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中国公益事业要走自己的路

盘点中国公益30年，就不能不提到这么一个人，他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民间组织的领头人；他着手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福利彩票，创办了国内社团的领头雁——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退休后，他没有停下追逐理想的脚步，建立了中华慈善总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他，就是被业界誉为公益领域“教父”的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不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民间社团，崔乃夫始终走在公益这条道路上。

崔乃夫认为，发展本土化的公益事业，首先要开展公益知识的宣传普及，其次是完善法制建设，最后是推进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自律和品牌建设。

公益是他的醒目标签

1978年，崔乃夫在兰州大学投身教育20年后，进入民政部，将抚恤救助当成自己的“职业”，由此和慈善、公益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位刚刚上任的民政部部长面临着艰巨任务：以1985年为例，全国有1．5亿安抚和救济对象，成灾人口3．16亿，残疾人口近5000万。而这一年，能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只有4亿元。

现状令崔乃夫很发愁。

1984年，一位海外华人给愁于找钱的崔乃夫出了三个点子：赛马，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搞彩票。

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进行国内发行彩票的可行性调研。崔乃夫发现，不论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然而，崔乃夫在《大英百科全书》上一查，彩票却被定义为“赌博的一种”。

1986年4月中旬，崔乃夫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考察三峡地区。一天傍晚，崔乃夫与秘书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迎面走来了总理和秘书。总理问：“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崔乃夫笑了：“说好搞也好搞，说不好搞也不好搞。”“怎么讲？”“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这方面你需要多少钱？”“每年大约20亿。”总理沉吟了一会儿说：“国家没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听到这里，总理有些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最后说：“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特别是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为了不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和博彩划清界限，崔乃夫给彩票起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 

1987年7月27日，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声中，中国第一张彩票在石家庄忐忑而生。

如今，30年过去了，从1987年的2000万元发行量，到去年中国彩票超过1000亿元的总销量，彩票，已从单纯的“募捐”，发展成为一大“市场”。买彩票已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崔乃夫认为，聪明的人要做一件事，“总是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崔乃夫在民政工作中深切体会到，政府因为身份职能所限，在扶危济困方面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弥补的办法就是搞慈善事业，这就是他想找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1991年5月,崔乃夫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了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系统开展社区建设工作的号召和要求,得到了许多城市的积极响应,并开始了社区建设工作的实践。

这一年，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成立，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当选第一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崔乃夫指出，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因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会服务，完善社会生活功能，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994年，崔乃夫从民政部部长职位上退休。退休后的崔乃夫仍旧想着慈善和公益的那些事。

当时，崔乃夫和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商定要在中国成立第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时，慈善还是一个带有些许贬义色彩的词汇。

熟知慈善古今中外情况的崔乃夫开始挖掘慈善的意义，推广慈善的概念。中华慈善总会开始召开一系列研讨会逐渐为慈善正名，同时在大众传媒宣传。

时至今日，福利彩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华慈善总会、社区建设等这些概念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它们在推动中国公益事业进程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公益事业本土化

中国文化中有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这些因素，对于公益事业是有促进作用的。

崔乃夫认为，相对来说，与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因此，中国的公益道路显得格外漫长。

既然中国缺少公益基因，那么中国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公益事业和发展模式时，该如何发展自己的公益事业呢？

崔乃夫认为，现代公益事业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诞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引进之后，都必须本土化。马列主义是西方的东西，是外国的，毛泽东等人就是把它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把它本土化了，才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崔乃夫认为，中国公益事业一定要发展，但是，不一定是美国模式，不一定要走美国的路，完全可以本土化。” 

崔乃夫认为，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目前可以做的主要有三件事，或者说有三个着力点。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展公益知识的宣传普及，在全体公民中塑造公益精神，培育公益的种子。

公益事业基于爱心，中国人大多都有爱心，但这种爱心只潜藏于民众的心灵深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激发民众的爱心。怎么唤起呢？就是通过宣传现代公益理念，培育一种公益精神。

崔乃夫认为，培育公益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我认为至少需要通过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培育这样一种公益的基因，公益的理念。最重要的是从现代开始，需要从娃娃抓起，现在播下去的是公益的种子，将来收获的就是公益事业的庞大后备军和热心支持者。”

崔乃夫说的推动公益事业第二个着力点，就是相关法制建设。

发展公益事业,必须加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崔乃夫认为，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有两个重要的意义，要通过法律来鼓励公益行为、培育公益的环境;同时也要从法律上来对公益事业、公益活动、公益组织进行规范和管理。 

崔乃夫说的第三个当务之急，是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自律和品牌建设。

崔乃夫曾做过中华慈善总会，有切身的体会。他觉得公益组织在进行公益活动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一点差错都不能有。出一点差错，就有可能全盘皆输。崔乃夫说，当年做慈善总会，就有如履薄冰的感慨。因为从民政部长退休后，崔乃夫就投身做公益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一生的身家荣誉都押在这里了。 

除了NPO的诚信建设和自律，崔乃夫认为，公益组织、NPO 的能力建设和品牌示范作用也非常重要，好的品牌是一种爱的示范，可以激励公众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