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频发，谁来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近期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这是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后，总理直接关注校园暴力。

辱骂殴打、强迫脱衣、拍摄半裸照片、持刀威胁……校园暴力事件频繁见诸媒体，引发热议。到底是网络的发展“夸大”了校园暴力的严重程度，还是有太多残忍的行为掩藏在了校门后面？又是什么让处于花季的孩子们成为施暴者和受害者？在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背后，我们该如何反思、管住校园暴力？

频次密集覆盖广，“女生暴力”逐渐增多

校园暴力主要指学龄期(7至18岁)青少年与同学之间发生的斗殴、性侵、敲诈财物等暴力行为。其主要表现是身体强壮的学生欺负弱小的学生，令其在心灵及肉体上感到痛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针对10个省市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32.5%的人偶尔被欺负，6.1%的人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近年来校园欺凌发生的地域范围广泛，覆盖了绝大多数省份，且频次密集。

法制网舆情中心曾专门对2015年1月至5月发生的见诸媒体报道的40件校园暴力，进行调查并出具了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媒体报道的校园暴力事件中，有75.0%发生在中学生之间，其中初中生占比(42.5%)比高中生占比(32.5%)高出10个百分点。而大学生(15.0%)、职校生(7.5%)及小学生(2.5%)占比较低。校园暴力事件的起因“日常摩擦”居首，占比55.0%；“钱财纠纷”次之，占比17.5%；“情感纠葛”居第三位15.0%。另有7.5%的暴力事件是由“偏激心理”引发的，带有很强的青春期特征。

除了低龄化、群体性、网络化等特征，小编通过梳理2015年上半年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现，“女生暴力”逐渐增多。例如2015年6月22日江西永新校园暴力事件，多名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对着另一下跪的女孩连扇耳光，不时用脚踹其身体，视频时间显示其殴打时间长达5分钟。4月29号，上海市医药学校学生一名女生被五六名女生轮番推搡、扇耳光、踢打、拖拽头发，这一过程被拍成的视频在网上传播。2月28日，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板仑乡板仑中学一女生被6名女子(1人为该校辍学生，其余为社会人员)殴打并强行拍裸照上传到QQ空间。法制网的调查报告显示，从性别上看，“女女暴力”占比达32.5%。

此外，“女生暴力”的另一特征是施暴者暴力、旁观者冷漠。例如2015年4月29日，漳州市芗城区北斗中学的小女生上学途中被5个女孩拉到校外的小巷子里群殴，并被扒光上衣。“四五名女孩对着一名女生，又是脚踹，又是扒上衣、内衣，还揪她的头发往铁门上撞，旁边还有围观者拿手机拍照”，一个前来附近洗车并制止打人的车主说。事发北斗草亭佛祖庙旁，与北斗中学仅一墙之隔。令人心寒的是，围观者没有一人阻止，而受害女生也不曾喊一声“救命”。 

他们为何保持沉默？

面对校园暴力，大部分的学生选择了沉默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校方和相关司法部门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受害人：害怕二次伤害

2011年一份针对超过7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当自身遭受暴力时，有55.11％的学生选择报告学校中的老师、警察、家长，44.89％的学生选择不报告。当看到暴力行为时，40.78％的学生选择报告老师、家长、警察，59.22％的学生选择不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当暴力行为发生时，接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沉默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受害人选择沉默，原因很简单：老师奈何不了这些小混混，而警察不会理会这样的“小事件”。这应该就是大部分中国学生对待校园暴力的态度和选择。

受到伤害的学生事后都对学校、老师或同学产生了恐惧心理，消除心理阴影并非一朝一夕。由中国传媒大学三名学生2016年3月联合撰写的《校园欺凌受害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精神暴力在调查中的比例高达94.32%，这意味着绝大部分校园欺凌的受害者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精神伤害。《报告》显示，校园欺凌事件对受害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影响，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至今仍旧受到消极的心理影响。

精神医学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认为，不同的孩子被欺负后可能有不同的心理反应。有的孩子会生气、闷闷不乐。有的孩子可能会对施暴者产生怨恨，出现明显的报复心理，而且可能长期存在这种报复心理。他最初不能够这么做或者没有能力这么做，但这种报复心理如果长期存在下去，最后会形成反社会人格障碍。还有少部分人遇事总是忍者，但是他心里并没有释然，长时间的压抑会导致其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校方：家丑怕外扬

作为校园暴力最集中出现的场所，学校在其中应该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学校往往从保护学生的角度出发，淡化处理，生怕“家丑外扬”，安抚受伤学生的同时忽略了对责任学生的教育，使他们未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另外，社会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为此学校“以成绩为标准，以名校为目标”为教育理念，让老师们仅抓学习，而忽视了道德教育。有许多老师反映，在道德教育方面，有些老师想管不敢管，对学习之外的事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司法：尴尬局面，未成年成挡箭牌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校园欺凌事件都是“大事化小”，私下和解处理。因为根据刑法，只要欺凌者未满14周岁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14至16周岁，只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等罪负刑事责任。这也意味着，大量欺凌事件虽然涉及侮辱等恶劣行为，如果够不上轻伤，“面临的是治安处罚，根本到不了法院的层面”。因此，校园暴力事件多以严肃批评教育、责成家长严加管教作结。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由于年龄问题，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暴力却不会受到司法部门的惩罚，这也容易使孩子形成“藐视法律”的心态。

改变，不能单靠法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在调研邵东杀师案时发现，三个未成年嫌疑人长期在网吧玩《穿越火线》《英雄联盟》等网络暴力游戏，案发当天因没有钱，在杀人并抢走被害人手机和现金后，又返回网吧接着玩游戏。在郭开元看来，未成年人判断力比较弱、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缺乏社会经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冲突时，未成年人容易模仿虚拟游戏中的攻击行为，用暴力解决问题。

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星认为，校园暴力的发生其实是成人社出现了问题，因为儿童最重要的心理是模仿，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爱的世界，他就会有爱，而生活在一个丛林规则的世界，他表现出来的更可能是施暴，欺负弱者。

对于如何防范校园暴力，中央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陈里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校园暴力的制约和打击过于落后和偏轻，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校园暴力重到可以判终身监禁。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是14周岁以下完全不负刑事责任，16岁才开始负刑事责任。

对此，有人呼吁降低刑责年龄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然而，多位法学专家表示，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因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不是社会群众对于极端个案的情绪发泄窗口，14周岁这一年龄的界定是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我国国情规律的。

有专家认为，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宽容而不纵容，要有教育性的措施去替代刑罚。“孩子生的病要用孩子的药物去治疗他，不能用成年人的药物去治疗。”无论如何，这一尴尬的现状，变相造成了近年来青少年暴力泛滥的局面。

那么，在司法和家庭教育层面，国外是怎么做的？英国强制一些未尽责任的家长接受养育课程，学习如何引导孩子；韩国教育部门甚至向一些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警卫服务”，让其免受校园暴力；在美国，执法机关会介入校园暴力，视情节严重程度施暴学生会遭到警告、停课，直至交由警察处理、接受心理医生治疗等。

除了司法层面和家庭教育，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我国也应该在学校内部建立一个健全的针对学生事务投诉、处理、申诉、仲裁机构，给学生逐渐树立维权意识和维权的渠道，也给“小霸王”提出警示。

防范校园暴力，外国怎么做？

日本

日本文部科学省加强了对教师进行预防校园暴力的培训，增加了合格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同时，允许学校对那些给同学带来身体或心理伤害的学生停课，并为此制定了更加明晰的指导原则和程序。

澳大利亚

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暴力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暴力计划”，以帮助学校了解暴力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增进师生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以色列

以色列为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要求学校建立全校范围的反暴力政策，并对在职教职员工进行培训。调查发现，暴力现象发生最多的是在放学后的走廊和厕所，或教师监控不力的时间段。很多学校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如增加警力，保证照明，让父母接送孩子，休息时间在走廊上安排更多教师等。

美国

在美国，校园暴力被称为“欺凌”(bullying)。校园暴力在初中(6-8年级)阶段最严重，高中时逐渐减少，但依然存在，是中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学校对“暴力”十分重视，每年开学时，会培训教师如何处理暴力事件，发给指导材料。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的教育，告知他们学校的有关规章。

韩国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中小学校园暴力，韩国教育部决定，将从3月中旬开始向一些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警卫服务”，让其免受校园暴力。“警卫”工作，除了警察之外，还动员民间保安公司的保安、体育馆协会等人员来承担。只要学生向学校或教育厅提出身边保护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到学校或特定地点保护学生。

结语

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不能一味被动倚靠社会与每代人的自我治愈来完成。社会组织是否可以适时而动，教育体制改革是否应有更宽阔的眼界与更厚重的责任感，家庭、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应重新定位，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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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全媒体中心

来源：新华网、参考消息网、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

策划：《民生周刊》全媒体记者 罗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