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办教师：我们不一样

作为中小学不列入国家教师编制的教学人员，民办教师为我国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做出重要贡献。上世纪90年代，按照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我国基本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2000年，民办教师退出历史舞台。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及新课程改革等落地，现有编制已经无法满足教育发展需要，城市和农村学校都出现编制短缺问题，只能招聘一些编外教师，这样就形成了一批新民办教师。

这些新民办教师，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师资的重要补充。然而，同工不同酬、缺乏晋升机会、没有归属感等问题普遍困扰着他们。差别待遇下，有的人离开了学校，有的人在坚守，也有人通过招考入编。

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关注这一特殊的教师群体，试图通过相关政策探讨，为他们寻找未来的方向。

“有一个家了。”新学期开始，周维像往年一样忙碌。只是这次又有些不同，她换了一所新学校，解决了教师编制，“现在总算踏实了。”

从教12年，周维一直是学校的“编外教师”，也是新民办教师，她已经换了4所学校，但只有这一次是她主动换的。事实上，像周维这样的教师数量众多，有的学校甚至过半。对于他们的管理，各地学校有不同的方式。

尽管周维一直有意忽略自己的身份问题，但还是绕不过编制这个“梗”，“我们跟在编老师还是有些不一样。”

一样的活儿，不一样的工资

“有落差感。”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方琦不可避免地有这种感觉。她跟学校其他老师一样上课、当班主任，但到手的工资比在编老师少一半。

她知道，这种差别不是因为教得不如别人好，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编制。她跟学校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工资水平。她的工资由学校发，而在编教师的工资由财政拨款。

方琦也已经有12年教龄，但她没有周维那么“幸运”，她的户口在外地，落不了户，不可能进编制。

2007年，她从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到北京一所小学任教，学校没有为她解决户口和编制，甚至连劳动合同也没签。她记得，那时除了每个月领1000多元的工资外，其他什么福利都没有。

她在那所学校工作了两年，后来怀孕，因为学校没有为她缴纳生育保险，她不能享受产假待遇，只能辞职。

一年后，方琦应聘到另一所学校，学校和她签了劳动合同，也为她缴纳五险一金。“真打算在那所学校一直教下去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在那里工作到第七年的时候，学校提出不再续签，因为学校生源减少，不需要那么多老师。

“当时我已经34岁，很有危机感，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方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投了很多简历，也去了一些培训机构、民办学校试讲，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到了现在的学校。

尽管各地编外教师的待遇不同，但工资比在编教师低、不缴纳五险一金等情况普遍存在。

比如在西安，没有编制的教师采用的是人事代理制度，人事代理教师的基本工资比在编教师低2000元左右。

在河南一个地级市，学校不为编外教师缴纳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只付课时费。如果没有编制的教师生病不能上课，就没有钱。生病时间长了，学校还可能解聘他。

不是自己人

周维至今连初级职称都没有评上，“开始是不让参评，后来能评了，没轮到我。”她始终感觉，学校没有把她当自己人。

“晋升、培训等机会都会优先给在编教师。”让周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全国白板课竞赛，她得了一等奖。按照组委会安排，获奖教师有一次到四川观摩讲课的机会，学校让另外两位获奖的在编教师去了，没有让她去。

“其实我们更拼，更敬业。”周维说。一些老师可能下课就走了，但周维总是会留下来，多跟学生交流一会儿。即使工资低，她还是会自掏腰包为班级学生买书。

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她总是小心翼翼。“有编制的老师端的是铁饭碗，他们犯错，学校会帮助改正，但如果我们犯错，可能就要走人。”

“即使工资一样，还有很多福利不一样。”秦浩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到西安一所中学任教，当时学校没有给他编制，但告诉他待遇跟在编教师一样。

他发现，自己的工资的确跟在编教师差不多，但孩子上学时，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差异。

他所在的学校是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按照惯例，学校教师子弟可以上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小学。实际上却是，在编教师的孩子可以直接上，编外教师的孩子却要缴纳一笔赞助费才能入学。

“不是掏不起这个赞助费，实在是感觉很尴尬。”秦浩坦言，学校有两个阵营，一个是“咱的人”，一个是“进来的人”，他属于“进来的人”。

不知道能聘多久

就在周维屡次获奖，也深受学生、家长爱戴时，一个通知让她蒙了。那年，她跟学校签的劳动合同到期，学校却通知她不再续签，理由是已经跟她签过两次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再签一次就变成无固定期限合同，学校权衡之后决定不再续签。

“没有编制，我们就没有保障，没有归属感。”周维说，“即使干得再好，也不知道学校能聘我多久。”这两年，看到有编制的教师岗位招聘，她便积极应聘，今年终于获得入编机会。

秦浩也选择离开。去年，他去了一所大学，成为大学教师。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他走的前一年，学校没有编制的教师爆发了一次集体抗议，要求学校为他们解决编制。在与学校的沟通中，他发现学校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的编制数量是按照20多年前的学生规模核定的，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

“老师，我们想你了。”看到之前带的学生发来的信息，周维很内疚，“如果不是因为编制问题，我会一直带他们到毕业。”

（文中周维、方琦、秦浩为化名）

（□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