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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茅台8元钱

来源:民生周刊2018-02-07 11:19:34 茅台

时代沧桑巨变,但总会在每代人身上留下印记。67岁的李玉梅不会网购,这给她带来不少困惑,就在上个月,她还因为网上买衣服的事和儿子发生了不愉快。李玉梅埋怨儿子缺乏耐心,可自己又不会操作。

进入2月,要开始忙年了,再过几天李玉梅就会像往年一样成为老家附近综合市场的常客。和80后的儿子不同,她的青少年时期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时买东西除了给现钱,还要凭票。粮票、油票、布票、肥皂票、棉花票……是李玉梅对青春略带酸涩的记忆。

从1955年我国发行第一套粮票算起,到1993年粮票退出流通,长达38年的票证时代伴随几代中国人的生活点滴。而随着改革开放潮起,又与另一个不同的40年交织重合。时代风云变幻,中国人在每一个新年的期盼和忙碌中,更替着岁月,送走短缺、困窘,迎来变革、新生。

半个窝头知母恩

李玉梅生于上世纪50年代,回想起自己成长的年代,她感觉像是回到另一个世界。

李玉梅的老家在河北北方一个县级城市,兄弟姐妹3人,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父亲一人在工厂上班,母亲帮工贴补家用。在她记忆中,家里所有用度,米、面、油、衣服、副食品,几乎能想到的一切都要凭票购买。

特别是每月的口粮,大人和孩子要按标准定量领取,李玉梅记得,作为工人的父亲最多,母亲因为没有单位要比上班的妇女少,孩子的定量就更少,全家五口人勉强维持温饱。

李玉梅成长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时,为了解决庞大人口的温饱问题,政府对有限的粮食施行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1955年发行了第一套粮票。后来,凭票购物范围扩大,尤其是在最困难的1960年代初期,无票寸步难行。据统计,北京1961年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之多。

在李玉梅的印象中,母亲总是盘算着家里不多的钱和各种票据。每到买粮的日子,拿着粮证、粮票,排起长队。家家户户定时定点买粮,一如过节,已消失不见的国营粮店,曾经却是中国人无比重要的生活场域。

由于定量不足,很多家庭在购粮日到来前就把口粮吃完了,借米借面是常见的事,但有时只能咬牙挺着。一次,临近月底,母亲用仅剩的一点粗粮做了几个窝头。正在长身体的弟弟没吃饱,母亲把自己的窝头又分了一半给弟弟。想起那个场景,几十年后李玉梅依旧心痛不已,“天下只有父母可以这样无私。”

尽管物资匮乏,过年仍是最美好的记忆。李玉梅说,不管平时多么节俭,过年都会大方一些,孩子多、负担重的家庭一年到头才能吃上这一顿饺子。

对孩子而言,过年最大的快乐是穿新衣,吃一些平时吃不到的“零嘴儿”。李玉梅记得,过年家里会领到一些副食票,买瓜子、花生、糖,还可以吃到肉。父亲是个开明的人,经常想方设法给孩子们买各种零食,“为的是让我们见识见识”,李玉梅姐弟三人很早就吃过巧克力。

度过最困难的60年代,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结婚几年后李玉梅随丈夫到东北定居,但当地的生活也不富裕。有一年,亲戚家刚出生的孩子母乳不够,需要奶粉,当地买不到,李玉梅托老家亲戚买了邮寄过来,才解了燃眉之急。

无论富足还是贫瘠,春节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忙年从来必不可少。在李玉梅看来,物资匮乏时人们反而更懂得珍惜,年味儿也格外浓。穿起过年才穿得上的新衣服,全家人围坐吃一顿只属于春节的饺子,置办的年货虽不丰富却来之不易……

“现在生活好了,却不懂珍惜了。以前好不容易吃到一个苹果,大人会特别细心地一点点压成泥喂给孩子,现在哪个孩子还会珍惜一个苹果啊!”李玉梅说。

酒香浓郁的年

57岁的张卫民是改革开放后最初一批上大学的人,从农村步入城市端上铁饭碗后,张卫民最初的感受却是,饭不够吃了。

1983年7月,张卫民分配到北京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户口落在单位集体户,三餐在单位食堂解决。每月初,他从食堂领30斤北京市粮票,再用粮票和钱买成饭票、菜票,然后计划着每顿饭用多少菜票、多少细粮饭票、多少粗粮饭票。“计划不好,吃多了,月末就要向单身女同事借饭票,下月初再还。”

“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节,中秋时团委会请单身汉聚餐,不花钱,吃得好;新年时食堂会做很多平日少见的鸡鸭鱼肉,凭票每人可打两份硬菜,同一处室的人把菜集中起来,就可以聚餐了。” 张卫民说。

最令张卫民难忘的是工作后第一个春节。1983年底单位安排他到上海一家百年老厂挂职锻炼。临近春节,带他的工人老师傅主动提出自己女儿在一家宾馆工作,可以买到茅台。

这在当时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事。不要说国酒茅台,就是一般的曲酒都限量购买,普通人很难买到。张卫民花8块钱买了一瓶茅台作为年货带回山东老家。那年春节,全年人在茅台酒的浓香中迎来新年,这成为张卫民多年最真切的年货记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风雷阵阵,中国人的生活渐渐改善,但仍谈不上宽裕,票证依旧捆绑着人们的生活。在上海,张卫民三餐在食堂吃,但粮票要自己出,单位每月给他邮寄全国粮票。

上海人称全国粮票为“满天飞”,因为可全国通用,且不会作废,想换到全国粮票并不容易。每次单位寄来粮票,熟悉的人便围着张卫民兑换,很快便一抢而空。

几年后,张卫民在北京有了新住处,一间不带暖气的平房,10平方米左右。虽然艰苦,但张卫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独立户头,也就有了户口本和副食本。那时,副食供应要凭本凭票,有的按户供应,有的按人口供应。除油、肉、豆腐、麻酱、糖等按人口凭票、凭本购买外,鸡蛋之类的副食是按户凭本购买。

“我一个人户头的副食本,一个月可买5斤鸡蛋,和多口人户头的副食本待遇一样,心中不无得意。家里人口多或来客人的,常有借别人副食本的,也有接受别人副食票的。” 张卫民说。

 “平日副食总是紧紧巴巴,使得那时候的人比较‘馋’,过年可以解解馋。” 张卫民回忆,每逢春节,在平常供应的基础上,按户可多买5斤带骨的猪肉,还可买5斤牛肉或羊肉。

这在物资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算最温情的年货了。在张卫民记忆中,那时的牛肉即使在蜂窝煤炉炖煮整个晚上也不会软烂,过年还可买几斤花生和瓜子,算得上锦上添花。

票证式微

当改革开放的风由南而北吹起时,一些人开始嗅着这股强劲的南风探索更多生活的可能性,而大多数人的生活仿佛依旧,又似乎在悄悄改变着。

在李玉梅的回忆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不再为吃穿犯愁,后来出现了自由市场,人们可以自由买东西,种类也多,一到过年更是人头攒动。

张卫民记得,1986年后家里的粮票开始富余,街头出现了一些人吆喝着拿粮票换塑料盆、换锅,定期换鸡蛋。商品的丰富更新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以往被视为命根子的粮票不再如珍宝,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电视机等“奢侈品”。当时,自行车等大件仍要票,只有少数单位能领到。张卫民攒了好几个月钱,却没有票,最后得知一个同事调往外地,他才辗转买下了他的自行车。

张卫民后来才知道,那些走街串巷兑换粮票的人是最早一批进城务工者,而更大的背景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生发出活力,人员开始自由流动,建筑在严格户籍制度和粮食关系上的城乡壁垒开始破除。

1984年新春,通行30年的布票正式废止。1992年广东率先放开粮价,1993年1月浙江取消粮票,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紧随其后,1993年被称为“第二货币”的粮票终止流通。

年复一年,人们在一个个新春中迎接着生活的改变,从困窘到富足,从封闭到开放。只是更迭太快,乃至经历过过去年代的人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积习: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一件物品可以用很久,习惯精打细算,习惯量入为出。

(文中人物为化名)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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