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沈从文，真神！

6月13日下午，著名艺术家黄永玉追忆他与表叔沈从文一生交往的新作《沈从文与我》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黄永玉本人出席，并与到场的媒体以及读者畅聊与表叔沈从文之间的动人往事。

他的文章不是讲故事一样出来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的、刻出来的。他曾经跟我说，《边城》改了一百多、两百次，我相信没有看到他工作不会相信他是这么改他的文章的。

有的时候觉得他像一个神，一个小学水平的人，写文章也好，研究文物也好，他的记忆力、归纳的力量，这么神，多么了不起。

我最近也在学画画，也给自己找一些题目，我拿了一卷印刷品《清明上河图》，在局部地、一点一点地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这么小的一个人，这么大的规模、计划，从渔村到小人物，小人物往前走的脚后跟、脚底板怎么翻怎么走，每一点都不是凡人能够做得到，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我现在一点一点地临，不是临全部，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临它，人家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画画，这是真正的学习。

有一个好朋友就说，你还学什么？你什么都会画！我说，在他的面前什么都不会画。桥的结构一笔一笔都没有乱的，画的前头有一群马走过来，然后有几匹马斑驳了，看不见了，然后在后面一匹毛驴蹦出来了，这些互相辉映、影响的关系真了不得。我现在一步一步地领会，然后在上面写我体会的笔记。

沈从文的思想、文章的法则、规模就是《清明上河图》，一点一点，句子的讲究、上下的呼应，比诗还严格。

李辉：91岁的画家开始重新画画，其实他最大的工程是写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了他一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先生写沈先生的文章，第一篇是《太阳下的风景》，第二篇是《这些忧郁的碎屑》，香港作家董桥不只一次跟我说，他认为在所有人写沈从文的文章里面，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有读者问，沈从文写的湘西和你写的湘西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传承？

黄永玉：时代不同，我可能长大的过程比他更调皮。我看他写他的童年，那真是个老实人。我那个调皮的规模跟他就不一样了，我们小学校里面有两棵楠木树，也是一两百年了，他被老师罚跪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罚过跪。他的老师解放后被请到北京的文史馆做馆员，是一个大诗人，当年南社的诗人，是我爸爸的结拜兄弟，那个老师叫田兴六，在我们家乡他是一个圣人。

沈从文在写他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把他说成是一个袜子里面放了一把刀，经常赌钱，忽然一下变成一个学者了。后来在旧社会做过八、九任的县长，掩护过我们共产党。

这个老人家（沈从文的老师）和我表叔之间的距离，相当于我同他的距离一样，时代不一样了。我刚才在讲，在我上小学还见过五色旗，然后才改变，变成青天白日旗。

要是我写的文章让表叔看就很麻烦了，他可能要把我的文章改得比我的文章本身起码要多两三倍，他会改的。这么一个认真的老人家。

但是我不晓得他会怎么样说我，如果他说我好我会很开心。我的婶婶讲过我一句好，她说：你的文章撒开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收回来，结果你把它收回来了。这是婶婶说的话，他的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一个字都没有看到，真是遗憾！

李辉：刚才黄先生讲了，他的小说和沈从文的《边城》相比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包括性格上，沈从文也有比较倔的一面，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和，比较偏安静。黄先生12岁就离开凤凰了，所以他身上的野性要多过沈从文，所以《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写法不是完全诗意的写法，《边城》完全是一种诗意、文化忧伤的感觉。目前他出版的《朱雀城》，包括现在还在连载的抗战八年的经历，充满了野性或者生命力，他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有记者提问说《沈从文与我》给我们重新认识和了解沈从文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故事画成一个画册？

黄永玉：现在做自己的事情好多都来不及了。

“文革”开始，我们都在自己的单位基本上给禁锢起来。有一天在东堂子胡同的活动，我和他碰见了，当时我们绝对不能说话的，不敢站着说话。实际上谁去管你呢，但是心里就是恐惧，我恐惧，他也恐惧！明明看见他过来了，他也看见我过来了，两个人就在几秒钟里面，他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么一个温和的人，说出这三个字包含多么大的勇敢，还有包含对付将要来临的阵势，就这么三个字“要从容”，这三个字对我的启发是很大很大的，增加了勇气。

人家都讲，“文革”这一段时期你怎么过来的，我说我大概从小在我们家乡见的死亡、杀戮太多了，各种方式的杀戮，再加上八年的抗战，所以我对恐怖的事情看得比较从容，所以整个“文革”里面，人家难以想象我过得这么自在，那时候我医疗本全满了，一本一本全满了，装病，然后去玩。这就是“从容”的关系，把我们家乡那点民族性的本钱全用出来了。

有一次在上海，一个朋友同我闹意见，这是年轻的时候，他说你说谎。我就说，拿破仑说的，对待魔鬼采取魔鬼的手段。有的领导同志替我着急，暗暗地告诉我，你稍微要有点精神负担表现出来，不要这样，要沉重一点，你太轻松了不好。

李辉：有人想让您用一两句话概括您眼中的沈从文。

黄永玉：这是钱钟书先生说的：“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温和，他不想做的事你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这是真的，钱钟书先生同他来往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对沈从文是相当了解，因为我们住在一个院子，有一次我到他屋子，说有人骂你们两位了，您看到了没有？他说看到了。我说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希望我跟从文一起努力，多做作品，我们要努力工作，好提供材料让他骂。

有一次钱先生到我家里来，我说听说有一个学生欺负你，住在你家里，“文革”的时候把你的书什么都拿跑了。你告诉我就好了，我揍他一顿。钱钟书和杨绛，听到我说到打架，杨绛说我们回去吧，她要回去，她不希望听到有人要打架的问题。另一方面，你看到她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跟沈从文是一样的。

李辉：沈从文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黄永玉：要不停地做，不停地工作，不能停。我刚到北京工作，小孩子才几个月。他第二天就让我做功课，要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工作”这个影响我一辈子，一直到现在。我现在连做梦都在写小说，想到一句话爬起来就写下去。

劳动态度不是艺术，牛的劳动态度也很好，它也不是艺术。但是他不停，他让我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劳动。如果有一样马虎了，他会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去训我。50年代，有一次我帮《民间文学》杂志做插图，他骂我马虎，就为了这个走来训了我一顿。你三十多了还这样马虎，怎么能够这么马虎呢？我是很认真地听他的话的。

李辉：黄先生兴趣非常广泛，别看这么大年纪，上个星期早早几天提醒我，马上就是欧冠的决赛，半夜3点过来看足球，看完之后去看拳击。每周六的《非诚勿扰》也是看，还专门给孟非、乐嘉寄书过去。

黄永玉：因为我的年轻时代远了，所以要通过看看《非诚勿扰》了解一下少男少女现在干一些什么事。

李辉：您最近看什么书？

黄永玉：我最近看古罗马的历史，恺撒说人生三件大事：第一阅读，第二思维，第三交谈。长学问一个是看书、阅读，一个要自己想，然后要交谈。交谈是多么重要，交谈是温习。当年印象派那一帮人都坐在塞纳河，脾气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常常在那里交谈，甚至吵架，所以他们形成一个流派，总体是一致的，但是各有各的风格。他们依靠着交谈成长起来的，很多都是。拉斐尔前派也是这样，都是依靠着交谈。

（文/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