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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或在去补习路上

来源:民生周刊2018-04-04 09:56:47 补习,或在去补习路上

从女儿小学一年级开始上课外班,到如今高三补课,王茹发现,课外班的费用已经成为家里最大一项开支。

幸亏家里房子是很早就买下来的,没有其他诸如房贷这样的大项开支,王茹觉得还勉强可以承受,但她不敢想象如果再有一个孩子会怎么样。

在高房价及二孩的双重压力下,高昂的教育成本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的一二线城市的家庭不堪重负。

记者近日在采访多个家庭之后发现,正常的公共教育(学校教育)给每个家庭带来的压力并不大,然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进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

有家长戏称,每逢周末,“不是在上课外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孩子被越来越多的课外补习压得苦不堪言,家长们则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相比“压力山大”的家长、四处奔波补习的孩子,各种类型、档次不一的补习班或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城市中冒出。“能不能真正帮到孩子”,成为每一个家长的担忧,一次次尝试,不厌其烦地考察,孩子也累,家长也累,更关键的是,有多少个家庭花了一笔又一笔的冤枉钱。

不断攀升的补课费

“北京的培训机构一直在涨价。”一路补课上来,王茹对此印象深刻。

她记得女儿小雅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刚上兴趣班,学时费平均只有几十元,每个月下来,花费不到800元,每学期大概3000元。“那时女儿主要学画画、舞蹈和古筝,三年级以后,女儿开始学奥数和英语,课外补习费用开始逐渐增加。”王茹说,就像温水煮青蛙,每次多报一个班,看似每个月多几百不觉得,可日积月累下来,孩子的补习班费用就变成了整个家庭支出的“大头”。

“上奥数是最纠结的,不上吧,初中提前招生要考;上吧,实在是难受。”王茹说。那时女儿上课,她在陪听,但很多题目老师讲过后她也很难搞懂,更别说孩子了,“简直是不让人正常思维。”

小学五年级时,小雅考过了古筝十级,当时小升初要向中学投简历,多一份证书便多一个亮点。王茹记得,为了这个证书,小雅学了三年,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元。但是上初中以后,小雅就很少有时间弹古筝了,每天不是在上学,就是在补课。时间长了,指法生疏,也弹不出像样的曲子了。

当小雅升到了初中,课外的补课费用开始成倍地往上涨,这让王茹始料不及。“主要还是补数学和英语,每学期至少要6000元。”王茹说。

小雅到了初三,面临中考,补课强度又增加了,而且因为感觉大班课效果不好,浪费时间,王茹将补课换成了一对一。

对于小雅来说,一对一补课更有针对性,但费用也更高了。王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一对一补课最初还有150元/小时的,后来涨到300元/小时,现在基本上是400元/小时。每次补课两小时,这样一次的补课费就要800元。

也许是形成了习惯,高中以后,小雅一直是一对一补课,哪科弱就补哪科。现在小雅已经高三了,主要补习数学、政治和地理,一个月的补课费在6000元以上。

王茹坦承,补课费的支出至少已经占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了,压力很大。“好在我们快熬出来了。”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忙碌的孩子

与王茹算着清楚的补课账不同,张瑞对自己孩子未来的教育投入还不敢预估。他的女儿苗苗现在上五年级,是在以“拼娃”著称的海淀区上学。

虽然还只是小学,但现在苗苗每天都有补习班课程,语文、数学、英语3门课都补,另外还有美术、体育类的课外班。下午3点多放学后,苗苗就要去补习班了,一般到6点结束,有时候还有晚上的课程,到晚上9点多才结束。周六、周日也都排得满满的。张瑞和妻子都有工作,夫妻二人只能轮流调剂时间去接送,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委托补习班的老师去学校门口接。

张瑞大概算了一下,苗苗的课外补习费每门每学期都在4000元左右,一个学期大约要花3万多元,寒暑假另算,一年的补习费近10万元。

但相对于钱,张瑞更心疼孩子。女儿才十来岁,过得却比他上班还忙。她没有时间跟伙伴玩,很久没看过动画片了,每天都是补课、做题……

“我们也想放松点,给她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他们班同学都补课,我们不能不补。”张瑞很无奈地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像很多家长一样,张瑞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更不想让孩子在“中途跑”中掉队。

近年来,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一直都在提倡减负,学校的课业负担确实减了,小学基本上早早放学,不留作业,但让众多家长感觉到无奈的是,孩子的课外负担却越来越重。

张瑞发现,学校减负了,老师在课堂上不教得那么细了,但考试难度还在那里,不补课就很难考出好成绩。而且海淀区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强区,比较好的中学都有提前招生考试,不补课考上的可能性很小。另外,比如像奥数,已经被明令禁止很多年了,但一些中学的提前招生考试、学校的分班考试里还是会有奥数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禁令成了摆设。

张瑞给苗苗报了数学课外班,有时也陪着上课。“教的东西很多是超前的,有的是中考的内容,有的甚至是高中的知识点。比如排列组合,我记得我是高中才学的。”

这些知识孩子很难理解,只能由家长回来再讲讲,孩子也不一定能弄明白,挫败感很强。“她不愿意去上补习班,我们也没办法,只能买点玩具、买些零食哄着去了。”

“二孩”下的焦虑

更焦虑的是宋永。2014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他迎来了小儿子。那一年,他的女儿刚上五年级。

女儿小升初时只考上了朝阳区一所普通初中。“她本来成绩很好,是我们疏忽了。”宋永一直觉得对女儿有些愧疚。“好在女儿学习很努力,初中也补了一些课,现在成绩还不错。”宋永说,希望女儿能学得更扎实一些,考个好一点的高中,哪怕再多花一些钱给女儿补课。

去年9月,儿子也上幼儿园了,是一所私立幼儿园,每个月收费3000多元。儿子的幼儿园费用加上女儿的补课费,宋永家里的经济压力陡然增加。

他的妻子也开始发愁,这几年她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如今迫于逐渐增加的教育支出,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去找个工作。“可是都快40岁了,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呢?”宋永说。

宋永说他本来计划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让家人住得舒服点,但现在不敢换了,“过几年再说吧,先将就住着。”宋永说,他心里清楚,接下来的几年,女儿要上高中了,儿子也要上小学,教育支出肯定会比现在更多,如果再加上房贷,家里肯定捉襟见肘。

在丰台区居住的高树彬与宋永的情况有些相似,两个儿子的他,如今也在发愁,不仅仅是经济上,更是在孩子的陪伴上。

高树彬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一个在幼儿园小班,平日里夫妻俩各自负责一个孩子的接送。“我要负责小儿子的放学,因为没办法下午4点多就赶到幼儿园,所以就给孩子报了幼儿园的课外班,一周5天,只有周五不上课外班。这样,我每天下午6点半回来能接到孩子。”为此,高树彬付出的是每个月2000元的补课费。

小儿子日常的接送问题得到解决,大儿子则需要在周末去上课外补习班。“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很少能在周末聚在一起。”

课外班,一方面帮高树彬解决了接小儿子幼儿园放学的难题,却又让高树彬夫妻俩每周每天疲于奔忙。“现在对课外班这个话题,我也说不上到底是该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各有需求吧。”高树彬说。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人物系化名)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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