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智慧

贫困被称为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与重大使命，而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创造了世界奇迹。

由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冯朝睿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南地区扶贫实践研究》一书，以中国西南五省（区、市）为切片，以持续扎实的调研为基础，堪称解剖中国脱贫攻坚制度逻辑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实践智慧的力作。这片横亘高原、峡谷与喀斯特地貌的土地，曾是中国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集边疆、民族、山区、生态脆弱区于一体，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28.8%，其脱贫历程，既是中国制度优势的试验田，更藏着人类减贫事业与促进民生发展的新密钥。

从局部看中国，西南脱贫的深层意义，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价值取向，重构了治理与发展的关系。书中以历史制度主义梳理扶贫政策变迁，揭示出一个核心逻辑：中国扶贫从未停留在救济式输血，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内生造血。西南的实践尤为典型——云南兰坪县8个易地搬迁安置点构建多民族互嵌社区，既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理困局，又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基；贵州大扶贫条例将“政府主导+市场协同+社会参与”写入法规，打破了传统扶贫中政府单打独斗的桎梏；四川飞地产业园让88个贫困村共享现代农业红利，创造性解决了资源禀赋差与产业发展的矛盾。

这些实践背后，是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政治定力，是建档立卡的精准靶向，更是“两不愁三保障”的民生底线。这证明中国的减贫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跃迁，而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发展追求与制度落地，是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治理革命。

更具突破性的是，西南扶贫重构了多元主体的协作逻辑，这应当是中国反贫困和持续促进民生发展的重要法宝。书中用fs-QCA方法分析60个贫困县样本，发现成功脱贫的核心组态绝非政府包揽，而是“政策引导+市场发力+社会补位”三位一体的全民扶贫大合奏。

重庆关坝镇以“生态垂钓+乡村旅游”激活市场活力，西藏三有村靠“民俗+民宿”实现居家脱贫，云南独龙江乡摒弃刀耕火种发展绿色产业。这些案例突破了西方精英治理的迷思：贫困治理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施舍，而是让政府、企业、农户甚至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都成为参与者。这种“多元协同”模式，恰恰是中国制度最独特的优势：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释放基层创新活力，最终实现“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特色化”的辩证统一。

若将视野拉至全球，西南实践则为人类减贫提供了超越西方范式的新可能。长期以来，西方减贫理论要么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将贫困归咎于个体能力不足；要么困于福利国家陷阱，依赖外部援助却难以为继。

而西南的破局之道，在于走出了第三条路：不依赖外部输血，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激活本土资源。书中记载的“直过民族”扶贫尤为深刻：云南腾冲针对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不搞“一刀切”，而是从语言培训、住房改造到产业培育分步推进，既尊重文化传统，又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内生式减贫，对非洲、拉美等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发展中国家，远比西方的休克疗法更具借鉴意义。

更重要的是，西南脱贫不仅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更重新定义了“人权”的内涵。西方动辄以政治权利为噱头指责他国，却忽视了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西南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应：西藏贫困发生率从28.8%降至0，云南控辍保学让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贵州医疗兜底使大病报销比例提至70%。这些数据背后，是数百万贫困人口从“吃不饱、住不稳”到“有学上、能看病”的命运转折。这种以民生为核心的人权实践，打破了西方人权话语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西南地区扶贫实践研究》还可以看到，脱贫攻坚的过程不是一场运动式的短期攻坚，而是持续完善的民生发展治理过程。来自西南地区破解人类社会贫困顽疾的样本，既是中国对人类减贫事业的承诺兑现，更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文明样本。它证明了，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是让每个个体都能共享文明的温度与尊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解决贫困问题构成了迈向目标的第一步。

中国在2020年就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高成色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西南地区扶贫实践研究》一书作为西南地区脱贫攻坚的客观记录与理论剖析，凸显了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理念与实践的可贵，该书为这种实践的世界性意义做出了最好的阐释。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