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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国:妙穷毫厘、福丽雅致

来源:民生网2018-01-12 09:25:30 李爱国 毫厘 福丽

李爱国,1958年生于沈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马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对于传承创新,画家李爱国认为凡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画风、符号来反映自己心声,表达对时代的感受,都可以认定为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否则创新是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上,弘扬传统,强调传统最突出的时期,恰恰就是他创新最旺盛的时代。比如说意大利文艺复兴,虽然没有看到当时特别强调创新,但是,它使用传统的形式,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特有独到的形式,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创新模式。

任何时代的艺术家,都有特殊标志性的符号。比如我们当代,即使反映一百年前的一件作品,仍然不可能真正回到一百年前,只不过,用今天的理解来把观众带回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前亲身经历过的还是不一样。传统是一个流动的,如果我们把传统奉为一成不变的时候,就是对传统根本的抹杀,因为传统在任何时代,都要有一些新的滋养,那么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今天的又演变成传统的东西,所以传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技法、表现形式、设色达到一种极其完美的程度,从张萱的《捣练图》开始,中国的工笔人物画就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接近完美的程度,至今影响着我们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当代没有哪个画家敢说自己的技法,技巧已经完全背离了《捣练图》。

五代董源的《溪岸图》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是无可回避的。首先,他对宋代山水画起了决定性作用,宋代恰恰是我国在山水画上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个高峰,如果要没有董源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范宽、李成、郭熙这样的宋代画家,其次,董源在笔墨上对于中国山水画的巨大的贡献,在用笔,尤其是皴法上为后来的不仅是山水画,在写意人物画或者是小写意人物画,他已经为后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董源的《溪岸图》对李先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觉得它对我山水和写生,特别是漓江的山水写生起了直接的作用,我给学生示范的范本就是董源,同时,恰恰是这些山水写生,我所体会的东西,为我最近几年创作的水墨人物画,对画风的迅速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李先生认为艺术要中西兼容,外来优秀的文化艺术也要引进吸收,为我所用,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禁卫军临刑的早晨》,先生认为这幅作品代表了欧洲艺术的博大,严密、严谨,堪称经典,李先生的宏幅巨制《于谦保卫北京》也受到了这幅作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先生认为”对于传统的学习。一个艺术家对传统艺术的认识程度,代表着艺术创作层面的深度。

李先生认为任何一个艺术家首先都应该从临摹中来,但又不能泥古不化,他说:“工笔人物画,我完整的临摹,几乎是不多,主要在于吸收。山水写生,前后大概是五年的时间,投入的精力远远没有工笔人物多,但是从这一个来原和我毫不相干的一个画科,迅速拉升到和我最强的草原工笔人物,它俩是同一个水准,大概这就是艺术共通之处吧。我更多的是在意临,就是找一张比较好的印刷品。在等飞机的时候,上火车的时候,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我长时间的观看,甚至是看上几个月,比如说董源的《溪岸图》,每一次写生我都带着它,每一天甚至我都观察个最少二十多分钟或者是半个多小时,所以说临摹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借鉴,最终我们并不是比的谁临多少张,而是看谁能够把它的内在的东西抓住。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优秀作品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就本质上来讲,是对前人密码的破译,如果谁破译了一些,在你的下一篇作品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些意境的体现,破译的多,你的意境表达的就更充分一些,一点不懂,你临的再多,作品还是原来的作品,不会有任何进步。

绘画如同写作,司马迁的《史记》,第一点,他的文辞的丰富性。同样一件事的描绘可以用不同的词汇,《史记》的词汇量非常丰富,第二,《史记》在人物传记中,每一个人的表现手法,叙事结构都不一样。第三《史记》描述人物的特殊情感,特殊经历,造就了对事物的独到感受。《史记》人物传记中描写项羽和李广写的最好,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有和他们一样的抱负,有和他们一样的特殊的屈辱的遭遇。所以写到这两个部分的时候,催人泪下。同样,如果在艺术上出人头地,第一,你必须是具有优秀的造型能力,这是基本功,必须下大力气,有了扎实的基本功,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画家,但是优秀的画家只能从有了扎实基本功的人当中产生。第二,驾驭画面的能力,就等同于《史记》写作的结构。这种驾驭画面的能力,概括为五个方面:形象选择、黑白布局、色彩关系、动势穿插和绘画构图。许多艺术家画的是黄山,下面写着:于今天黄山什么观感。从题法上知道是黄山,但画面找不到黄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把看到的自然中特有的造型准确的表现出来,眼前画面的构图,黑白关系,他没有办法进行编码、组合,只能用原有的笔墨技巧,那么就跟眼前的对不上!任何一个民族最高的艺术追求,都是能够捕捉到自然的精髓,只要画家能够把自然的精髓的准确的、形象的表现出来,你的艺术处理就可以打标了,看到窗外的一棵树,可以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把它真正画下来,因为那棵树可能有一万多片叶子,印象派画家可能就三五笔就可以让观众感觉到那棵树的精神,它是存在的,而且还能够还原,一个草垛、一个桥都能够还原,所以只要能把自然的东西表现出来,就已经很不简单。只有达到了极端深入的程度,才能够真正的概括。比如王子武先生:他有很多水墨人物画很深入,但是也有很多三两笔就把一个人勾勒的惟妙惟肖,这和他之前画画的基础密不可分,如果他没有画蒋兆和,画矿工那样的极其深入,一直深入到,甚至超越了蒋兆和的深入程度,就没有今天的高度概括。

李爱国先生表示,任何一个艺术家,题材本身都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一个艺术家不管写任何题材,画任何画,表现的都是他自己。我为什么画蒙古族?就是我需要找到一个我内心的东西,喜欢某种强悍,某种力量,某种原始,表现蒙古场景,不能只表现天上的白云朵朵,下面的牛羊,要表现他的这种苦涩、原始、厚重。任何一个画家不在于他作品的数量,更多的在于他创作的质量,我们现在看达芬奇,完整或不完整的作品,全部加起来,屈指可数,但是文艺复兴达芬奇排在第一,有的画家可能画了几百件,一件也没有被观众记住,所以我们所说的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某个方寸的地方,具有了极其的深度,而不是说我们在广度上进行了拓展。在社会上贡献很大的往往是那些在很狭小的领域,深入研究,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那样的深度。否则,即使有再好的才华,也只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

(责任编辑: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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