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将开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解读《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进行了深入阐释，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做出了全面部署。就此，光明网邀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对《意见》进行解读。以下是访谈实录。

光明网：请您简要谈谈对《意见》的认识？您认为其中的亮点有哪些？

胡鞍钢：这是第一个正式文件，开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智库时代。超过我们的预期，或者说是令人惊叹、出人预料的重要决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建立中国智库的设想。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2013年5月30日教育部召开个高校智库专家座谈会，主题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刘延东副总理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批示，她提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我在座谈会上结合我们的十几年的实践，专门谈了建设中国特色一流高校智库。5月31日。光明日报专门一版报道：《发挥高校优势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贡献力量》，也发表了我的文稿。

随后我编辑了新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4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第一部介绍中国智库建设的经历和做法。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尽管这只是一句话，23个字，却是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36项改革措施之一。在决定发布之后，中央有关部门开始调查研究，包括国内外智库发展的基本情况，起草该意见稿。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一共邀请了六位经济学家，实际上就是六家高端智库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杨）、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胡鞍钢）以及社会智库代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樊纲）。这就不同于以往专家个人代表，显示了党中央主动加强与高端智库沟通联系。不只是中央领导人带头礼贤下士，请教专家，而且如同《意见》所明文要求的“中央政研室、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要加强与智库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充分运用智库的研究成果。”实际上，这些“中南海”机构已经“走下来”，主动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召开智库和专家座谈会。我自己就参加了多次。我还问为什么？他们回答说，免得你们还要办好多手续进“中南海”。

到2014年8月提出了该稿的征求意见稿，邀请主要智库负责人讨论修改意见，我们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例如当时将中国智库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四路大军，我当时建议是五路大军，加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全国科协等，后来征求各方意见，就改写为七路大军：党政部门智库；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大学智库；军队智库；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智库和企业智库；社会民间智库。在中国大地上，从而形成一个宏大的各具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

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经过进一步修改，今年1月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正式发布了《意见》。

通过长达1-2年的时间，制定了第一个智库文件。如果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我认为有了很大提高，例如《意见》首次提出了“智力资源”这个新概念，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此外《意见》还提到“我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通常，我们主要是讲人力资源，人才资源，2010年分别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这次《意见》在上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智力资源，以及发展智力资源的载体即智库的目标是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

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怎样在“人”上做大文章，一篇一篇地做文章。在我看来至少这是第三篇文章，即在“智力资源”上大做文章。所谓智力就是知识、管理、脑力与创意等形成的智力资本、智力财富，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所谓智力支持就是智库的智力支持。越是强大国家越是需要强大的智库的智力支持。美国就是如此，欧盟也是如此。我想作为中国更应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说“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一旦这些资源被有效地开发出来，并在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中运用，就会产生我们所说的“精神原子弹”巨大效果，而且可以起到“精神变物质”作用。

所以我把《意见》看做中国精神原子弹工程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我把中国称之为东方巨人，需要“两个大脑”：不仅需要党中央国务院这一“内脑”，还需要新型智库这一“外脑”。形象地讲，有两个大脑就比仅有一个大脑要聪明得多、智慧得多。“东方巨人”的“两个大脑”，这就比“一个大脑”要聪明得多、智慧得多。

光明网：当前我国智库发展存在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胡鞍钢：应当说，国际竞争不只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硬实力的竞争，而且是智力资源的竞争，国家软实力的竞争。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智库国家，排在美国之后。但是她的智力资源不足、智库竞争力不足，诚如《意见》所指出的，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

为了能够“对症下药”，做到“有的放矢”，《意见》十分务实地提出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这就是中国精神原子弹工程，花钱都用不了一颗原子弹费用，但是实际效果相当于几十个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智力资源的集聚、创新和运用。

光明网：怎样提高智库研究选题的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我国智库（产品）质量？

胡鞍钢：什么是高端智库呢？《意见》首次明确定位为“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发展定位就是国家高端智库。下面我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例回答这几个问题。

从我们的实践和理解来看，“国家高端智库”这六个字，核心词是“国家”与“高端”，如何理解和界定呢？

第一，我们的“客户”是国家高端客户，即党中央、国务院。

第二，我们奉行“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1995），也要想国家之未想（2000），如《2030中国》的研究（2011）、《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研究（2012）等，已经涉及到2050年实现绿色现代化目标战略及路线图。我们定位之一就是国家发展的“瞭望者”，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

第三，我们为高端客户提供高端产品，这决定我们从1998年以来的《国情报告》（已经超过1000期），每一期国情报告都是针对高端客户，持续地为他们提供关于国情和国策的知识产品。

第四，我们的高端知识产品是“原创”产品，不是编辑他人的产品，不是期刊杂志发表他人的报告（在初期时，有一部分他人的报告）。

第五，我们做得如何要由高端客户评价，而不是自我评价。这就是领导同志对我的各种形式的感谢或谢意，特别是对知识及专家的尊重，更令我感动。

光明网：在普通人眼中，智库及其产品给人“高大上”的感觉，除了在决策咨询、国家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智库是如何影响普通中国人生活的？

胡鞍钢：我们把智库产品或服务称之为“公共决策知识”，我们的基本理念就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把知识创新作为实现“富民强国”目标的手段，这就涉及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举几个例子：在1998年全国下岗高峰、失业高峰，我当时（1998年2月）称之为“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我写的国情报告标题就是“为人民创造工作岗位”，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最优先的目标和任务。”时隔10年李岚清同志对我讲，你有一个观点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问是哪句话？他说是“就业优先论”。

再举一个例子，2004年12月，我们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估计，全国城乡居民未获得社会医疗保障占总人口比例在80%以上，达到10亿人。当时的国情报告标题是《中国人类不安全的最大挑战：健康不安全》，直接提供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大家可能不知道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获得医疗保险比例已经达到了99%，中国构建了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医疗保障网。

光明网：智库研究者和我国古代的谋士有何区别？从事智库研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历史上就有谋士的传统，谋士就是出谋划策者，如韩信、诸葛亮等。不过他们都是为帝王个人（刘邦、刘备）服务。

现代智库与古代谋士则不同，一是运用现代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和手段创新决策知识。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智者之家，智力人才之集体或团队。智力人才的集专家、博学者、思想者为一体，需要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

二是为国家及核心利益服务，而不是依附于某些领导人，领导人会新老交替，而智库则是持续地提供智力知识、智力价值、智力支撑。

三是一大批各具特色、不同专业的智库大军。

四是具有五大功能：咨政建策，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不同特色的智库在这五个方面的功能侧重点是不同的，在《意见》第三部分中，第九条至第十二条部分分门别类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第八条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就具体提出：建设一批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实验基地，还前瞻性提出“走出去”计划与设想。《意见》提出：加强智库专家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保密纪律意识，积极主动为党和政府决策贡献聪明才智。

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作为智库专家是一种特定的职业，当然要具有职业精神。智库产品集中反映在与公共决策相关知识产品上，必然产生知识的外溢性或外部性。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产生正外部性，富民强国；二是产生负外部性，祸国殃民。20多年前无论是苏联“一分为十五”，还是南斯拉夫“一分为六”，许多专家扮演的就是祸国殃民的作用，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意见》十分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如果政治方向错了就是“一错百错”，害民害国。

因此智库的智力产品优劣、好坏，是可以经过实践检验、时间检验、历史检验，因为都是“白纸黑字”。

光明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求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这就需要智库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智库研究又必须独立客观。如何做到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怎样防止智库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盲目为政府决策背书？

胡鞍钢：我们也是与高端智库加强沟通联系。一是加强与中央政研室、中办调研室、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中央和国家机关高端智库联系就政策研究交流；二是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智库联系和学术交流；三是加强与高校知名智库联系和学术交流；四是加强与中央重点新闻媒体的联系，扩大社会影响力。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三独立”原则：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当然接受委托的课题，通常是有条件的发表，对此《意见》的第十三条作了明文规定。回过头来看，这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原则和经验。

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定位之一就是“国家治理的监督者”。早在2005年底就独立对“十五”计划做第三方评估，虽然打分很低，但是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视和首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首次引入“中期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现在不只是对五年规划评估，还包括其他重大政策实施评估，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极大地推动中国决策过程和政策周期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

如何防止智库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盲目为政府决策背书？我一直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政府决策做得好就是要肯定，既不缩小也不扩大，最好办法在评估中打分。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如此，一个十分敏感和有争议的就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我们是以专业的研究，并放到国际竞争的分析框架中评价的，不仅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由2000年9家上升至2014年83家，而且主要指标（如营业收入额、总资产额、利润额）与欧美日企业的相对差距大大缩小，竞争力大大提高，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企业，不久的将来还会超过欧美企业，这将由未来来检验。

光明网：《意见》为智库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形成智库大发展的热潮。如何避免智库建设一哄而上和无序发展，保证智库（产品）质量？

胡鞍钢：作为大学智库，我们最重要的智库产品，从1998年以来已超过1000期。国情报告之所以成为我们知名品牌，就在于我们坚持“三性”原则，具有“原创性、前沿性、权威性”这三个基本原则。

所谓“原创性”，是指学术研究的原创。首先是自己研究、自己创作、自己首创、自己原创.从严格的定义看，没有自主原创的智力产品的智库只是“徒有虚名”的智库，借他人成果、买他人成果，是不属于原创成果的。同样的是大量引用和摘编他人成果也不属于原创成果。其次是具有较多信息价值、较丰富知识价值、较重要理论价值、较强实际应用价值。再有是“白纸黑字”的学术研究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时间检验、历史检验的学术作品、学术精品。

所谓“前沿性”，是指当代中国研究的前沿。首先是指中国问题的前沿性，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社会敏感性和学术敏感性，总能够具有前瞻性、超前性和快速性，就是出手要快；其次是指中国政策的前沿性，这就需要把握经济可行性、政治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总能够在最适合的时候提出最适宜的政策，总能够“有的放矢”，不断提高政策建议的“命中率”（采纳率）；再有当代中国研究的前沿性和开创性，这就需要有高度的学术自觉性和创新性，总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方向。

所谓“权威性”，是指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威望。首先是学术权威性，获得学术同行的认同和尊重；其次是政策权威性，获得“客户”的认同和采纳；再有是社会权威性，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威望；最后是国际权威性，获得国际机构、国际学术界或专家的认同和尊重。学术研究需要权威，但学术权威从来都不是自封的，权威性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学术还是其他成果，都需要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

以上的原创性、前沿性和权威性构成了“三位一体”的高端智库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在三者之中，最核心的是原创性，只有原创性才有可能保证权威性；其次是前沿性，只有处在前沿探索，“先行一步”，才有可能原创，也只有前沿引领才能够获得权威性。

光明网：我国智库发展缺乏人才，智库研究人员的选择，目前可能还存在倾向纯学术人才、学科背景比较单一等问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如何引进和培养人才？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胡鞍钢：一般智库都是“没有学生的大学”。

我们在清华大学创办现代智库恰恰是“有学生的大学”，既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决策咨询有机结合，将国情研究、教书育人、智库建设有机结合。那些博士后（以研究为主）、博士生（既要学习，也要研究，中后期以研究为主、学习为辅）、研究生（以学习为主、研究为辅）是我们从事国情研究团队的主体。但是我们采取了智库研究的组织形式和研究形式，如课题组或项目组为载体，学生参加不同的课题组，或者同时参加几个课题组；又如在课题组内以综合性研究为主，专业研究为辅，在学术论文方面以专业研究为主。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三个研讨班：博士后班，博士生班，研究生班，自组织、自学习、自创新。我们是将大学与智库的两种优势结合起来，整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我们的智库在体制上具有灵活性，在组织上具有多样性，在公共知识市场中具有竞争性，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良好声誉。

光明网：如何提高中国智库竞争力，使之能更从容参与全球智库竞争？请您结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具体实践，跟智库从业者和广大网友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胡鞍钢：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2013），清华大学在全国居第四位，这是因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国情研究院，其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政治领域排名第五位，在城镇化研究排第五位。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下属的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网联合发布《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2015年1月15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第11位，在高校智库综合影响力排第三位，在政府影响力全国排第三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

我们一直有意识地加快国际化步伐。不仅“人走出去”，关键是“书走出去“。2010年-2014年底，我们已经正式出版英文著作6部，日文著作4部、韩文著作1部。

Hu Angang, 2011: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D.C.;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The India Today Group,New Delhi,2011。

该书得到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的高度评价，称胡鞍钢“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的经济学家。”该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成博士作了序言中评论道：“本书中丰富的经验数据、多科学综合研究的性质、对中国概念的本土化解释以及发人深省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论述，使其对认识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角色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李侃如教授在主持该书发布会上评价说，一直十分关注胡鞍钢的研究，并认为他的研究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智慧，往往在若干年后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实践中。

Angang Hu, China: Innovative Green Development, Springer，英文版(May 31, 2014)；胡鞍鋼，《中国：革新の緑の開発》（日文版），石头垣优子、佐鸟玲子翻译，東京：日本侨报社，2014年。

Angang Hu, China's Collective Presidency, Springer ，英文版(May 31, 2014)；胡鞍鋼，《中国集団指導制》，丹藤佳紀訳，（日文版）東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法学教授Larry Catá Backer专文《为21世纪的中国设计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宪政国家兴起语境下对胡鞍钢“集体领导制”理论的思考》（中文稿将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他评论道：在中国宪政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决策结构具备集体性的观点是最引人关注的。最近，胡鞍钢就提出了党和政府通过集体行动进行民主治理的理论，尤其是围绕集体领导制展开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他所属的理论阵营正在研究的民主理论，讨论的不是进行选举，而是国家和政治实体中权力的行使。他认为，西方关注的是民主的外在形式要素，而胡鞍钢关注的是内在实质要素。二者都关注社会行为的集体要素，但是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强调选举机制和诚信作为民主合法性的标志，而胡鞍钢支持的社会主义民主则强调集体政府机制和诚信作为民主合法性的标志。二者在政治组织的政治前提上有着截然不不同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