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召唤独子：海外归来，种橙之路

回家

褚一斌蹲下身子，拔掉地里一棵枯萎了的橙苗。4月份，云南保山勐糯镇的山间，离缅甸只有22公里，怒江在山脚奔流，阳光已经炽烈，一片橙苗地，三三两两的橙苗都成了焦黄色。橙苗刚种下去14天，身边的农艺师向他解释，褚一斌打断了他，「死亡率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

正常的话，这一数字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左右。枯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及时浇水。这一片苗地刚刚开垦，还没有固定的农户打理，都是临时雇人，经验不足。

对数字的敏感，是褚一斌的个人习惯，他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商人，十几年都在股海里，股票指数、资产负债表、大宗商品价格……这些数字直到现在，依然每天准时由新加坡丰隆银行的工作人员传到他的手机上，虽然那时他可能正在山头，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自从回国后，他再没做过一笔投资。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家传，关于他父亲的传记里，就有着许多看重数目字的故事，最特别的一例，是说他父亲当年，没笔没纸，用筷子沾着米汤在桌上算账，饭吃完了，米汤沾了一桌子，账也算清楚了。

父亲褚时健曾经是云南红塔集团的董事长，将一间濒临倒闭的烟厂打造成中国烟草的第一品牌，世界第五大烟厂，被称为「亚洲烟王」，在临近退休之时因为贪污罪身陷囹圄，却在出狱后，以75岁高龄重新创业，进山种橙，打造出名动一时的「褚橙」，成为万众创业时代新的励志故事。

几天前，褚一斌还见过父亲，他常住昆明，老父亲住在玉溪。那是清明节，一年一度褚氏家族扫墓的日子，所有家族成员都要回到老家的墓园，那里葬着褚家上三代的先人。满头白发的褚时健是老一辈中最年长的健在者，腊月刚满89岁，白发点点的褚一斌，52岁，是褚时健唯一的儿子。褚时健腿脚不好，却坚持不要人搀扶，只是走路时需要扶着司机的肩膀，他依然是家族中最重要的话事人。

但他已经开始将部分事业交付儿子。如今，褚一斌就站在一片长度连绵3公里的橙田里，山前坡后，已经种上橙苗的有3600亩，另外4000亩的土地上，挖机正在「突突突」地平整土地，而到了年末，还有8000亩的土地将办好租赁手续，那将是一个面积达到15000亩的大橙园，而远期规划，褚一斌希望将面积扩展到3万亩，不仅将是云南省，而且将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单一品种鲜果种植基地。与之相对，父亲褚时健在玉溪新平县的老基地，经营14年后，依然只有2400亩。

「我总结过，我发挥我的最大的能力，大概能达到父亲的百分之八十吧。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们尝试一下，边缘往外伸一点，我想这才叫真正的传承。时代也在发展进步，最庆幸的一点，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国外那样，名字都是一世二世。父子之间还是独立的，竟然是独立的，那我觉得最好还是做一点自己的东西。」脚踩灰扑扑的球鞋，穿着T恤，褚一斌嘴里咬着刚切开的柠檬，眉毛一抖一抖，倒是不怕酸。他刚从种橙苗的地里回来。

褚一斌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标签却还是「褚时健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花了许多时间摆脱，要走不一样的路——褚时健的烟业全国闻名的时候，他在深圳做房地产；褚时健入狱又出狱，在哀牢山种橙子，名满天下，褚一斌在新加坡做着金融投资……其中的选择，既有时势使然，也是有意要走出父亲巨大的影子。

但当「小褚」也变成了「老褚」，褚一斌却回到云南，变得越来越像父亲：褚时健八十多岁了烟不离手，褚一斌一天也得抽上三包；老爷子喜欢在田间和农民说事，回国后，褚一斌也养成了带着农艺师去田间，一边走一边谈事的习惯；人们津津乐道80岁的时候，褚时健用手指搓鸡粪，查看橙园的肥料品质足不足，下属也看见新的走马上任的「褚总」，拿着小棍搅拌有机肥——羊粪、鸡粪的混合物，凑在鼻子尖去嗅……甚至，他们的长相也越发接近，都是四方脸，黝黑的皮肤上，如刀刻一般的抬头纹和眼角纹，满是岁月的痕迹。

新加坡的银行业人士还记得做投资的褚一斌，形容他是「冷静的鲨鱼」，投资风格理性而克制，不会因一时感性而冲动，这也是褚一斌认为自己和父亲最相似的地方——过于理性，甚至都有些难以亲近。

但褚一斌大概也冲动过一次，那是2012年底，他在新加坡，接到了老父亲的电话。

「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

「很多事我还没完成。但是没办法，我知道老爷子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这样的请求，这是第一次。」褚一斌说自己的犹豫，以秒来计算，他脱口而出，「我明白。」

超人

20岁的时候，褚一斌在昆明上大学，读的专业是自动控制，但其实毫无兴趣，「这个是老爷子给我派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好在18岁出门远行，离开了父亲的掌控，大部分时间都逃课，跑去隔壁文科院校，他听哲学课，也跑去图书馆看哲学书。

「当时，看得最多的是尼采。」吸引褚一斌的，是尼采笔下的「超人」：生活中的最强者，生命意志的终极体现，主宰弱者、主宰自己，不受软弱的情感的控制，总是以最强硬的姿态面对挑战。「父亲他一辈子，没有任何的快乐，没有任何的消遣，在我的理解，从来父亲都是值得同情的。大家敬仰归敬仰，但背面，除了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他没有任何的快乐。」

褚一斌出生在云南新平的嘎洒公社，那时候父亲褚时健，正作为「脱帽右派」，主持当地一家糖厂的工作。在褚时健的回忆里，那段日子比想象中平静：虽然糖厂也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互斗，他这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却没碰到太大麻烦，「他们要靠我来搞生产。」

但对于少年褚一斌，那段日子依然是压抑的，每当有批斗会，他就紧张得往上瞄，看会不会有自己的父亲。

孩子总是崇拜父亲，在少年的心中，父亲是那块地方最会抓鱼的人，篮球也打得好，他就也去学抓鱼，打篮球，还偷偷学会了像父亲一样抽烟。

但当褚时健的儿子并不容易，父亲一心都在工作上，「他和晚辈不交流，实质性的交流不多」。夏天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都会带着儿子到河边洗澡，褚一斌吵着也要跟着父亲，父亲答应了，却自顾自地往前走，也不看儿子，褚一斌就在后面磕磕绊绊地跟着跑，他的母亲对此耿耿于怀，「儿子掉沟里冲走了他都不知道。」

30年后，褚一斌将这理解为父亲和他的相处之道，「母亲说，孩子不是你的？你怎么就可以不管他们，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做好了，我在前面走着，他们可以跟着我走，看着我走。』」

大学毕业后，褚一斌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玉溪烟厂，成了一名电器维修工，父亲为他设计了一条直通55岁的路：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但对褚一斌，烟厂唯一的好处，只是抽烟不花钱。

「那个时候老爷子已经很成功了，我们做晚辈的，不可能不想超越我们的父亲，不然心理上过不去。」同学刘勋说。

褚一斌第一次决定离开父亲，褚时健告诉他，可以走，但要先结婚。他于是和高中同学匆忙成婚，远渡日本。「大学的时候，我们喜欢听一首苏芮的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记得褚一斌当时说，肯定不能让世界改变我们啊。」刘勋说，那时候他们都是热血青年。

但颠扑不破的真理，永远是世界改变我和你。

「1993年，在北京，当时一个科技人员给我展示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半小时，通过电话线，串起来，链接到美国国家图书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世界的未来。那个时候我的钱极少极少，但我和他们说，你们每年给我研究报告，我每年提供你们几十万做研究，大概是我百分之三十的资产。」1993年，褚一斌已经在深圳做起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

「这个报告一直提供给你到哪一年？」《人物》记者问。

「直到1995年我再次出国。」

变局

1995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变成了全国的明星企业，最高的一年，利税达到228亿人民币，超过当时许多贫困省份一年的利税额。只是县处级干部的褚时健，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块，但风光无两，他是「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当时传闻，就算是省部级干部，要见他，也要事先安排。

「父亲去南京，江苏烟厂把红毯铺到了机场，警车开道。当时有报纸评论，比部长级别都高。当时我就意识到要出问题，不平衡。现在总结过来，任何事情都要平衡，才能生存。」当时，褚一斌在深圳，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1995年，褚一斌的母亲和姐姐相继被带往河南接受调查，罪名分别是用香烟换串（编者注：当时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交换）了几盆珍贵盆景，还有倒卖香烟。这一年年底，褚一斌的姐姐在狱中自杀。

当时褚一斌在新加坡，听说家里出了变故，几次要买机票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他。

这成了褚一斌十年流落异国的开始。堂兄褚达康去美国出差，偷偷开着车去洛杉矶的海边见到了孤身一人的褚一斌，见面了后者就问他，家里怎么样，老父亲怎么样了？

「那时候他爸还没被抓，我就说还好。」褚达康和他匆匆聊了十多分钟，就得离开。临走前，他们照了一张合影，回国后，褚达康带着照片去见褚时健，又得让父亲放心儿子。

1999年初，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褚一斌在新加坡，有时通电话，能感受到他的痛苦，老爷子出事这段时间，想帮又帮不上，这种担心，又做不了什么，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同学刘勋说，最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孤独，「这些东西没办法找人诉说，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在新加坡，褚一斌的几个孩子相继出世，「我对几个孩子会有愧疚。那时我昼夜颠倒炒美股，行踪又很神秘。有时孩子会问，你是什么人？爷爷是什么人？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出来，带着问号。但和他们没法解释。因为父辈，孩子们受到了影响。」

「我从业到现在，大概接触了两百多个客户，褚总是最低调的。」新加坡丰隆银行的一位客户经理说，在新加坡豪富云集的金融投资界里，成功者褚一斌低调得像一个另类。

2001年，出事6年后，73岁的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第二年，就上了哀牢山种橙子。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本来以为只是老爷子玩玩而已的爱好，却在10年后爆发出那么强的能量——成为中国第一橙。

2004年，褚一斌回家，跟着父亲上山，看父亲的橙园，一开始，他不赞成老爷子搞这么大——借款1000万承包土地，「何必累着？」但老父亲铁了心，他也知道劝不动，「我开始的心态，是怎么把老父亲解救出来。农业这个东西，太劳累，更何况从父亲住的玉溪到橙园基地的距离是两百多公里，还要上山下山。我也拉过一圈子朋友，商量着怎么把老爷子解救出来。其中几个朋友就说，我们出点钱，你也出点，把他的股份平衡掉，他就做总顾问，平时指导一下，就当老人家活动的一个空间就行啦。老爷子想想，那不行，不能这么干。」

老爷子露过口风，希望他回来，那是2005年，褚一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新加坡回来看父亲，他们在果园一连住了几天，「你要不要回来？」褚时健问儿子，褚一斌没有回答。

「我的身体状态，家庭状态，那个时候不适宜锁定某一样事，一直到2009年，是调整身体的阶段。」当时褚一斌的几个孩子还小，他还需要照顾。金融投资充满了冒险般的刺激，副作用，则是长期昼夜颠倒损耗了他的身体，他感到自己的状态没法支撑他投入父亲的事业，「到了2007、2008这几年，几近失忆，太疲劳了。我在深圳曾经生活了十几年，但那时开车出门甚至还会在老城区迷路回不来。」

而且，「我个人的特点、经历，我见过的东西跑过的地方比父亲多，活动半径比父亲大。我要选择的话，我并不最想做农业。」

那几年，也是褚橙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升橙子的口感、品质，保证产量，随着橙树纷纷挂果，未来的褚橙雏形开始显现。褚一斌回家，褚时健总要带他去橙园，拉着他分析，做农业怎么样，在外面做投资又怎么样，「能赚钱吗」，次数多了，他也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老爷子叫我回来这件事，他也知道，我没权力说不，我不会说不。他又不想给我造成一个很重的状态，所以就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给我分析，回家做农业和在外面搞投资的利弊。无数次在过程当中聊聊，我也收到些信息，知道这个时间点临近了。」那几年，褚时健已经召回了外孙女一家还有褚一斌的大女儿，让他们回云南帮助自己工作。

当父亲2012年底打来电话的时候，褚一斌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当年家庭出事的时候，他没办法回去，这也一直让他内疚，「作为儿子，要么就一个字，孝。但这个父亲很强势，不需要你鞍前马后，在生活细节上去靠近他，他反而觉得烦，觉得自己老了。反过来他希望什么，家庭的需要，向老人尽孝，这是不可选择的。」

当时，褚一斌也处于理顺自己作为「父亲」角色的关键时刻，过去，他就像父亲曾经对他那样，和自己的孩子维持着疏离而不够亲密的关系，这让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思想起了状况，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怎么做另一种父亲：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给他们做饭，接受他们的批评。这也让他反思自己的父亲，「我现在可以和孩子很亲近，他们对我的批评我也都能接受，很开心，但我觉得父亲没有能过这一关。我过也不轻易，很艰难。我原来和父亲差不多，有一点天性上的理性而冷漠，不亲近不融合。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须要有一些碰撞，要有伤害要有快乐，慢慢就相互接近了。父亲和我们距离太远，没有碰撞，这样就会感到孤独。我发现，孩子和我直接碰撞一下，我感觉很好。」

原来，褚时健一直是一个铁人般的存在，把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放在褚时健膝头，他会一动不动地保持同一个姿势，「抱着了，还是两个个体，很勉强的，你说他的幸福和快乐在哪里，会孤独。」

到了老了，褚一斌感受到父亲的一点变化。

他的三个孩子从新加坡回云南看爷爷，听不懂老爷子一口云南话，「老爷子一着急，普通话憋出来了，除了跟我几个儿子，以前就算接待部长副总理，他都不说普通话。」褚一斌乐呵呵地看着爷孙们的「碰撞」，但也知道，「只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就不行了。」

「所以我理解他，他很需要安慰和温情，但他又是一个自我很强悍的人，不愿意体现出自己的柔软。」褚一斌带着孩子从新加坡回老家，褚时健也会说，让孩子们回玉溪读初中吧。在这种要求之中，褚一斌明白老父亲渴盼团圆。

回到果园

2013年，褚一斌正式停掉了自己的事业，回到云南。父亲的橙园就在新平嘎洒，褚一斌整个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没想到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褚时健带着他和四大作业长见面，他们是褚橙的技术骨干，管理着橙园和农户，外号「四大金刚」。他们原来就见过褚一斌，但那次，算正式的介绍。作业长王学堂还记得，见面的时候，褚老告诉他们，「以后，他对这个事情接触多了，你们听他的。」

褚一斌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等工序一点点学起。这时的市场，已经一橙难求。任何解决之道，都有点费力不讨好的意思，「这个没办法，父亲定了一个圈子，（要想的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做一些什么。」那段时间，褚一斌大概每周都要回一次玉溪，就重大决定和老父亲商量。

褚一斌想到的解决之道，一是扩大规模，进一步提升产量，二是走多品种的鲜果共同发展的路。

「产量大了有一个好处，现在老基地几千亩，产量一万多吨果子，不管管理得多好，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果子不行或者外观不好，最后也没办法还是流入市场，影响我们的品牌，但要是15000亩，百分之十也有一个基础量了，就可以做果汁加工。」

云南还可以开辟为橙园的土地不多了，褚一斌开着车，从怒江的上游往下找，两百多公里，最后找到保山境内，一处规模庞大的缓坡山地。

作业长王学堂陪着褚时健来看过这块地，老爷子转了一圈，没有正面表态。「事情成之前，褚老很少正面表态。」王学堂说，只是说了句，这个地方比老基地的自然条件还要好。算是拍了板。随后，老基地的农艺师也被派到了新基地，为橙树种植把关。

当地政府迅速和褚一斌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但依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新开辟的基地，政府要扶持配套的水利设施，但在褚橙的技术人员与政府水利技术人员接洽前，政府就已招标确定的水利设施方案与褚橙的水利技术标准无法对接。双方都犯了难。

「这个不是待解决，是必须突破。」对于褚一斌，这是做金融时不会遇到的困难， 「虽然回国没几年，不是特别熟悉国内的政治环境，但我相信大部分政府官员还是做实事的，我至少可以多找找人，以诚心待人。」

多品种水果发展，一开始并不顺利。原本，褚一斌计划在云南省马龙县发展5000亩苹果基地。然而跟当地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后，却发现在春季苹果开花的时候，马龙县的平均风力达到5——6级，花朵授粉艰难，最后只好放弃。

十几年做金融投资，褚一斌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将农业和金融结合，「做农业需要投资，做投资这是我的长处，我还能赚点钱，我还能来回馈农业。」但对此，老父亲却明确表示了反对，事实是，种褚橙的头10年，褚时健甚至没向银行贷过款。

「上市之后，融资多了，我要考虑这些资本的出路。如果这些资本出路不好，效益不好，对不起人家。」这是父亲的顾虑。

「老父亲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作为一个晚辈，你不能去提出质疑，除非他是带着一个提出疑问的态度，你给他提出来（意见），他也不正面回答，他回去自己总结。」

褚一斌说，老父亲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看到的一些现象：几年前，一个橙园在褚橙的老基地旁被人承包下来，还没挂果，园子的主人就得意地告诉褚时健，自己要上市啦。

虽然遇到挫折，褚一斌最后还是在云南芒市附近发掘了一块儿4000亩的多品种鲜果试验基地，候选的鲜果品类有18种。新的苹果基地也选好了，在丽江边的宁蒗县。原来老基地都是去农户家收购鸡粪，但外面鸡场的鸡粪重金属激素超标，为了保证果园的有机肥，褚一斌则计划修建一个10万只规模的自己的养鸡场，来生产合格的鸡粪。

「原来这块地，当地人种甘蔗，我们算过，这地方缺水，甘蔗长不高，1亩地的甘蔗产量就是1吨左右，糖厂的收购价400多块，要考虑农资，考虑砍甘蔗的人力，请缅甸工人，1亩地1年只能赚106块。我们除了租金还有效益分成，进入盛产期，1亩地农民纯收600块左右，这还只是单纯租地收益。若同时作为种植户参与果园日常管理，未来一户农民的纯收入可以到10万，这比现在户均6000多元的收入高多了。」

在云南，种地难赚钱，分散化的小农生产让农民常常徘徊在赤贫的边缘，褚橙蹚出的「集约化」的农业种植之路为此做出了新的尝试。褚一斌希望自己的橙园可以真正惠及当地百姓。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四五百个当地老百姓每月领着1500元的工资在基地上班，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而成了农业工人。

他和父亲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做企业就一定要赚钱，只有赚钱才能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如今，褚一斌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一个月，他一半时间在昆明，一半时间在基地的橙园，还要各方奔走，洽谈合作。无论是「褚时健儿子」的光环，还是褚一斌启动的大手笔投资，都让他成为地方政府最欢迎的那类企业家。

2016年4月，《人物》记者见到褚一斌的时候，两个为了招商引资远道而来的外地副市长就给他打了电话，说已经在宾馆订了房间，无论如何也要见上一面。

「褚总比3年前老太多了，他太累了，我们都让他多休息一下。」褚一斌的一个朋友说。

但现在，完全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褚橙的支撑靠的是老爷子的个人魅力及能力，老褚的成就和小褚的成就，是两回事，老爷子年纪大了，这是自然规律，到了后来怎么办。我们必须扎扎实实把产品种好。」褚一斌想得很清楚，这才是父亲终极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