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自由的不自由

2014年12月下旬，北京街头的七级阵风吹得行人快要喘不过气来。这是距离国贸仅两站地的一间街边“黄焖鸡”小饭馆。拥挤逼仄的店里，摆了七八张快餐桌椅。在15分钟内，各自吃完一份焖鸡饭和排骨饭的念斌和念建兰，戴上过去三十几年来都没有戴过的围巾和手套，逆着占座的人群挤出来。

突然，念斌停住脚猛回头，十几米外，一个站在“黄焖鸡”饭馆路口穿黑外套的中年男人似乎引起了他的警觉。他用老家话告诉姐姐，“这个人和昨天晚上拿手机在麦当劳拍我们的好像是同一个人”。

“他妈的一群畜生！”念建兰突然愤怒起来，前一天刚剪短的头发在大风里胡乱翻飞，“这些年他们花了多少政府财政跟踪我！不去破案，就要置我们于死地”。她拉着弟弟快步走进前面的地铁站。

在地铁惨白的灯光照射下，相较于两个月多前刚从看守所出来时，念斌的脸色不再那么苍白，但体力依旧虚弱，刚上车五分钟，他已经把双肩包卸下放到脚边。念建兰的身形却明显更加发胖了，走路也没有了以前的急促。她和念斌要赶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自从两个月前她做了肿瘤手术后，每隔28天都要注射一针价值2000元的针剂。

两姐弟都病了

这是继去年9月初首次来北京后，念斌和姐姐第二次来到北京。去年8月22日念斌被福建高院宣布无罪释放。因为特别遗憾宣判那天，律师们都没有到场见证，念斌急于去北京面谢张燕生等律师。加之想在北京给弟弟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念建兰在念斌无罪释放后第十天，便带着第一次坐飞机的他，飞到了北京。

“大，自由。”这是下了飞机后，北京给念斌的第一印象。“我已经在看守所里关了8年，其实外面哪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福州和平潭是伤心地。虽然没到过北京，但是想到张律师他们都在这里，就觉得心情很好，很自由。”

在律师们的催促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两人便去了长安医院。体检结果显示，念斌共有患有肌肉萎缩、反流性食管炎、失眠、前列腺增大、胆管结石、胃溃疡、胆囊多发息肉、浅表性胃炎和抑郁共计9种病症。当天，念斌即住院治疗。一直担心念建兰身体状况的张燕生，执意让她也抓紧做一个全身体检。9月4日，检查结果出来，念建兰的子宫发现“边界不清的多个肿瘤”。

“当时看医生的脸色，感觉是不好的东西。”念建兰一下子愣在那里，第一次感到“一个人的孤独和无助，不是害怕死，而是那种‘怎么又来了，生活怎么没完没了’的感觉”。

在她等待手术的半个月里，正在住院的念斌也备受煎熬，“我很怕姐姐出事，这样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9月28日，念斌出院。次日中午11点多，念建兰被推进手术室，等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上一趟卫生间回来，医生出来告诉他肿瘤已经切除了，化验后是良性，“我的心才放下去了。”

念建兰感恩张燕生的坚持再一次救了自己。她把身体里割下的肿瘤视作过去8年生活的终结，她默默地把它视作为前半生的句号。北京像是她和弟弟生命里的“过渡地带”，她和他在这里休养生息，姐弟俩似乎注定了要再一起重生。

念斌的重生看上去更加艰难滞重。他没有告诉家人，从看守所走出至今，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无罪释放后一周，他曾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自己晚上睡觉时，依旧保持着过去戴着镣铐的姿势。两个月过去，依旧如此。他害怕去人多的地方，“进了地铁，我只想早点到一个目的地，然后出来躲进一个小房间里。”在街上走的时候，他“老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每天凌晨三点左右，他都会醒过来，再也睡不着。“脑海里都是过去在看守所的场景，好像镣铐还压在身上，冬天怎么也捂不暖，起来上趟厕所，再回被窝又变得冰凉。”

念建兰觉察到弟弟的异样，11月初，她的伤口愈合，能够捧着腹部勉强走动后，她又带着弟弟去北京安定医院和北京六院看精神科医生。两间医院的医生均诊断念斌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状。

“去六院的时候，我在外面等了两三个小时，别人进去一下子就出来了”。念斌记得，进去后，医生让他做完电脑上提示的88道题。“我跟医生说我做好了。医生说还有，继续，我又做了很多套题目。”

在安定医院的就诊病历上，医生这样写下念斌的自述：“变得多疑。打电话，家人没接，头脑会出现幻想，我家里会不会出事情？我孩子会不会出事情？我老婆会不会出事情？会往坏的方面想。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会做噩梦，想起过去。有时候醒来的时候，心情会非常暴躁。看到铁链会害怕，我毛孔竖起来，很难受，不敢看电视里的监狱，心里会很恐惧。看了之后，毛孔会放大，突然间觉得冷。看守所的监控摄像头在上面，出去之后，不想跟陌生人交流，感觉有一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我。”

医生问他为什么对铁链有这么大的恐惧？念斌解释“执行死刑的时候，门锁铁链就会响起来，8点之后不会再执行死刑。所以凌晨到8点这段时间，我听到外面铁链的声音，心里就会很恐惧。”

病历最后，医生“建议尽快寻求临床心理学专家或精神科专家的帮助，做进一步检查，必要时接受住院治疗”。因为之前姐弟两人看病和动手术已经花费近十万元，心理医生关于住院的建议因经济拮据成为不可能。

两天后，姐弟俩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诊的专家医生在听了念斌的自述后，忍不住叹道：“你这些病状，我只在教科书上面看到。人家都是一次创伤，你是伤口还没有愈合又来一次打击，一次一次，四次死刑，还有父母的离世。”

北京六院的诊断与安定医院一样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状。“医生说，国外一般来说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会得这种病。”

回家后，念建兰悄悄用手机查了“PTSD”，最近她已经能够背出这种心理疾病的大致定义。她有些后悔没有尽早把念斌带出来看病，“耽误了时间，专家说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曾经在香港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来北京讲课，课后来看望姐弟俩。“他听了念斌肌肉萎缩和心理方面的症状后，很热心地说回香港会帮我们找专家。”几天后，他给念建兰的邮箱发来邮件，“信里说已经找到这方面权威的机构和专家，他们愿意为念斌无偿提供多疗程的治疗。”

又成了“犯罪嫌疑人”

2014年11月10日，姐弟俩结束在北京的第一次客居，匆匆回到了福州。念建兰只有一个念头，“他的心理治疗不能再推迟了”。三天后的11月14日，在两人前往福州出入境管理大厅试图办理念斌前往香港看病需要的港澳通行证时候，方才发现“念斌案”第二季原来早已被布下。

念斌记得那天取到的号是“82”，排队照完相，拿到申请表格后，他顺手也在办理护照一栏划上了勾，之后表格拿去扫描，令两人错愕的是，工作人员说办不了，因为显示是犯罪嫌疑人，而且是逃亡性质的。“我当场非常愤怒，他说我不管你，你去找办案单位，找省高院。”念斌说。

两人马上打车来到福建省高院，一位审判长接待了他们。“他当时说，念斌，法院不是企业单位，法院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国家，国家现在判你念斌无罪，你就跟我一样，跟社会上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是合法公民，你享受公民该享有的所有权益。”他说他会把情况跟有关领导反映。知道姐弟俩在看病，他说你们都没米下锅了，追责的事情先放一放，尽快申请国家赔偿吧。这位年老的法官同时也告诉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

一个星期后，他和姐姐带着判决书、无罪释放证再次来到福州出入境管理大厅，念斌拿无罪判决书跟释放证给工作人员看。他说等一下，领导会过来。等了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姓陈的科长，穿了便衣过来。“他跟我讲：你的户籍是平潭的，你回去平潭办。我姐问他：这个无罪释放证是不是一张废纸？它能不能代表我们国家法律的尊严？他也不回答，他说你被平潭公安列为犯罪嫌疑人，你去找平潭公安。”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平潭警方宣称又有了新证据，将念斌再度确立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边控。

在美国小说家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里，被教会认为犯了通奸罪而受到审判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被惩罚永远需在胸前佩带一个鲜红的代表着耻辱的“A ”字。在被福建省高院宣布无罪释放后的第10天，正当念斌第一次兴奋又忐忑地从福州坐上飞机前往时，没有人会想到福建平潭警方已经在电脑中悄无声息地再一次在“念斌”这个名字后面备注上“犯罪嫌疑人”。念斌的额头再次被平潭警方打上有罪嫌疑的“红字”。

这之前不是没有预兆。在无罪释放后一周，接受记者采访时，念斌曾表示“看到网上说我只是‘疑罪从无’的说法，我现在的心情跟死牢一样，只差铁链绑在我身上。我回来的时候，莫须有的罪名还套在我身上，我还是前几年，跟我在死牢里面差什么，唯一的解脱就是解脱这个铁链，我回去的时候也是在一个房间里面，跟死牢里面差什么？一副镣铐而已。”

短暂的愤怒之后，念建兰似乎没有了过去8年间那种喷涌的仇恨和巨大的恐惧。“很累。我突然间觉得很失望，非常失望，谈不上绝望，我觉得这是闹剧，非常荒唐。”

念斌则再次深陷绝望之中，他哭着说“好想家，好想爸妈”。11月27日，在再度赴京之前，无罪释放近三个月后， 念建兰带着念斌终于回到了父母安葬的故乡。他被带走的时候坐的还是轮渡，8年后再回来，跨海大桥已经修好。只是故乡已经变得陌生。在父母的坟前，念斌烧掉了一份无罪释放书。几个兄弟姐妹再次相拥而泣，随后坐上车在平潭岛上转了一圈。

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念斌的卧室还残留着一本黑色的记事本，其中一页上还写着隔天店铺要进的水果：李子、苹果、西红柿、哈密瓜、荔枝、杨梅、樱桃。大床边是当时四岁儿子的摇篮，一只毛绒熊仰天躺着。念建兰的房间地上，则放着一纸盒大学时代的财会专业课本和英语磁带。但就像约定好了似的，他们谁也不忍心进去再看一眼。

当天下午，姐弟俩赶到厦门，见到律师袁裕来，委托他就因为平潭县公安局再次将念斌列为了犯罪嫌疑人，福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拒绝念斌出境向福州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我没做过，所以心里坦荡”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内最为繁忙和拥挤的肿瘤医院，从在一楼大厅挂号到走到二楼妇科肿瘤诊疗区的半个多小时间，几乎能听到各地的方言，迎面走来的人群中，有一位正在打电话的女孩和一位正拿着彩超照片的女士正在落泪。因为一个插队看诊的女孩，念建兰忍不住要跟她理论。等到她的时候，她从包里拿出上次开的药盒，医生电脑显示有两种针剂，分别是“1989元”和“4120元”。她买了一针“1989”，随后划价，来到另一层的注射区等待注射。

目前这一切完全不在她的意料之内。在弟弟无罪释放后，她曾经给自己一个承诺，“处理好弟弟看病的事后，要关掉手机，逃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过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日子”。

这个计划被一再推后。不过，相比念斌还未被释放前，现在念建兰如同一张崩了太久太久的弓，终于松懈下来了。在过去的采访中，面对记者关于过往家庭生活和童年记忆的回望，她总是显得自我压抑而吝啬。“那时我的脑子全是弟弟的案子，每一步到哪里，应该怎么做，还能怎么做，我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她总是向张燕生“要任务”，张燕生总是鼓励她“建兰，你已经很棒了，很尽力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那时，她将回忆过去视作一种奢侈和不正确。

在弟弟终获自由后，两人都在北京治病的间隙，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他说他要尽快找个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能干啥？他说干苦力”，念建兰苦笑道。一个月前，念斌妻子的电动车被人偷了，“2000多块呢，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着都哭了”。前一天傍晚，他按照每天两次的惯例，打电话回去问孩子是否到家的时候，妻子又哭了。

“她被人骗了，说是水电费欠了，要断电，结果去银行给对方转了4000块，还好我们也就这么点钱。”念斌发现多年来带着孩子过着东躲西藏生活的妻子，比在看守所中等死的自己还不谙世事。

来北京后，念斌把大姐送他的圣经一直装在背包里，这几天他读到这样一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有时候，他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和周围的气氛轻松起来。他会突然从之前的放空和沉默中跳出来，走到来访者面前，问道：“你是住那边那座大楼吗？”

念建兰发现念斌和有过同样遭遇的人最有话说。而下厨依旧是他时隔八年后的一项爱好。

来看他的朋友们大都吃过他用超市买来的材料，做的青椒炒鱿鱼。他记得自己无罪释放后，给家人做的第一道菜也是用岳母从老家带来的鱿鱼炒的。但凡熟悉念斌案的人都知道，丁家当时吃的那盘有毒鱿鱼被视作死者死亡原因。不过念斌并无挂牵：“我没做过，所以我心里坦荡。”

然而他仍感到一股隐隐的不安。12月4日上午，念建兰的手机接到一个未显示号码，对方称自己是平潭人，“警告你们不要在北京乱说乱动，否则小心念斌的儿子”。

姐弟俩还发现，曾经消失一段日子的跟踪者，突然在他们第二次来北京后又跟了上来。现在每天中午、下午放学时间，他都要打电话给儿子。

12月15日早上9点，刚学会刷微博和微信的念斌，躺在床上发现网上宣布看到内蒙高院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的消息。在手机里，念斌逐字逐句写下了自己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状态，说自己“心里好高兴也很心痛”。

前一天的上午，念斌和姐姐早起来到位于西四的缸瓦市教堂。这是北京城里一座古老的小教堂。2010年念斌死刑复核期间是念建兰最煎熬的时候。那时候她总是坐着地铁在地下穿行，“因为我不想停下，地铁好像让我无尽头地转下去。”有一次，她从西四地铁站出来，无意间走进这间小简朴的小教堂。“是牧师的传道给了我最后一点点坚持。”

终于，她和弟弟能够一起活着来到这间对她来说意义重大的教堂。教堂门外的四棵松树已经挂满彩灯，这意味着重获自由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就快来临。过去的8年间，念斌在看守所的白天都在制作彩灯和彩光板中度过。

这天布道的主题是“救赎”。念斌随手翻开腿上的那本圣经，他看到姐姐用红笔重重勾出的一句话：“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