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耳闻「传说」到踏上「寻觅之路」：那些西南联大的南渡细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因连遭日军轰炸分三路迁往昆明，并于1938年4月在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湘黔滇旅行团”便是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其中一路。

11月1日，是西南联大校庆日。在校庆日之前的10月23至26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开设了“知行中国·人文篇——重走西南联大路”的课堂，近400名师生，从新晃县出发，重走了一段西南联大的南渡之路。

生于天津，长于南开，笔者自幼耳闻西南联大这所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传说，也加入前述「行知中国」的课堂，踏上「重走西南联大路」的徒步之旅。手捧张曼菱女士的《西南联大行思路》，用脚丈量八十多年前的南渡足迹，寻觅隐蔽于乡间的历史细节。

济济人才

西南联大，与中国抗日战争相始终。

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日寇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办学成果有声有色。

西南联大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建国人才。建设国家，首先要爱这个国家，是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者。这所大学在短短八九年间，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优秀人才。

第一流的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国内外个学科前沿开拓了新领域，在国际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其理工科的成就，早已引起广泛的注意。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群体，西南联大占了相当比例，“原子弹之父”也出在西南联大。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当年青年数学明星陈省身、许宝騄、华罗庚，物理学方面的周培源、吴大猷、赵中尧，化学方面的曾昭抡、杨石光等等，已为人所共知。

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一百年之前，先人们苦心引进国际大学机制，打造了北大、清华和诸多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代表新教育新思想的中学和小学也在全国各地涌现。中国早期的大学，实为“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

这滚滚巨流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军者。三位校长不仅与蒋介石及高层人物关系密切，他们之间也更有着亲密的学缘关系，感谢、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这三所高等学府都正在进入它们的黄金时段，领导者卓越、体制日臻完善、校风各自鲜明。其勃勃生机，可谓后世无及。

民主办学

三位校长，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人称「都是君子」。国难当头，各有风范，也均有贡献。「三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实际上的校长。而从战前应变的举措中，可见出，梅校长已做好了任重道远的准备。

梅贻琦生活的时期，是中国从一个教育制度本来是封建科举、后来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简短学习外国教育制度、然后转变到中国人自己办学的时期。

从30年代开始，到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梅贻琦的领导下，清华在旧时代的大学中是进步最快的，它注重实用、讲究科学，坚持「民主办学」，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教授治校」。

清华模式的开创，自梅贻琦而定型，清华担当了中国工程学的前驱。

梅贻琦的儿子梅彦祖说，父亲认识到科学是实在，而非空虚，要从学术层面讲究科学，因此国家建设离不开应用科学。由此，清华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是推行工程学教育最积极的学校，得益于庚子赔款的经费支持，它建立了工学院、建立了很多工程的系，培养人才，并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时期。

清华人善于管理，富于团队精神，这与它的工程学院分量很重有关系；另一方面，梅贻琦借鉴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开创的“教授治校”体制，提供了一个大学管理的成功模式。

敏捷之清华

梅贻琦厚实的积累、远见卓识、清醒的办学理念，加之清华校内非常清晰和高效率的机制与作风，使得清华大学在日寇入侵北平时，有了「敏捷的应对」。他做好了在战乱时期保全大学的现实准备。无论风平浪静还是狂风巨浪，他看着前方、把稳船舵、指挥船员、镇定若素。

1937年，当日寇占领的危机还潜伏在北平城外，梅贻琦校长已经开始转移物资。在他的安排下，“七七事变”前到山东实习的工学院师生带走了尽量多的设备器材。而清华大学的设备与图书的大撤离，实际从1935年就能开始了。后来这些直接从外地运到昆明的器材，成了西南联大工学院最重要的设备。而工学院则是西南联大设施最完备的学院。

这些重要的历史细节，见证了当年清华大学对日寇入侵清醒的直觉和超前的防范措施。

西南联大拥有大批的留过洋的学生。这些出洋见过大世面的人，在抗战时期留在国内。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观念方面，西南联大的这一群学生，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认为中国是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独立的国家。

信心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起点，看过世界后带回来的眼光、抉择，事关重大，在国人中是典范和表率，这是最基础的贡献。

风范梅贻琦

古人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何兆武校友的《上学记》中回忆梅贻琦校长，说他跑警报时，在人们混乱的情势中，依然绅士手杖，安步如闲，风度卓绝。

梅校长充当了学生与政府冲突的防波堤，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他临危受命，保护、保存了中华民族“人才链”没有中断。一直到“一二·一”学潮爆发，梅贻琦以最大的理智和毅力，保护了师生，保护了这三所在抗战中艰辛保存下来的大学。

在北平、在昆明，有过多次，当局要求抓进步学生，从校长到教授，都想尽各种办法来事先通知学生，给他们创造条件赶快躲开。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被捕的学生在各校里面算是比较少的。

晚年的梅祖彦对于父亲梅贻琦的治校和经历，有三重体会。一是，通才教育，学生知识面广博。二是，教授治校，坚持民主办学。三是，教学与科研结合，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西南联大前后坚守教育园地八年，弦诵不绝，与梅贻琦的资历、品格、才干、威望密不可分。

选择与坚守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国难当头，中国高层知识界集体走出象牙塔，踏上回归民间的文化修行之旅，滋养底层民众，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星火，传播民族的傲骨与担当。

国难当头，南迁路上，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实现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而后的八年坚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南联大的「南迁」之路值得铭记，它意味着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至今值得当下回溯与铭记。

（注：文中相关史实，摘自于《西南联大行思路》。）

（文/清媒十四班 小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