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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管理方式最新动态

来源:《 人民论坛 》2016-06-28 11:03:43 新加坡 政府管理 方式

摘要:新加坡政府面对新常态,适时而变,其经济管理从强调各取所值到注重积极分享;政府管理方式从发号施令到与民协商;社会管理从强大政府到做大社会,并取得国家治理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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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礼   陈飞帆

当前,新加坡的社会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新加坡政府面对新常态,适时而变,其经济管理从强调各取所值到注重积极分享;政府管理方式从发号施令到与民协商;社会管理从强大政府到做大社会,并取得国家治理的预期效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党徽因有闪电标志而俗称“闪电党”。新加坡人说,闪电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闪击两次,但行动党这个“闪电党”自1959年在新加坡“闪亮”登场并执掌政权后,就一直“闪”到现在。不过,2011年大选结果让人们对该党似乎可以无限期执掌政权的“神话”产生了动摇。大选之前的2010年,新加坡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认定为与另两个国家并列世界第一,其GDP较前一年增长14.5%,名列世界第二。但是,领导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的得票率为60.14%,成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的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纪录。

上述情况表明,新加坡的社会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即人们再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温饱甚至繁荣、安居甚至豪宅,而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面对新常态,行动党放柔身段,适时而变,其政府管理方式实现了多重转型,并取得了预期效果。

经济管理:从强调各取所值(偏右)到注重积极分享(偏左)

建党之初的人民行动党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依归,注重的是积极分享。该党执政之后,其经济政策也从较多社会主义转变为更多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强调的是各取所值。强调各取所值和遵循市场机制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和做大蛋糕,但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新加坡2011年基尼系数为0.473,薪金占国内生产总值比(Wage/GDP Ratio)也从2001年的46%下降至2010年的42%。薪金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降低意味着新加坡国民并没有从薪金中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新加坡政治职位的高薪是强调各取所值的具体表现。2011年大选期间,有民众打出了“部长薪水几百万,做满一届花不完。人民只得苦命干,手握铁锤跟他算”的诗句。为平息民众对于部长高薪的不满,新加坡国会于2012年通过了以《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的政府的薪金》为题的政治职位薪金改革方案。花红是薪金收入的重要部分。过去,政治职位的花红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花红,其花红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这种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的花红容易使得政府倾全力提高经济增长,从而富了最高收入人士,苦了中下层人民。在新薪金架构下,部长花红将与新加坡公民收入中位数、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的涨幅、失业率和国家经济表现(GDP)挂钩,从而让薪金制度更为贴近中下层民众,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成果的积极分享。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3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出了“建国一代配套”计划,并在随后加以推行。建国一代的定义是:生于1949年12月31日或之前,并在1986年12月31日或之前成为公民,在本地生活或工作的第一代新加坡人。根据政府政策,建国一代将在三方面获额外经济援助——更低廉的终身健保双全保费、更多专科及普通科门诊费用津贴,以及更多保健储蓄填补额。由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建国一代人士,其惠民政策也就几乎让每个家庭都能分享。2013年年末,行动党的党大会决议重申民主社会主义的初衷,但又强调不搞意识形态。其政策从偏右回归到中间偏左,但防止走向极左,注意在阴阳平衡中前进。

政治管理:从发号施令(家长式)到与民协商(朋友式)

一般认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领导方式是兄长式,第三任总理李显龙的领导方式是朋友式。例如,在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府与民众关系多被比喻为高低不同的家长与子女的关系;近些年来,行动党政府则更愿意将此比喻为更为平等的夫妻关系。

家长式领导方式是发号施令,朋友式领导方式是与民协商。新加坡政府在2012年10月启动、时间持续1年,共举办约660场、超过4万人参加的“全国对话会”,就是与民协商的典型案例。最后,全国对话会委员会将收集到的所有民众意见进行仔细探讨,并与各个政府部门一起进行反思,为政策制定和检讨提供参考。

社会管理:从遮风挡雨(强大政府)到修枝剪叶(做大社会)

新加坡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往往全面细心。它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可以为民众遮风挡雨,但也挡住了地面的阳光。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将作为灵魂的新加坡元素区分为国家和公民生活两部分。就国家层面而言,新加坡已建立起服务世界的公务员体制、国民服役制度、中央公积金、保健储蓄计划、建屋发展局等;就民间社会层面而言,新加坡国家强盛,家庭稳定,但介于国和家之间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民间社会却依然薄弱。没有强大的民间社会,就无法塑造完整的新加坡灵魂。原外交部长杨荣文说,现在的问题是,“榕树底下寸草不生。国家机构无处不在,民间组织难以繁荣。所以,必须修剪榕树枝叶,腾出空间,让其他植物生长”。新加坡政府“照顾人民无微不至,人民变得软弱了”。当然,“新加坡需要多元性,但不可过量。否则过犹不及。换言之,修剪时要小心翼翼”。

杨荣文的上述观点,在李显龙的行政理念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李显龙在2011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在说完“无论是‘部长抓猫’还是‘总理救狗’,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处理人民关心的大事和小事”之后,又不无纠偏地说:“希望大家体谅的是,有些问题、有些纠纷,政府未必管得了,也未必做得好。在未来,我希望政府能够少管一点事,人民能够多办一点事。一般来说,人民的主动性越强,社会的应变力就越强,使我们更有信心,应付国际竞争,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作者分别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 柯欣颖:《总理赞扬:温馨故事 宣传居者有其屋建屋局宣传短片感人!》,《新明日报》,2014年11月5日。

②李慧玲、阿莎拉迪夫主编:《榕树下的沉思——杨荣文言论集》,八方文化创作室(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2015年6月版,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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