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产业转移：缺乏对接机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下，北京加快了产业转移步伐。很多企业开始探寻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地方政府招商人员也频繁“跑北京”。然而，虽然已经有一些企业在津冀落户，但北京产业转移仍存在很多问题。《民生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

民生周刊：北京有产业转移压力，天津、河北的城市也期待承接，但整体转移进展并不快。那么，北京产业转移存在哪些困难？

陈耀：如果企业自愿转移，就没有什么困难。北京的企业多年来一直在转移，有进有出。民营企业的选择是根据市场需要变化的。对一些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一般来说，哪里的政府都会尽力劝留。即使迁出，也希望把总部留住。

对北京来说，政府推动的一些产业转移有实际困难。比如，在北京的郊区、县的开发区，有一些长期在那里但是发展得并不好的企业，区县政府就希望腾笼换鸟，让其迁离。但是，这些企业入驻时签了合同，合同未到期，没办法让它走。还有一些企业并未经营，却占着土地，也没有合适办法让其离开。所以，调整起来难度很大。

民生周刊：对北京企业而言，承接地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耀：主要是当地的投资环境。比如，北京中关村有一些企业计划搬到秦皇岛甚至更远，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给企业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有这些政策企业就愿意离京。但如果地方在政策上没有太大吸引力，企业就会认为在北京比较好。

民生周刊：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过程中，天津、河北等地的城市存在无序竞争现象，您怎么看？

陈耀：这也不叫无序竞争。各地都积极承接，对承接转移应该是好事，对转出企业来说也是好事，让其有一个较大的选择范围。北京周边目前发展程度还不够，它们迫切需要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无序竞争，而是一个市场行为，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只是，希望各地的竞争方式能够合乎规范，不要搞恶性竞争。

民生周刊：恶性竞争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怎样的竞争才是良性的？

陈耀：所谓恶性竞争，就是大幅度地让利竞争，零地价拿地，甚至违规搞一些税收返还。最好的竞争就是看谁提供的服务好，谁的投资环境好，包括政府服务效率、配套条件、环境等。地方政府应该在这方面使劲。

另外，各地方应该进入选择新阶段，不是任何企业都照单全收。产业转移要避免污染转移，这是非常重要的。北京现在真正污染的企业已经很少，要转移出去的污染也很少。一些污染性企业，在转移之后也要改造技术装备，增加环保设施，在环保上要达标。承接地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标准，对环境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制定一些技术上或环境上的门槛。

民生周刊：产业转移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利益转移，目前，京津冀在产业转移对接方面是否顺利？存在哪些问题？

陈耀：目前，京津冀产业对接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只是省市之间，北京市跟河北省、天津市有一些协议，可能还是在省级层面。但是，在县一级的地方，想跟北京搞一些独立对接就比较困难，涉及规格不对等的问题，这使得一些地方往往不知道去哪里对接。

另外，对于需要转移的企业的信息，这方面的沟通也不是很好，同样缺乏便捷的沟通交流机制。

民生周刊：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对接机制？转移对接中如何协调各方？

陈耀：的确要有一个协调机制，包括地区间协调、产业协调、基础设施协调、环保协调等。那么，这就要有一个机制或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信息平台。

国务院设立京津冀协调领导小组会更好，对推进会有决定作用，能够协调一些利益冲突较大的矛盾。三地政府之间应该有一个联席会，定期在这方面进行对接，民间社团也要发挥作用。另外，可以在三地轮流搞一些产业对接会、论坛，这些都是合作交流的对接形式。

我曾经提出搭建一个公共信息平台，把北京市有意愿转移企业的情况放到平台上。有承接意愿的地方，也把自己的环境、政策、优惠条件放到平台上。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北京市的产业情况，现在连市经信委都不一定完全掌握。因为，有些企业是市属的，有些企业属于区县。公共信息平台建立起来后，各个市、区、县的企业，都可以在这个公共平台上对话交流。先有平台，再具体地对接联络，针对性就强了。

民生周刊：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各方都有这一需求，这个平台应该由谁来建？

陈耀：这个平台不一定由政府来做，可以由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等第三方社团来做。当然，政府也可以做，比如三地管工业、管产业的职能部门可以合作搭建平台。不过，从影响力来看，最好是政府搭建，资源会比较广，涵盖的面也宽广。

民生周刊：归根到底，产业转移是一种经济活动。您认为，政府在产业转移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陈耀：对于产业转移，政府一是要搞顶层设计，哪些属于首都核心功能，哪些产业不适合在北京发展，必须进行调研、分类。做好规划后，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引导、推动企业进行调整，这是政府的主要作用。同时，对一些企业进行帮助。有些企业调整起来比较困难，在调整中出现了问题，这都需要政府帮助解决。

其实，产业转移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力量，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能强行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企业搬迁，要尊重企业的选择，维护企业的利益，我最反对政府像强拆一样强迫企业离开。要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有时适当的行政手段也是必要的，但要尽可能减少。

但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跟民营企业不一样。因为国企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它们属于政府，应该听从于政府，积极配合政府调整计划。

民生周刊：很多京企搬迁后，一般都不会彻底离开北京，很多将总部或研发部门设在北京，您怎么看待这种模式？

陈耀：这是合理的，跟跨国公司形式一样，总部、研发基地、生产基地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分离考虑到多方面的要求。总部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在这里信息等方面获取更容易，能紧跟国际前沿。而生产制造受人工成本因素影响更大，可以离北京远一点，这样对企业长期发展有利，也能实现承接地跟转移地互利双赢的格局。

现在，很多企业外迁，管理层人员跟着走，多数员工可能不会走。我认为，企业应该尽可能多用一些当地员工，这样有利于提高当地就业率，为当地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对于那些不愿意离开的员工，尽可能安排新岗位，使其不失业。（罗燕 郑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