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不摆脱学徒状态，中国学术没有出路

对于当今的中国学术来说，一种意义重大的反省性自觉正逐渐生成：中国学术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是自我主张的，还是依仗外部权威的？思享者工作室近日专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邀请吴教授来给我们讲一下中国学术长期所处的“学徒状态”、如何通过获得自我主张来摆脱“学徒状态”。

吴晓明  ｜  江苏江阴人

（ １９５７—）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

一

思享者：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进入了唯外国权威马首是瞻的“学徒状态”。那么，这种“学徒状态”是中国的特例，还是学术发展的通例？

吴晓明：

几乎所有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提出它的自我主张，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

在学科方面，拿哲学来说，近代发展起来的西方哲学一开始是在哲理神学的襁褓中成长的，它长期充任“神学的婢女”并处在“学徒状态”之中；只是从笛卡儿的“我思”开始，近代哲学才摆脱了它对哲理神学的依傍，并从理性的思维本身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正如黑格尔所说：“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

就不同民族的学术发展和学术成果而言，情形大抵同样如此。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希腊文化。尼采曾这样描述道：在很长的时间内，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倒了。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等，而他们的宗教则仿佛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希腊文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机械的混合物或一种“装饰性文化”，因为希腊人听从了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坚定而诚实地反省了自己真正的需要。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

二

思享者：那么，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是一种必然吗？

吴晓明：

从一种真正历史的观点来看，就中国的历史进程必以特定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明所开启的世界历史之中而言，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乃是必然的；就中国的历史发展不能不以特定的方式“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而言，这样的“学徒状态”又是意义深远的。事实上，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学徒状态”，中国的学术开展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内容丰富的对外学习过程，这一进程是如此地波澜壮阔和成果丰硕，以至于我们必须对它的积极意义作出高度的评价：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内容。

虽说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是必然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在性质上却总意味着缺乏根基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特别明显地表现为学术上的外部依赖和单纯模仿，因而习惯于采用“外部反思”（也就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曾见到过这样的外部反思，他们把来自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当作一般原则，然后又把这一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实践，其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学徒状态习惯于因循和依傍，当今中国的学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先前的教条主要来自俄国，而今天的教条主要来自西方。

我国接下来将要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无疑包含成熟的和自律的学术，必须以摆脱“学徒状态”为前提，只有如此才可能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获得其自我主张，才可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

思享者：摆脱“学徒状态”的标志是什么？如何才能摆脱？

吴晓明：

中国学术只有取得了自我主张，才可算摆脱了“学徒状态”。而取得其自我主张的决定性标志是：能够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之中，能够真正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

其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道路得到充分的发育并成熟起来。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只能是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一部分，因为其积极的动力只能生成于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之进一步的展开过程中。

其二，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展的目标已不再可能从外部的任何一种形式中现成地取得，甚至不再可能从现代性本身中现成地取得。最近三十年来，一方面是中国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之全力投入现代化进程，现代性本身的历史限度正在快速向我们临近，并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不可遏止地进入其终结阶段。因为正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现代性本身的自然限度——生态、资源、能源的限度——正在迅速显现。因此，中国的未来要么仅仅作为从属的一支而一并进入到此种解体状态中去，要么是在其历史性实践的自我主张中开启出新的文明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如果有远大前程的话，就必将从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来获取其形式和内容之充分而完备的自我主张。

其三，中国学术实践基础本身在展开过程中形成一种汇聚其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的强大的统摄力，从而能够在实践中把它的传统质素和外来成果积极地加以占有，并整合成一种具有丰沛活力的有机体。只有当这种力量充分地发展起来，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才有可能将它自近代以来多方撷取的思想资源当做必要的原料来使用，才有能力将一系列外部对抗及尖锐冲突的传统物或外来物加以陶冶和熔铸，从而开展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创制。这种情形，用陆象山的话来说，就叫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四

思享者：习近平同志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否以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例，阐述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做？

吴晓明：

中国学术要有自我主张，不仅意味着“讲中国语的学术”，要去研究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经验，而且意味着这种学术要真正深入本质性和必然性的领域之中，从而使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能够被揭示着来同我们照面。

第一，学术话语体系必须要整个地建立在“现实生活的语言”基础之上。只是在这种语言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才谈得上后来被建立起来的、派生的学术话语体系。虽然学术话语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赢得了某种独立性的外观，但它们依然从根本上从属于现实生活的语言。只有当它们应和着“活的语言”并实际参与其生活时，它们才可能是积极的和有效的。

第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只有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际地开展出来并积极地被构成。一言以蔽之：中国学术话语必然是说“中国语”的。拿哲学为例，虽然黑格尔在哲学上对沃尔夫评价不高，但却盛赞他的“不朽的贡献”，因为沃尔夫开始让哲学讲德语，从而使哲学成了“普遍的、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科学”，黑格尔就此评论到：“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

第三，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将表现为一项持续的任务，这项任务只有在那种唤起此议题的实体性内容本身得到充分发展，而我们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又有能力深入到这种内容之中并开始思想时，方才有可能逐渐地完成。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充分地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并积极地显示其自身的时候，一种真正的“语言转换”才是可能的，从而根植于此种“活的语言”之中的学术话语体系方始能够生成、发育并繁盛起来。

五

思享者：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构建，都需要一大批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现在提倡“中国学派”是否正逢其时？

吴晓明：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学徒状态”大体上意味着“中国学派”的缺失和学术话语权的式微，因此“中国学派”的真正形成及其学术话语权的极大提升在理论上取决于其学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使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得以构成；而在实践上，“中国学派”及其话语权的扩大与巩固必然是当代中国综合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其学术传统之实体性内容再度青春化的积极表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学派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上，其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以下三项。

首先，彻底摆脱“外部反思”式的主观思想，让中国的历史实践成为由我们自己的思想所把握的东西。

其次，依循由中国社会现实而来的客观需要和基础定向，实际地形成外来学术——思想、理论、观点、方法等大规模的中国化。正是在这种中国化的进程中，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派便生机勃勃地应运而生，就像佛教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样。

最后，我们长期以来的对外学习，始终伴随着一种以“中西”“古今”为枢轴的紧张焦虑之中，因此，真正构建中国学派必须经历黑格尔所谓“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六

思享者：每个时代的学术都有自己的使命，摆脱了“学徒状态”的中国学术，如何能够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吴晓明：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务之一，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与此同时，精神领域所面临的日益尖锐的挑战：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

我们目前大体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学术能为中国的精神建设提供的思想资源是三重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无可辩驳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以及西方近代思想仅构成整个思想领域的三个本质重要的定向，而且形成一个各种思想在其中展开和演化的基本结构。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三者在哲学上不断展开着对话、碰撞和争论，采取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冲突；虽说其间总是存在着各自力量的消长取舍，但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和强大的张力。由于它们既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实的历史，又与当今中国生气勃勃的实践本质相关，所以理应被看作是一种引导前进的矛盾，一种产生积极成果的酝酿。就像唐宋时代的不同思想资源（儒、释、道）积极酝酿了新的哲学形态（宋明新儒学）一样。在这其中，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发展在现实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正是这一主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重要性。

如今已经十分明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有赖于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尤其取决于精神—文化的开拓性建设。如果说，这一精神重建将积极地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那么，它就必定会意味着我们民族所具有的实体性内容的再度青春化，同时又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民族之精神的诞生。（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 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