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国：妙穷毫厘、福丽雅致

李爱国，1958年生于沈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马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对于传承创新，画家李爱国认为凡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画风、符号来反映自己心声，表达对时代的感受，都可以认定为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否则创新是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上，弘扬传统，强调传统最突出的时期，恰恰就是他创新最旺盛的时代。比如说意大利文艺复兴，虽然没有看到当时特别强调创新，但是，它使用传统的形式，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特有独到的形式，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创新模式。

任何时代的艺术家，都有特殊标志性的符号。比如我们当代，即使反映一百年前的一件作品，仍然不可能真正回到一百年前，只不过，用今天的理解来把观众带回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前亲身经历过的还是不一样。传统是一个流动的，如果我们把传统奉为一成不变的时候，就是对传统根本的抹杀，因为传统在任何时代，都要有一些新的滋养，那么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今天的又演变成传统的东西，所以传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技法、表现形式、设色达到一种极其完美的程度，从张萱的《捣练图》开始，中国的工笔人物画就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接近完美的程度，至今影响着我们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当代没有哪个画家敢说自己的技法，技巧已经完全背离了《捣练图》。

五代董源的《溪岸图》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是无可回避的。首先，他对宋代山水画起了决定性作用，宋代恰恰是我国在山水画上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个高峰，如果要没有董源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范宽、李成、郭熙这样的宋代画家，其次，董源在笔墨上对于中国山水画的巨大的贡献，在用笔，尤其是皴法上为后来的不仅是山水画，在写意人物画或者是小写意人物画，他已经为后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董源的《溪岸图》对李先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觉得它对我山水和写生，特别是漓江的山水写生起了直接的作用，我给学生示范的范本就是董源，同时，恰恰是这些山水写生，我所体会的东西，为我最近几年创作的水墨人物画，对画风的迅速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李先生认为艺术要中西兼容，外来优秀的文化艺术也要引进吸收，为我所用，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禁卫军临刑的早晨》，先生认为这幅作品代表了欧洲艺术的博大，严密、严谨，堪称经典，李先生的宏幅巨制《于谦保卫北京》也受到了这幅作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先生认为”对于传统的学习。一个艺术家对传统艺术的认识程度，代表着艺术创作层面的深度。

李先生认为任何一个艺术家首先都应该从临摹中来，但又不能泥古不化，他说：“工笔人物画，我完整的临摹，几乎是不多，主要在于吸收。山水写生，前后大概是五年的时间，投入的精力远远没有工笔人物多，但是从这一个来原和我毫不相干的一个画科，迅速拉升到和我最强的草原工笔人物，它俩是同一个水准，大概这就是艺术共通之处吧。我更多的是在意临，就是找一张比较好的印刷品。在等飞机的时候，上火车的时候，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我长时间的观看，甚至是看上几个月，比如说董源的《溪岸图》，每一次写生我都带着它，每一天甚至我都观察个最少二十多分钟或者是半个多小时，所以说临摹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借鉴，最终我们并不是比的谁临多少张，而是看谁能够把它的内在的东西抓住。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优秀作品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就本质上来讲，是对前人密码的破译，如果谁破译了一些，在你的下一篇作品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些意境的体现，破译的多，你的意境表达的就更充分一些，一点不懂，你临的再多，作品还是原来的作品，不会有任何进步。

绘画如同写作，司马迁的《史记》，第一点，他的文辞的丰富性。同样一件事的描绘可以用不同的词汇，《史记》的词汇量非常丰富，第二，《史记》在人物传记中，每一个人的表现手法，叙事结构都不一样。第三《史记》描述人物的特殊情感，特殊经历，造就了对事物的独到感受。《史记》人物传记中描写项羽和李广写的最好，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有和他们一样的抱负，有和他们一样的特殊的屈辱的遭遇。所以写到这两个部分的时候，催人泪下。同样，如果在艺术上出人头地，第一，你必须是具有优秀的造型能力，这是基本功，必须下大力气，有了扎实的基本功，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画家，但是优秀的画家只能从有了扎实基本功的人当中产生。第二，驾驭画面的能力，就等同于《史记》写作的结构。这种驾驭画面的能力，概括为五个方面：形象选择、黑白布局、色彩关系、动势穿插和绘画构图。许多艺术家画的是黄山，下面写着：于今天黄山什么观感。从题法上知道是黄山，但画面找不到黄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把看到的自然中特有的造型准确的表现出来，眼前画面的构图，黑白关系，他没有办法进行编码、组合，只能用原有的笔墨技巧，那么就跟眼前的对不上！任何一个民族最高的艺术追求，都是能够捕捉到自然的精髓，只要画家能够把自然的精髓的准确的、形象的表现出来，你的艺术处理就可以打标了，看到窗外的一棵树，可以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把它真正画下来，因为那棵树可能有一万多片叶子，印象派画家可能就三五笔就可以让观众感觉到那棵树的精神，它是存在的，而且还能够还原，一个草垛、一个桥都能够还原，所以只要能把自然的东西表现出来，就已经很不简单。只有达到了极端深入的程度，才能够真正的概括。比如王子武先生：他有很多水墨人物画很深入，但是也有很多三两笔就把一个人勾勒的惟妙惟肖，这和他之前画画的基础密不可分，如果他没有画蒋兆和，画矿工那样的极其深入，一直深入到，甚至超越了蒋兆和的深入程度，就没有今天的高度概括。

李爱国先生表示，任何一个艺术家，题材本身都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一个艺术家不管写任何题材，画任何画，表现的都是他自己。我为什么画蒙古族?就是我需要找到一个我内心的东西，喜欢某种强悍，某种力量，某种原始，表现蒙古场景，不能只表现天上的白云朵朵，下面的牛羊，要表现他的这种苦涩、原始、厚重。任何一个画家不在于他作品的数量，更多的在于他创作的质量，我们现在看达芬奇，完整或不完整的作品，全部加起来，屈指可数，但是文艺复兴达芬奇排在第一，有的画家可能画了几百件，一件也没有被观众记住，所以我们所说的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某个方寸的地方，具有了极其的深度，而不是说我们在广度上进行了拓展。在社会上贡献很大的往往是那些在很狭小的领域，深入研究，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那样的深度。否则，即使有再好的才华，也只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