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先生”张忠培的最后三卷书

人物STORY的话

7月5日上午，大概十点左右突然看到故宫博物院发布的讣告：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那个大家已经习惯了的、讲一口长沙官话但声音宏亮随时会打断你的倔老头儿怎么会忽然走了呢？

没有人愿意相信。5月5日上午，张忠培先生还在故宫的宝蕴楼为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一行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讲解《故宫考古、保护与研究——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

但通过向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朋友们进行核实后，整个的微博、微信和各大考古网站都被这条消息刷了屏。在故宫的这条讣告下，超过10万+的文博人向自己的老师的老师致敬。

中央厨房记者最近一次见他是2017年4月12日。当时是和张忠培先生一起参加2016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打第一次设立这个大众喜欢的评选，他就是基本的评委，这么多年几乎没有缺席过。两天的时间，25个入围考古项目的汇报加上最后的评选，强度很大，80多岁的先生一直都在认真聆听，也是少数几个认真提问的评委。这些考古项目的汇报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的学生……太多的学者想和他讲话，只能抓住茶歇的时间围绕着他。

张忠培先生在评选现场提问。

在最后的评选阶段，张忠培先生依然强调，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或不能采集全部信息的，挖完之后不能保存或基本不能保存的尽量不要挖；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最好也不要挖。 

因为经常去故宫采访的缘故，经常会碰到张忠培、郑欣淼、单霁翔三位故宫院长在一起出席许多活动。1987年张忠培先生调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1925年建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长，虽然只有不长的时间，但明察秋毫，对于故宫的管理和未来的发展形成了非常完整和科学的思路，这些“遗产”被他的继任者们不断丰富着、完善着。

张忠培先生（左二）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左三）、故宫博物院考古所所长李季（左一）及王光尧研究员（右一）在故宫的考古现场。

1955年，21岁的张忠培先生便开始写考古文章，迄今已有60多年，出版了21部独著和主（合）编的著作，发表了不下250篇学术文章，总字数超过500万字。但是考古界也一直流传着他的“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

高蒙河是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也是张忠培先生的弟子，这些年一直在帮着张先生整理学术著作，他特授权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发表他的独家怀念文章——《考古大先生的最后三卷书》

考古大先生的最后三卷书

高蒙河

“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来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

上面这段话，摘引自我的考古业师张忠培先生即将出版的三卷本中国考古思想史丛书的自序。今年6月下旬，他最后做完了这三卷书的校对修改，7月5日便因病遽尔长逝，驾鹤西去。这三卷书不仅成为了他60多年考古人生中所完成的逾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的组成部分，竟也成为了他一生留下的最后的考古著作。

张先生的这三卷著作，皆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名为《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其中，《走出自己的路》一书以中国考古史上约20位代表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为对象，回顾和反思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近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一书是为不同考古阶段的考古学人的代表性发现和研究成果写的书序，精准评述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笔墨流转间已经把考古学界的诸多热点，用他自己表述的谱系论、国家论和文化论等语境推上了中国考古学的前台；《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一书是张先生在2008-2013年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五年期间推动各种学术活动的讲话和论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会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助力、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主体作用，充满时代光彩。

自2014年起，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三卷著作的编选工作，并得先生信任，嘱我为出版社写推荐信，而我的学习体会是这样的： 

第一、具有重要的学术史纪念意义。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但百年考古的中国迄无一部完整的专业史或学术史著作来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回顾过去、面向未来，开启新一百年中国考古之道的再出发，出版这样一套全面、真实反映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精髓的著作，正逢其时。

第二、可以适时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考古学现也已成为了一级学科，考古学史研究作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级学科建设的基本需要，出版这套浓缩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著作，恰补阙如。

第三、中国考古学史的至高境界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从考古学史到考古学思想史，是从实践论到认识论过程。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描述一般考古发现的过程史，也不仅是记叙科技考古作用的发展史，更应该是考古观念变化的思想史。 

第四、考古学大家来写考古学思想史。张先生是众所周知的身体力行、引领学术发展的著名考古学大家，他与他在这套丛书中评述的那些考古学家一样，都是自觉的考古科学巨人。他的另一个卓越之处还在于，他超乎常人地对考古、考古史、考古哲学三方的关系都有着深刻的洞察，能以务实求真的精神与能力将这种洞察用于推进中国考古学史特别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并且有着鲜明的探寻中国考古学之道的使命和色彩。

这三卷体现中国考古学近百年思想精髓的代表作，是张先生自1952年入北京大学求学考古65年来，砥砺实践、经年思索、融会贯通、集腋成裘的精选论文集。它们全面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及其他们的心路历程，核心解读了“中国考古学要走什么路”的考古大题。换言之，如果说经过近百年风风雨雨的中国考古学已走出了自己闯荡出来的路，那么这条路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向前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我们今后应朝哪个方向继续走出新路？张先生的这三卷最后的著作几乎都一一作了回答。这正像他自己在自序中也欣喜地看到那样：

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踏着艰难、崎岖、曲折、迂回的历程，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历排斥、吸收，守旧、更新，终于找到了将引进来的西方考古学的一般技术、方法及理论和中国考古学遗存及中国考古学遗存研究的实践如何结合、怎样创新之道，走上并走出了自己闯荡出来的路，而且，人们还可以站在这路的终端向前瞭望，能看到这路向前指引的清晰的方向。

古者称师曰“先生”，张忠培先生和他考古人生中的那些开考古风气之先、不坠学术青云之志的考古大家一样，都堪称“考古大先生”。他们无论是人格风骨、思想情怀，还是学术风范、务实求真，莫不是我们时代的榜样。而他这最后的三卷著作中的文章虽然并不都是首次面世，但结集成为中国考古思想史专论，则是首次付梓发行。一方面，它们是浓缩地呈现了当代中国考古学极具创作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宝库，其中的思想光芒和独立精神依然值得我们于这三卷著作中来集中学习和不断敬仰。另一方面，它们的文字表述可读性强，面向专业和一般学术乃至文化读者，也可得以循着考古学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成就有生命力的考古文化。

这套张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三卷著作，不但将成为纪念中国考古一百年到来的重要献礼之作，还将带动重写中国考古学史乃至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新起点和新热潮；不但将作为考古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基础，还将成为更多世人了解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考古学窗口。

2006年张忠培先生（前排居中者）与吉林大学77级考古专业的学生在镜泊湖的游船上载歌载舞。刘钊提供。

张忠培先生简介：

张忠培先生生于1934年，湖南长沙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1957年被选拔读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林耀华和苏秉琦先生是他的导师。

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率先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上“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

1959年起，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张忠培终于搞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性质。从此他开始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考古追求。他撰著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也终于1983年面世。遂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

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几乎一手创立了考古系，执教考古学约30年，历任副教授、历史系主任、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成员。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他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的认识，坚持走苏秉琦、宿白等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摸索出来的道路。在林沄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路，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后来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1987年张忠培先生调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1925年建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长，虽然只有不长的时间，但明察秋毫，对于故宫的管理和未来的发展形成了非常完整和科学的思路。

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他便成为中国考古学会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34年理事、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服务于中国考古学会时间最长的一位考古学家。

他是中国知名的文博考古专家。对于考古发掘，他坚持，任何考古发掘工作都要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文物保护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局限性，考古学也不例外，有些东西能挖，有些东西不能挖。（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杨雪梅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