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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重建重在“助人自助”

来源:京华时报2014-11-17 14:26:05 比尔

孟加拉CCDB项目官员正在分享本国减灾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验。爱德基金会供图

近十年来,亚洲地区地震、台风和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其频度和破坏程度逐年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亚洲的各个受灾地区开展了救灾工作。

在中国,尤其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从事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社会组织大幅增加。今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从政府到社会到民众紧急援救,前线与后方迅速组成救助队伍。

与此同时,灾后受众群众的心理干预需求,救灾资金重点集中于紧急救援、灾后恢复和重建弱化等需求和挑战随之出现。近日,一场由爱德基金会主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联合参与的亚洲减灾救灾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日本、菲律宾、孟加拉等国的专家及实务工作者分享了各自在社区建设、专业志工、心理援助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

京华时报记者任珊

重建应引导居民自身投入

“1987年至2000年间,中国社会组织整体数量不多,政府成为救灾的绝对主导,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一格局有了一定改变,面对大量涌入灾区的社会组织,政府采取了与社会组织积极互动的态势,民间组织救灾同样应该与政府进行很好的协作。特别是今年的鲁甸地震,政社互动协同,救灾的速度和效率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爱德基金会秘书长邱仲辉说。

据了解,爱德基金会自1987年就开始参与中国的救灾工作,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程。在这几次地震、台风灾害中也一直有它的身影。项目一部主任谭花表示,救灾工作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期性和协同性的系统性工作,随着救灾主体的多元化,新的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呈现。比如与紧急救援的充沛资源相比,灾后社区的系统重建工作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些软件需求问题会逐步显现。

爱德基金会救灾项目主管束俊松坦言,多年的灾后工作让他体会到,社区居民自身投入会比外人介入影响更大。“灾区重建是这些社区的成员,他们本身就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和归属感,更需要的是一个机会,一些专业的建议,而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介入代替他们。”

2011年,当他们去玉树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验收时,一些由政府推动的项目采用的是一种在许多地方适用的新农村集中居住的方式,建了很多的集中片区。他说,在玉树这样的方式其实并不合适。很多牧民本身有上千平方公里的牧场,他们住得很分散,更便于日常生活。最终,他们选择以低价把房子卖掉,回到自己的牧场去搭一个简易的房子居住。

束俊松认为,外来人员最重要的是搭建一个平台,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社区服务网络,让居民为自己的社区重建服务。另外,社区居民应该是全过程的参与,从计划之初到资金管理、施工过程,到监督实施以及后续的管理。

菲律宾一家较大的民间救灾组织NCCP的负责人爱德华·桑托斯也很认同“助人自助”这个理念。2012年,菲律宾曾遭遇超强台风“宝霞”侵袭,造成200多人死亡。NCCP希望调动灾区人民全员动员起来,让所有人都参与到救灾项目中,不管是渔民、农民还是其他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知道,怎样的做法是对灾民们最为有利的,灾民自己的利益在哪里。NCCP救灾中成立的相应机构,还可以给灾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物资,让他们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

仁人家园是一家1976年成立于美国的国际非盈利机构,亚太地区的总部在泰国,其中中国也是重点援助对象。主要专注于为有需求的住房援建户提供安全、实用、负担得起的贫困住房。亚太地区项目负责人赵秋婉表示,灾情发生后,中华仁人家园为灾民们提供建房所需的相应物料,并与灾民协商房屋建设方案,规划合理建设路径。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是调动灾民建房的积极性,让灾民主动参与到房屋建设中来。

非物质重建需“对症下药”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无疑开启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民间组织的救援工作表现出色,之后的数年中,抗灾救灾的主体趋于多样,民间组织日趋活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南都公益基金会自2008年5·12地震到现在已经支持了120余家NGO开展救灾工作。工作几年后,他们重点开展了一项有关社会损失和非物质重建专题的研究,并且资助了几个NGO的伙伴进行了长期的一个试点。

南都基金会救灾项目主管黄庆委介绍,灾害来临时,除了造成房屋道路基础建设这些损失,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非物质损失,比如救援阶段分物资,大家一直在讨论什么是真正公平。他们很担心,它是不是对人的关系造成一些损害?还有灾后非物质的重建,包括社区关系的重建,社区居民心理的重建。更大的层面包括整个救灾相关的体制制度的建设,很多体制的东西需要去改善。

常年从事灾害心理援助的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心理服务中心主任于洋,经过研究得出,在这些遭受重大心理创伤的人群之中,比如大地震重灾区中,7%-12%的人可能会终身受到影响。“有些虽然会重建房屋和做一些公共设施的修缮,但那些有心理创伤的人没有状态享受。如果没有外在资源及时、有效地干预进去,很多人他可能终身要带着这样一个伤痛去生活。”

做心理援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辅导,还可能需要和当地社区、地方政府有一个联动的机制,获取一些建议和支持。另外,有些受灾地区是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他们还会通过唱歌跳舞,用帮助他们恢复传统文化的方式来援助。

这种非物质重建工作的特别方式在日本也很流行。日本岩手县大槌镇在2011年的地震中受灾人数很多,为了帮助社区增强抗逆能力,凝聚社区力量,他们延续了当地的民间表演艺术活动传统舞蹈,成立了民办避难所——臼澤鹿子踊保存会馆传承馆,里面陈列相关艺术活动的物品,进行文物修复工作,定时进行舞蹈公演,这也是一个镇里所有人踊跃参与、传承和发展这种活动的场所。

专业社工体现“以人为本”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天气的不可预见性,原本脆弱的农村和城市社区以及沿海地区在受灾程度上进一步加深。我国即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15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约3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其中1998年长江洪灾、2003年淮河渭河洪灾、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今年的鲁甸地震,都给灾区带来了严重损失。但在所有的救灾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似乎是所有社会组织坚持的最核心理念。

据悉,今年鲁甸8·3地震后不久,民政部社工司就召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以及北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研究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支援方案,计划通过跨省支援的方式,组建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支援团。民政部社工司与云南省对接,经过调研灾区需求,确定了需要社工介入的几个社区和学校。北京社工队的10名队员都是从市民政机关遴选出来的,包括市民政局机关、社工处、军休系统、福利系统、救济系统、区县民政局等。

专业社工到了当地之后,服务工作包括哀伤辅导,设立了社工服务项目,比如学生的爱心观影、歌唱团、绘画组等,通过活动的载体引导孩子的情绪。尽量做小组工作,通过团队的辅导,使大家互相影响,传递正能量。担任社工队临时队长的杨宝伟介绍,针对老师,他们也成立了教师互助小组,找了间板房布置了教师之家,让老师有归属感。除此之外,还帮扶云南本地社工,“北京社工不管服务期是几个月、半年,总归是要走的,如果我们离开之后,还有云南本地的社工继续服务,当然对灾区更好。”

虽然专注于做心理援助工作,于洋却认为,心理和社会的工作是不能够分开来的。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一段时间,她们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签订了一个心理合作的协议,在五个工作点布了10名心理咨询师,开展重点人群的心理辅导,同时在北川永兴板房成立了一个社工站。工作的模式就是社工和心理辅导的一个对接,社工的工作是他们筛选重点人群,有需要时转接到心理咨询师这里,辅导后心理康复的人再推荐到社工组织那里,并参与社工组织里开展的相关项目,积极融入众多的社区居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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