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振贵博士：总有一天，世界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阅读提示：中国功能性食品起古至今，自宫廷到民间，广为传播。自古以来，功能性食品就是在中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下，以独特的形式和路线自成流派的发展至今。它“寓医于食”，即具有营养价值，又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愈防复”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既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又在享受中，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

上世纪中叶，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曾发出一个诘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公元16世纪之前，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之后中国科技却停滞不前？”

这个话题独具慧眼，在中国虽算不上家喻户晓，但至少在科学界尽人皆知。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谜团”，犹如科学王国复杂的“高次方程”，就这样摆在了世界面前。

在这个“谜团”之中，中国的中医中药，中国的食疗文化，虽悠悠灿烂历史千年，但也犹如科学王国复杂的“高次方程”，无奈地摆在世人面前。

千年之前，中国提出了现代功能性食品类似的构想……却于1996年3月15日颁发《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时隔28年后的2014年初，国务院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领（2014-2020）》，将功能性食品，列入国家医学科技发展战略作为疾病防控的主力军。

日本“功能性食品”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62年厚生省的一份文件中；时隔27年的1989年厚生省就对“功能性食品”给予明确定义：“功能性食品是指有机体防预、机体节律调节、疾病防治、健康恢复等有关的功能因子，经设计加工，对机体有明显调节功能的食品。”

中国、日本，在“功能性食品”这一话题上，其源于中国早于日本上千年，其起步迟了日本34年。继日本之后，德国将原来的绿色食品，特定食品（食疗食品）；而美国至今尚无保健食品的官方定义，却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有专家、学者称，功能性食品，已被誉为“21世纪的食品”；有商贾、经营者说“功能性食品”已是遍地“黄金甲”。

日月如梭，岁月不居。岁月深处，有一个民族迅速崛起的精神宝藏，有昭示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

归宗炎黄，溯源华夏，从兴盛到衰败，再到复兴与崛起，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内生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力，其内核基因则是：兴国之魂，爱国之魄。

由此可鉴：中国的中医药，中国的食疗文化，是国家命运的“一员”，她与“母亲”的兴衰心心相映，紧紧相联。

20年前，在“功能性食品”这一边缘科学的道路上，这条鲜为人知的战线上，有无数个把一切献给科学、献给祖国，无愧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的科学家和志士同仁。

苑振贵，便是其中一员。只不过，看到今天的累累硕果，他只感到，20年含辛茹苦，20年潜心研究，值！“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的战场上，他手中有了话语权。

让岐黄之术发扬光大，心中的大爱永不落

苑振贵说，我是药学博士。我的成长，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功能性食品”，它与中国的食疗文化一脉相承，不仅体现了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最高准则，而且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让其发扬光大，造福于民，是我终生的追求。

时间可以使陌生人，成为朋友。何况我们是关注“功能性食品”的真心朋友呢？作为相知、相识的朋友，我们这次采访的重点，仍然是围绕“食药同源”以及作为药学博士的他，为何固守和执着地研发“功能性食品”呢？

苑振贵说，“中医学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记载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住处”、“治疗必求其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指出：“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气、人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等。表明医药与饮食属同一个起源。实际上，饮食的出现，比医药要早得多，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后代的需要，就必须摄取食物，在自然界中觅食，以维持身体代谢的需要。久而久之，也就发现了某些动物、植物不但可以作为食物充饥，而且还有某种药用价值。人们逐步了解了哪些食物有益，可以进食；哪些有害，不宜进食。通过讲究饮食，使某些疾病得到医治，而逐渐成了“药食同源”之说。

名医扁鹊认为，饮食调理是医疗中不可缺的部分。到了汉代名医张仲景，在食疗方面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理论，而且突出了饮食的调养及预防作用，开创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例。宋元时期为食疗药膳学全面发展时期，官方修订的《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记载药膳方剂160首，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学进入更加完善的阶段。《本草纲目》给中医食疗提供了丰富资料，仅谷、菜、果3部分就收有300多种。古代“以食代药”的主张，提出来世代传诵的“药补不如食补”的理论。根据食物的性味进行科学搭配，就会成为具有“食膳”和“食疗”效果的膳食。因此，“凡膳皆药”、“食药同源”的理念贯穿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民众的自我保健观念。

苑振贵博士的这段引经据典的诠释，让我们顿悟：功能性食品，在中国习惯称之为保健品。它与中国的食疗文化一脉相承，由传统的养生概念衍生发展而来，它所体现的是祖国传承中医药学的最高准则，即治未病，代表了医术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千年前的祖国医药，已提出了与现代功能性食品类似的构想。

当我们问之，为何在“功能性食品”研发与应用上，我们晚于日本34年；美国至今尚无保健食品的官方定义，却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时。对此，苑振贵博士用4个字作答，让人爽快也纠结。一是“限制”。他说，由于中医药有关食疗的资料相对分散，又局限于实践经验，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也限制了它的发展，这是国情。二是“不怕”。他说，我国的“四大发明”不就对人类作出贡献了吗？但它也回报了祖国，服务于祖国。如同，20世纪末叶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获得巨大成功，既传承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又以开阔的胸襟拥抱世界，独步天下而风光无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功能性食品行业的不断发展与规范，功能性食品的概念，更为确切的界定。其发展势头，是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比拟的。

当我们列举了生活中的一些人们，假如有一天，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生活发生了惊人的改变：病历变成贴身“名片”，疼痛成为定时惩罚——面对人生的重大变故时，在“死神”可能到来或是即将到来时，以及因药物中毒、遗传、环境噪声污染等因素，中国有听力残疾儿童13.7万人时，他一时无语。在沉默中略显纠结，仿佛无法表达他那静思中的挂牵与痛心，更多的表述是答疑解惑。他说：我们生活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土上，而这个国土上的人们，每天都在尽享着自觉不自觉地“食疗同源”的恩泽。而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交织中；在重西医，轻中医的复杂社会工程中；在浮躁、狂热的浪潮中，重治病、轻防病、治已病，而未真正发挥和运用在祖宗留下的“治未病”。也就是医学大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食治篇》中所说：“食能祛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通过食疗、不打针、不开刀、像吃萝卜、白菜、馒头、米饭一样，一日三餐，用功能性食品代替药物而使疾病得以治疗，使细胞恢复功能，使人体恢复健康，强身健体，健康永驻益寿延年多好！为何非要做“治标”而不“治本”，治好胃却伤肝，按下葫芦起了瓢的事情呢？我之所以立志研究这一课题，更多的理想与情结源于此。

他说，这一天，日渐日近。毕竟《国家医学科技发展战略》的下一站是：功能性食品。

雄心壮志冲云天

苑振贵认为， 外来的“功能性食品”，说小了，是一个功能性食品的准入，市场的竞争；说大了，是国家的地位，民族的尊严。我们任何科技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我们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愧对祖先。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为了民族的复兴始终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情怀为己任，以无怨无悔，鞠躬尽瘁的民族精神，坚韧不拔地，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今天，当我们回首与分享在苑振贵博士20年前开展“功能性食品”研究的过程与现状中时，我们会发现：此时的观念，是何等的需要转变；此时的科研设备也包括科研环境，是何等“望梅止渴”，“纸上谈兵”；此时的科研经费，是何等的举步维艰。他曾苦笑道：有段时间，为了买几只“小白鼠”作实验，我还悄悄地拿了夫人的“私房钱”。

苑振贵说，这还不算难。真正的艰难，是他经历的国内功能性食品行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末），这一时期功能性食品以保健品为主，大部分产品是以酒为载体的药酒。二是成长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1世纪初），这一时期，人们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保健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代表产品以脑白金、三株口服液等。第三阶段是信任危机感（2001—2003年），由于十年增长过快，部分保健品暴露出诸多问题，保健食品行业陷入暂时危机。第四阶段为复兴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往事不堪回首。他一直认为，那些年，那些事，那些经历，虽为艰辛，也是财富，更为必然。如同一条漂浮在大海中的船，左摆右荡，仿佛少了许多方向感。

苑振贵是一个执着的人，是一个认准事儿从不回头的人。在功能性食品研究与探索上，始终定位在源于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提出的“食药同源，治未病”方向上，牢牢掌握防病治病研发的主动权，也迅速找到了归宿感。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知识份子，科研人员的骨气与血性，责任与担当。他说，固小利，失大节的事不能干。在祖国传统医学“食药同源”理论的指导下，苑振贵主导研究了代谢综合症（为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的总称。）营养干预治疗方案，并研发出甘霖颗粒、紫怡胶囊与胶原低聚肽（鹅肌肽）等系列功能性食品。该系列产品可使成人肥胖病及肥胖儿童青春发育障碍症的发生和发展得到有效控制，并调整肥胖生化指标，灭活脂多糖（LPS）。该系列产品具有成为现代病领域霸主产品的潜力。

紫杉黄金肽，是从红豆杉中提取出来的活性成分，对宫颈糜烂与宫颈癌，具有非常确切的疗效。该产品已经申报外用制剂产品批文，并已经申请国家专利（专利授理号2014051477·X）。

抗氧化活性酶，是人体代谢中的重要活性物质，它在延缓衰老、抗癌、祛斑、心脑功能复苏等方面，具有多重功效。这些产品在上述任何一个病症上的应用，都将是该病症治疗机理上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在心脑功能复苏方面，在心脑血流停止后再灌注过程中，该产品可延长心肺复苏的抢救时间，增加患者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虫草菌素，是虫草中最重要的功效成分，具有提高免疫、抗肿瘤等多重功效。它属于单一结构化合物的天然药物，具备研究与开发国家一类新药的基础条件。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高纯度虫草素临床药品，将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类似“紫杉醇”的抗肿瘤特效天然药物，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拓展前景。

优质鱼胶原低聚肽，经过多道精细工序加工而成。肽，是由数个氨基酸缩合而成的小分子物质，其分子量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具有大分子蛋白的生物活性，又具有小分子氨基酸容易被机体所吸收与利用的特点，具有双重的生物活性优势。鱼胶原低聚肽是以海洋鱼的鱼皮、鱼肉为原料，应用现代生物酶解技术在一定环境下对其进行酶解，通过酶降解的方法生产获得小分量活性肽。其中含有胶原蛋白所特有的羟脯氨酸成分，因此又称为胶原蛋白肽。该项目由（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沈阳国家大学科技城药学开发中心苑振贵博士，依据国际海洋同步技术经二次创新研制而成低聚糖肽，研究成果正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在试验中还对尿酸代谢因子进行了解析，发行抑制尿酸产生的（HPRT）和促进尿酸排出（LDH)的两种酶有所增加。

现代科技是核心

苑振贵说，功能性食品，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需要向科技借力，依靠现代科技，提升功能性食品，促进优化升级。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表明，功能性及保健食品种类与资源在我国丰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肥胖、亚健康、老年病发病率的上升，以及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使得人们亚健康状况增多，加之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诉求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对人体健康有益的食品成分，以及各种疾病的发生与膳食间的关系被确定，使得通过改善饮食和发挥功能性食品本身生理调节功能而达到健康的目的成为可能。

而此时，早已先行一步的苑振贵，在一次又一次潜心研究中，苑振贵和他的团队着力从针对功能性食品的研发为侧重点，从技术上实现突破，围绕新功能、新原料展开；从功能研究方向上，着重研究功能性食品的构效关系、量效关系、作用机理、生物利用率和功能效应。

苑振贵倾心将功能性食品功效经过动物和人体实验证实，功能因子结构、作用机理清晰、量效关系明确，并且活性成分能够在食物中保持生理活性的功能性食品作为开发研究的重点方向。

2009年9月，作为“辽宁金生药业”的创始人，苑振贵组建了一支以“沈阳药科大学新药研发中心队伍”作为公司的核心研发机构；确定东方中科生命科学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基地；针对国内健康滋补品消费的井喷式发展态势，公司新组建了“高端滋补品”销售与经营团队；重组理顺了公司原有的临床经营业务。一支囊括医药、消毒产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营养滋补品等多类产品经营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团队。凭借企业自身及其与沈阳药科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钻石药业、美国济生药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安大略癌症研究所等国内外医药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大型医药企业的密切合作关系，具备雄厚的医药、保健、滋补营养品、特殊膳食等产品的开发实力；公司开发成功的针对炎症、组织氧化（衰老）、血栓、高血压、糖尿病、更年期综合症等多个病症的健康品种，都具有极其良好的疗效，具有广阔的市场拓展前景；公司拥有上述相关产品国内、国际市场销售推广的独家经营权。

借鉴日本汉方药与德国天然药物加工的先进经验，自制关键设备，自主开发出了天然药提取分离的关键技术。该技术克服了常规中药水提、醇提、超临界萃取、树脂吸附等各自工艺的缺陷，使中药、天然药制品可以达到速溶全溶、色泽纯正、香气浓郁、营养与功效成分全面的理想状态。同时，制品中的重金属、农药残留物等理化指标，均可达到或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要求，适于加工生产绿色天然药品、健康食品等多种制剂、制品。

苑振贵是低调的，也是务实的。落笔之际，瞬间的我，倍感欣慰。虽然，他们此刻还是无声无息的，但总有一天，世界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一切，皆因真诚的奉献，真切的倾诉，而能穿透心灵的厚壁，把责任与担当的呼唤传得很远很远。（文  王湘  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