大黄鱼保护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了“江—海—江协同”特别是加强海洋保护和研究的共识。

2025年2月28日，来自农业农村部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舟山市绿色海洋生态促进中心、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等全国各单位的专家齐聚浙江海洋大学，就中华鲟保护“江海江”联动、海洋大保护达成了一致意见，集体推选严小军为中华鲟海洋保护的牵头单位负责人，中华鲟海洋保护团队正式成立。

严小军表示：“中华鲟在浙江舟山海域分布最多最广，浙江海洋大学也是扎根海洋的大学，中华鲟的海洋保护，义不容辞。”

淡水中游弋的中华鲟

与此同时，团队集聚了全国顶级的中华鲟保护研究的各路专家，讨论中的中华鲟海洋保护协同计划呼之欲出。

这次严小军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实施目标：

1、推动就地和迁地保护，最大限度降低海洋生产作业过程对中华鲟的伤害，推动自然海域误捕放生和救助每年100尾（次）以上，累计自然海域误捕放生和救助中华鲟1000尾（次）以上。

2、掌握中华鲟全生命周期生活史，弥补保护救助和研究薄弱环节，实现中华鲟保种救助江海大联动大协同。

3、推动迁地保护，在海化基地和围网基地野化驯养保种5龄以上大规格高质量中华鲟亲体1万尾以上。

4、实现累计海洋驯化及海洋增殖放流各规格中华鲟50万尾以上。

5、2028年以后每年为淡水繁育基地提供海洋野化复壮中华鲟亲本50尾以上。

6、查明主要栖息地，在舟山海域建设至少一处中华鲟海洋特别保护区和一处仿自然海域人工保育救助庇护地。

7、实现中华鲟海洋栖息地水文、气象、生物全天候监控。

8、构建中华鲟海洋栖息地装备2套、监控装备2套、增殖放流评估装备2套、多功能增殖放流救助船1艘。

9、形成中华鲟海洋保护救助增殖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10、创新研发适合海江洄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资源修复的装备系统，提高珍稀濒危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生态修复科学水平，开创海江联动的生态和资源恢复新模式，使中华鲟的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重建和改善，提升我国在海洋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和文化效益。

十大行动、十年计划正在缓缓铺开。

后记

浙江海洋大学在大黄鱼的资源保护和恢复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单一物种保护到系统性海洋资源管理的跨越无疑需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

有趣的是，舟山大黄鱼是通过“记忆训练”形成的集群习性，与中华鲟依靠地磁导航的先天本能惊人相似。我们期待着在严小军的带领下，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能和舟山野生大黄鱼一样，重新成群结队地畅游在祖国东海之上。也许这也正是历史赋予浙江舟山群岛的新使命。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