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智库｜医保要在平安中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石国本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仅要有效应对已经发生的风险，更要通过完善制度、保障民生、维护公平、增进信任，不断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化解矛盾、稳定预期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近日，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医保从人民立场认识平安建设、锚定这一目标接续奋斗、以民生保障夯实平安基础提供了方向和根本遵循。

医疗保障与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将医疗保障定位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这一定位表明，医保的作用不仅在于补偿医疗费用，更在于通过稳定、公平、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减轻疾病风险对家庭生活的冲击，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基础性支撑。

所以，准确把握医保在平安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关键是以人民健康权益为根本，以风险共担为机制，以公平规则为基础，以服务连续为支撑，以基金和数据安全为底线，把保障民生与防范风险统一起来，在千家万户的健康生活中筑牢平安中国的社会根基。

深刻把握内在逻辑，以医保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

医保对平安建设的贡献，并不主要表现为对风险事件的直接处置，而是通过保障基本权益、分担疾病损失、规范利益关系和稳定社会预期，改善风险发生、传导和扩大的条件。认识这一点，才能超越就业务论业务的局限，真正理解医保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从人民安全出发，把健康保障置于平安建设的价值起点

平安建设首先要回答为了谁、保护谁、依靠谁。对人民群众而言，安全既包括生命财产免受侵害，也包括基本生活具有保障、合法权益得到维护、遭遇困难能够获得制度支持。一个家庭是否能够承受疾病冲击，一个患者是否能够及时获得必要治疗，都是群众理解安全、感受安全的重要方面。

因此，医保参与平安建设，既要关心管理对象是否合规，更要关心保障对象是否真正受益；既要关注基金支出是否受控，更要关注合理医疗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只有始终把群众生命健康和基本权益放在首位，医保监管、支付改革、经办服务和风险防控才能形成统一的价值方向。

人民安全不是抽象概念。对需要长期治疗的人而言，安全意味着药品和待遇能够持续衔接；对经济困难的家庭而言，安全意味着不会因一笔突如其来的医疗费用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对异地工作生活的人而言，安全意味着身处何地都能依法获得相应服务。医保服务平安建设，必须从这些具体感受出发。

（二）从风险分担入手，减轻疾病冲击向家庭生活其他领域传导

从制度机理看，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往往具有复合性：一方面增加治疗支出，另一方面可能减少劳动收入，还可能加重照护责任。单一健康问题由此可能演变为家庭收支、就业安排、子女生活和养老照护等多方面压力。医保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社会互助共济，分担其中符合制度规定的医疗费用风险，减轻家庭独自承受冲击的程度。

这种作用不是消除一切损失，而是防止可分担的疾病风险完全由个体承担。保障越及时、责任越清楚、政策衔接越顺畅，家庭越有条件维持正常生活、继续参与就业和社会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医保不仅是疾病发生后的费用补偿机制，也是维持家庭生活韧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必须明确，健康困难和生活困难并不等同于治安风险。医保关注疾病风险的社会影响，是为了更早提供支持、维护群众尊严，而不是给患者和困难家庭贴上风险标签。平安建设的民生逻辑，应当是通过保障减少脆弱性，而不是把需要帮助的人变成被防范的对象。

（三）从公平规则着眼，把互助共济转化为稳定的制度认同

社会信任不仅来自保障水平，也来自规则是否公正。同样的条件能否获得同样的待遇，同样的事项能否按照同样的程序办理，政策变化能否得到充分解释，错误决定能否及时纠正，都会影响群众对制度的判断。待遇安排再好，如果执行中存在因人而异、优亲厚友和解释随意，也会损害制度公信力。

医保互助共济能够持续运行，需要参保群众相信自己的缴费受到规范管理，相信他人的合理待遇有规则依据，也相信自己将来需要帮助时能够获得相应保障。这种跨群体、跨时间的相互信任，是医保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平安建设值得珍惜的公共资源。

因此，医保要以公开规则减少信息不对称，以规范执行维护机会公平，以严格监督防止公共利益被侵占，以便利服务减少群众获得权益的障碍。让群众感受到制度不是关系的附属、保障不是个别人的恩惠，才能把一次次具体服务转化为对公共治理的长期信任。

（四）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防止片面管理产生新的风险

发展与安全在医保领域不是两项相互分离的任务。保障能力提高，有助于增强群众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基金运行稳健，又为保障水平合理提升提供长期支撑。没有可持续筹资和规范管理的待遇扩张，可能透支未来；脱离合理医疗需求的机械控费，也可能以账面安全换取群众负担增加和服务供给受损。

医保必须同时关注制度承担风险的能力和制度自身产生风险的可能。政策调整过急、支付规则失衡、正常费用长期拖欠、信息系统切换准备不足，都可能使原本用于保障群众的管理措施，转化为新的服务障碍。防范风险，既要防外部冲击，也要防政策执行中的简单化和不协调。

要把保障水平、基金能力、医疗质量、供给稳定和群众承受能力放在同一框架中统筹考虑。医保安全不能等同于基金结余越多越好，医保发展也不能等同于支付范围越大越好。真正有质量的发展，是制度能够持续兑现承诺；真正有基础的安全，是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稳定保障。

坚持保障向前发力，以更有韧性的民生安全网稳住群众生活预期

医保助力平安建设，首先要把本职保障做扎实。其重点不是另设一套平安工作事项，而是找准参保中断、重病负担、长期照护和服务不可及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关键问题，在制度允许范围内提前发现、及时衔接、持续解决。

（一）巩固连续参保，减少人生转换过程中的保障断点

人口流动、就业转换和家庭迁居，不应成为群众难以理解参保政策、难以衔接医保关系的原因。《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从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分类资助、部门联动和服务优化等方面作出安排，强调适应人口流动和参保需求变化，提高参保质量。

应当把参保服务从集中缴费期的单次动员，拓展为贯穿毕业就业、岗位变动、跨地区迁移等关键节点的连续支持。对政策不了解的，提供准确解释；对办理有障碍的，帮助衔接手续；对缴费确有困难且符合条件的，落实相应资助。不能只追求登记人数增加，而忽视群众是否真正形成连续保障。

稳定参保预期，还要把缴费义务、待遇条件和政策变化讲清楚。既不能以模糊承诺吸引参保，也不能以不当强制代替政策动员。让群众知晓权利义务、理解互助共济、便捷完成办理，才能提高制度参与的稳定性。

（二）强化重特大疾病保障，防止医疗负担侵蚀家庭基本生活

重特大疾病保障的关键，不只是提高某一个报销比例，而是使不同制度真正接续发挥作用。现行政策明确，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综合保障，建立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预警监测和依申请救助机制，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要把关注点从单次费用报销进一步延伸到家庭实际承受能力。政策范围内报销水平、年度累计自付负担、家庭收入变化和持续治疗需要，应当在各部门依法履职的前提下得到综合关注。不能因为一次结算完成，就认为一个家庭的风险已经解除；也不能只盯住已经发生高额费用的人，忽视因经济困难而尚未获得必要治疗的人。

医保负责落实医疗保障，民政等部门依职责落实相关救助，基层组织协助发现需求、转介服务。通过分工明确的衔接机制，既避免困难家庭反复申请、重复证明，也防止把所有生活困难转嫁给医保基金。真正有效的托底是各项制度各负其责、共同作用，而不是某一项制度无限兜底。

（三）重视长期性健康负担，把阶段救助转化为稳定支持

长期慢性病、失能和复杂康复需求，对家庭的影响往往不是一次性冲击，而是持续性的时间、费用和照护压力。对此，医保工作的着力点不能只停留在住院环节，还应当在相应制度和政策范围内，做好门诊治疗、规范用药、康复护理和长期护理保障的衔接。

要更加重视保障的连续性。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人群，应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认定和材料提交，做好异地生活期间的待遇衔接；对于失能人员，应按照适用制度和评估条件提供服务指引；对于不属于医保责任范围的生活照料困难，应协助转介，而不是作出无法兑现的支付承诺。

家庭安全感来自稳定可预期的支持，并非偶尔一次的集中帮扶。医保参与长期性风险治理，应当以规范、持续、公平的制度供给，减少家庭在反复寻找政策、确认待遇和联系服务中付出的额外成本。

浙江湖州德清县新市镇乐安村，网格员向村民宣传医保政策。（谢尚国/人民图片）

（四）提高基层服务可及性，让制度保障转化为现实保障

有待遇而没有适宜服务，有目录而缺少必要药品，有报销政策却需要反复远途奔波，都可能削弱保障的实际效果。《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支付、价格、用药和经办等方面支持基层服务能力提升，为医疗保障与基层供给相衔接提供了政策路径。

应当把基层能力与医保支付协同起来，支持符合条件的基层机构提供安全、适宜、连续的诊疗服务，减少群众因常见病、慢性病反复跨地区就医的负担。同时，必须保障必要转诊，不能为了提高基层就诊比例而限制群众获得适宜治疗。

公平可及还包括办事能力上的差异。老年人、残疾人和数字应用能力较弱的群众，不能因不会使用智能设备而难以享受待遇。要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和线下办理方式，让技术帮助群众获得保障，而不是使技术成为新的保障门槛。

坚持依法治理，以公开公正的制度运行增进社会信任

医保涉及多方利益，存在不同诉求是正常现象。平安建设不是要求所有人没有意见，而是要求意见能够表达、问题能够查明、权利能够维护、争议能够依法解决。医保领域的长久安定，必须建立在公平规则和有效救济之上。

（一）把风险评估嵌入政策制定，减少改革中的非预期冲击

医保改革涉及待遇调整、利益再分配和医疗机构行为变化，一项政策在部门内部看似合理，进入现实运行后却可能产生不同影响。政策制定不能只测算基金收支，还应评估不同群体的实际负担、医疗机构的执行条件和相关政策的叠加效果。

应当对重大改革开展充分调研、分类测算和必要论证，合理安排实施节奏与过渡措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要在实施前讲清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对不同群体产生什么影响，以及遇到问题到哪里反映。不能把专业解释留到争议发生后，更不能用宣传力度替代政策质量。

稳定预期不是回避调整，而是使调整有依据、有程序、有解释、有纠偏。改革过程中发现确有不合理影响，应当及时完善政策，而不是为了维持表面一致而固守错误做法。能够根据事实修正政策，本身就是治理能力和制度自信的体现。

（二）畅通诉求表达与权利救济，把矛盾处理纳入法治轨道

群众对待遇审核、费用结算和经办行为有疑问，应当能够得到明确答复；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当能够获得法定救济。新颁布的医疗保障法和社会保险法对此有明确阐释，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依法办理登记、支付待遇、转移接续或者其他侵害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要区分政策咨询、服务投诉、事实差错和法律争议，分别建立处理路径。对事实错误及时纠正，对政策适用疑问充分说明，对涉及权利争议的明确告知相应程序。不能让群众在咨询、投诉和复核之间反复流转，也不能用一般性安抚代替实质处理。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医保领域应体现为把服务做好、把道理讲清、把责任落实、把合法权益维护到位。不能以基层协调代替法定救济，更不能以“维护稳定”为由压制合理诉求。群众有地方说理、错误有机制纠正，才是更有韧性的社会秩序。

（三）规范医药服务利益关系，防止管理压力向患者转嫁

医保支付连接患者、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任何一方的不合理负担，都可能沿着服务链条转移。只压低某个项目价格，却不关注整体费用；只控制医院结算，却不检查患者自费变化；只强调成本约束，却不评估医疗质量，都可能出现账面指标改善而群众感受下降的情况。

应当把基金支付、医疗质量、患者负担和供给稳定同步纳入评价，推动医保、医疗、医药政策相互衔接。对不合理检查、违规收费和过度医疗要加强治理，对疑难重症、合理使用新技术等情况要尊重临床规律，防止医疗机构因支付规则不适配而推诿复杂患者。

医保不是单纯代表基金同医院压价，更应当代表参保群众购买规范、适宜、有价值的服务。只有让合理诊疗得到合理补偿，让违规逐利受到约束，才能减少患者与机构之间不必要的利益摩擦，推动医药服务秩序更加公正稳定。

（四）推动基层协同解难，把服务末梢建设成为信任形成的前沿

群众的一个困难，可能涉及医保、民政、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基层党组织应当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相关主体依职责共同解决，不能让部门之间的工作分工变成群众面前的责任空隙。

要依托现有基层服务阵地，建立咨询指引、疑难事项转介和办理反馈机制。常规事项尽量就近办，复杂事项由专业部门支撑，跨部门事项明确牵头责任。不能只把任务向下布置，却把专业审核和政策解释的复杂性全部留给社区工作人员。

基层协同的最终目的，是使群众能够通过清晰路径获得帮助，而不是增加管理层级和工作台账。每解决一个真实问题，就应当进一步检视能否优化一项流程、明确一条规则，使一次服务积累为长期信任。

坚持平急衔接，以医疗保障韧性增强公共风险应对能力

医保制度既要在日常状态下稳定运行，也要在重大疫情、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中经受检验。平时便利高效，不等于急时能够持续可靠。真正的制度韧性，是在冲击发生时关键服务不断、责任安排不乱、群众权益不因运行困难而落空。

（一）区分个体风险与共同冲击，建立分层负责的保障安排

日常医疗保险主要通过较大范围的互助共济分担个体疾病风险。但当大量群众同时受到疫情或灾害影响时，医疗需求可能集中增加，服务能力和基金运行也可能同步承压。共同冲击不能完全按照日常风险处理，更不能要求某个地区或某项基金独自承担全部成本。

应当在统一领导和法定职责框架下，明确医保、财政、公共卫生、应急救助等不同制度的责任，提前研究特殊情形下的费用保障和资金衔接。对于超出常规保障责任的公共风险，应由相应制度和授权安排承接，防止责任不清导致救治等待，也防止借应急之名突破基金用途。

应急能力不只是事后追加资金，更包括事前明确谁决定、谁支付、谁结算、谁监督。责任安排越清晰，突发情况下的协调成本越低，保障越能及时到达群众。

（二）完善重大疫情费用保障，防止支付障碍延误必要救治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对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作出部署，要求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下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并完善相应医保支付政策。其核心要求，是使费用安排服务于及时救治，而不是成为救治的前置障碍。

落实这一要求，应当重视预案的可操作性。对特殊支付政策的启动条件、适用对象、保障范围、资金分担和终止程序，应按照权限提前作出安排。不能把紧急措施泛化为永久性承诺，也不能因事后责任核算尚未明确，就让患者承担制度协调的时间成本。

临时政策实施后，要做好费用记录、信息核验和后续清算，防范重复支付与不合理支出。及时救治与规范管理不是对立关系，越是紧急状态，越要通过事前规则和事后核查相结合，使保障既迅速又有序。

（三）保障跨区域救治结算，防止空间流动造成保障中断

突发事件可能改变群众居住地点和就医路径，受灾转移、异地救治和跨区域支援都会增加结算协同需求。现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已对异地急诊抢救、地区间业务协同以及系统故障后的报销安排等作出规定，为应急条件下保障服务连续提供了制度基础。

应当在现有制度上加强应急演练，重点检验身份核验、待遇查询、跨区域联系、费用记录和后续清算能否衔接。对凭证遗失、系统暂时无法连接等情况，要按照规定提供替代办理路径，不能把技术故障简单转化为群众自行解决的困难。

异地救治越紧急，部门协作越要主动。参保地和就医地应各负其责，使患者不必在治疗过程中承担反复协调两地政策的负担。保障随人衔接、服务随需响应，是医保支持人口流动和公共风险应对的重要体现。

（四）兼顾价格合理与供应稳定，提高关键医药服务保障能力

药品耗材价格可负担与供应可获得，是群众用药安全感的两个方面。采购价格降低了，但必要药品不能及时供应，保障仍然难以兑现；供应能够维持，但价格明显超出群众和基金承受能力，同样不能形成稳定保障。

医保采购和支付应更加关注质量、供应和替代能力，在依法履职的基础上，与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加强协同。对临床不可替代性强、供应主体较少的品种，要重视履约能力和供应风险；对异常短缺信号，要及时反馈并配合相关职责部门处置。

医保不能代替药品质量监管和应急物资管理，但可以通过合理采购、规范结算和稳定支付预期，减少制度性拖欠与不合理竞争对供应的冲击。平安建设需要的，不是某个时点的最低价格，而是在合理成本下能够持续提供的可靠服务。

坚持内外兼治，以基金、数据和经办安全守牢制度运行底线

医保能够为社会分担风险，前提是自身具有可靠的运行基础。基金风险、廉政风险、数据风险和业务中断风险，并不是彼此孤立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通过支付和服务链条影响群众权益，必须实行全流程、相互衔接的治理。

（一）加强基金中长期治理，防止以当期平衡掩盖长期风险

基金管理既要看当期收入和支出，也要看参保结构、人口变化、疾病负担和待遇责任的发展趋势。某个年度结余较多，不必然意味着长期保障能力充足；某一时期支出增加，也不必然意味着运行失控。判断基金安全，需要把流量、存量和结构结合起来。

要加强中长期精算、预算绩效和压力测试，科学研判不同情景下的保障能力。对可能影响持续支付的风险及时预警，对不合理费用和低效支出开展治理，对待遇政策调整充分评估长期影响。不能通过拖欠合规费用制造账面结余，也不能脱离筹资能力作出无法持续的保障承诺。

基金安全的实质，是制度在未来仍有能力履行合理责任。要以支出结构优化为高价值服务提供空间，以清晰的筹资和分担机制稳定制度预期，使今天的保障不以透支明天为代价，使未来的稳健也不以牺牲当下合理权益为前提。

（二）依法治理欺诈骗保，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平竞争秩序

欺诈骗保侵蚀的不只是基金余额，更是全体参保人的共同权益。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全流程智能监管、部门协作和区域协查等要求，为规范基金使用提供了更具体的制度依据。

要围绕虚假诊疗、违规收费、倒卖医保药品和内外勾结等问题加强治理，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不能以追回资金代替责任追究。与此同时，要严格区分违法事实、一般管理问题和合理医疗差异，不能把数据异常直接等同于欺诈，也不能以统一扣款代替调查认定。

案件查处之后，更要追问问题为何发生、为何未能及时发现、哪些制度需要完善。对机构内部控制失效、监管人员失职和权力寻租等问题同步深查，推动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督相互促进。治理成效不仅在于追回多少资金，更在于减少同类问题反复发生。

（三）保护健康信息和数据权益，防止安全治理异化为无边界使用数据

医保数据能够支持服务和监管，但健康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医疗健康信息纳入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并要求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平安建设不能成为突破这一边界的笼统理由。

要落实数据分类分级、最小必要授权和使用留痕，明确不同主体能够接触哪些信息、用于何种任务、保存多长时间。用于服务转介的信息，不应自动扩展为向所有协作部门开放完整病历；用于业务分析的数据，也不应被无关商业活动利用。

尤其要防止把疾病诊断、救助申请或高额医疗费用，直接转化为对个人的社会风险判断。医保数据首先应服务于保障权益、改善服务和规范基金使用。数据共享的目的，是让群众少跑腿、让管理更准确，而不是让患者在获得帮助的同时失去隐私和尊严。

（四）强化关键业务连续性，防止技术失灵演变为保障失灵

医保经办对信息系统的依赖越强，越要重视系统故障、网络攻击、数据损坏和第三方服务中断的影响。安全不能只看有没有泄露事件，还要看关键业务能否持续运行、出现故障后能否尽快恢复、群众合法待遇能否得到衔接。

应当把灾备恢复、系统切换、异常交易核对和人工替代流程纳入常态化演练，明确关键岗位、恢复顺序和协作责任。重要系统升级必须充分验证，不能把未经充分测试的技术风险直接传递到窗口和医院。对影响群众办理的故障，要及时公开说明，明确临时路径和后续安排。

智能审核同样需要可解释、可复核、可纠正。算法可以帮助发现问题，但不能成为无法申辩的结论。高水平数智医保，不只是系统更先进，更要做到技术出问题时仍有人负责、规则有争议时仍有程序解决，确保数字便利建立在可靠保障之上。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把医保服务平安中国建设转化为长效制度实践

医保在平安中国建设中发挥作用，关键在组织，根本在落实。不能在业务工作之外再叠加一套形式化任务，而应当把平安要求融入决策、保障、服务、监管和队伍建设全过程，用更加可靠的日常履职支撑更加稳固的社会安全。

（一）以党建统筹责任落实，形成各负其责的协同体系

各级医保部门党组要把服务平安建设与履行医保职责一体研究，定期分析群众保障、基金运行、政策实施和服务连续性中的重要问题。党的领导应体现在把准人民立场、协调复杂事项、推动责任落实，而不是以党务活动替代专业治理。

要明确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的责任，完善同相关部门的协同机制。医保管好保障与基金，医疗卫生部门履行诊疗与公共卫生职责，财政等部门承担相应资金保障和监督责任，形成职责清晰、衔接有序的工作格局。

基金专款专用是不能突破的底线。社会保险法明确禁止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并对不得用于平衡其他政府预算、支付人员经费和管理运行费用等作出规定。医保参与平安建设，不能成为扩大基金支出用途的理由。

（二）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评价，防止指标替代群众真实安全感

评价医保服务平安建设，不能只看检查次数、资金追回金额、信访投诉数量和系统运行报表。追回金额增加，可能说明查处力度提高，也可能提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预防；投诉减少，可能源于服务改善，也可能源于渠道不畅。单一数字不能代替全面判断。

应更加关注保障是否连续、救助是否及时、正常结算是否顺畅、合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群众争议是否获得公正处理，以及重大冲击下服务能否保持稳定。既评价发现和处置问题的能力，也评价预防问题、纠正制度偏差的能力。

要防止以压低合理支出体现管理成绩，以减少群众表达体现稳定成效，以不报告风险体现运行安全。真正有价值的政绩，是困难得到解决、权利受到保护、隐患被及时发现，制度经过检验后变得更加可靠。

（三）以专业能力支撑精准治理，让基层既有责任也有办法

医保领域的安全治理，既需要政治担当，也需要医学、法学、精算、财务和数据分析等专业能力。看不懂临床差异，监管容易简单化；不理解预算结构，风险研判容易片面化；不熟悉法治程序，问题处理可能产生新的争议。

要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和跨专业协作，完善基层咨询支持、疑难事项会商和专家审核机制。对于复杂问题，应由具备权限和能力的主体承担判断责任，不能要求基层窗口独自解释所有政策、社区干部独立认定所有风险。同时，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能通过既有系统获取的数据不再重复报送，能通过专业后台解决的问题不再层层转交。把责任下沉与资源、知识和技术支持同步起来，才能让基层有能力提供稳定服务，而不是在不断增加的任务中疲于应付。

（四）以常态复盘推动制度进步，使每一次风险处置都形成治理积累

高水平安全不是永远不出现问题，而是能够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并通过复盘降低再次发生的可能。对重大基金案件、结算中断、政策争议和应急保障任务，都应在处理后开展专业复盘，查清制度、流程、技术和责任方面的原因。

复盘不能只寻找直接责任人，也要分析管理安排是否合理、协作机制是否有效、基层是否获得必要支持。对个别失误及时纠正，对共性缺陷完善规则，对有效经验形成制度，对临时措施明确退出条件，防止一次应急安排长期替代常规管理。

要把群众反馈和专业评估结合起来，使制度改进既反映真实生活，也遵循治理规律。平安建设的医保实践，应当是持续学习、不断纠偏的过程，让每一次风险暴露都成为补齐短板的契机，让每一次问题解决都为制度增加一分韧性。

医保在平安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归根到底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公平、稳定、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减轻疾病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安全、规范、可靠的自身运行，确保制度承诺能够持续兑现。没有前者，医保安全就可能停留在部门内部；没有后者，医保对社会安全的支撑就缺少坚实基础。

平安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获得支持；不是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发生后能够公正解决；不是系统永不出现故障，而是故障发生时群众权益仍有衔接保障。医保对平安建设最深厚的贡献，就在于把这些要求转化为日常可依靠、关键时刻靠得住的制度安排。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把医保放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大局中谋划推进。以连续参保稳定保障预期，以多重保障减轻重大疾病负担，以依法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以平急衔接增强公共风险应对能力，以严格监管守护共同基金，以安全技术保护数据和服务，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协同治理合力。

既不能把基金安全等同于少花钱，也不能把促进稳定等同于少听意见；既不能以支持民生之名突破制度边界，也不能以遵守程序之名回避责任。要让群众的合理需求得到保障，让公共资源得到规范使用，让错误决定能够依法纠正，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因疾病而失去尊严、不因程序而错失权益。

千家万户的安稳，是平安中国最深厚的根基；公平可靠的制度，是人民安全感最持久的来源。把医保的每一项保障、每一次结算、每一个服务环节都建设得更加公正、及时和可信，医保就能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稳定群众生活，在维护制度公平中增进社会认同，在提升自身韧性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为开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贡献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原文刊载于2026年第23期  11月9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