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庚子断想

庚子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庚子年总是作为重要时间刻度，记载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苦难与辉煌。

1840年的庚子年，是清道光二十年。对外扩张的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遣远征军侵华。6月28日，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英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威慑下，腐朽的清政府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以后，大清帝国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外患接踵而至，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掠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900年的庚子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28日，八国联军开始入侵中国，从天津向北京进犯。8月14日，北京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珍宝财物，席卷一空。携光绪帝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命令清军严厉镇压“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并与侵略者议和，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庚子赔款”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受列强凌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庚子年的灾难仍没有停止。

1960年的庚子年，是年轻的共和国所遇到的一个灾难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1960年是其中之一。那一年，袁隆平三十岁，在湖南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员。那时还没有研制出杂交水稻，粮食产量很低。受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和连续自然灾害叠加的影响，物质极度匮乏，出现严重的饥荒，民众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袁隆平就是面对当时的饥荒而立志从事杂交水稻试验的。为了度过难关，当时的人们搞起了“瓜菜代”——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我们居住在贫困的农村，瓜果就是萝卜，蔬菜主要是萝卜菜，有些年老体弱的人，终究没能用这些瓜果给“代”出来。

2020年的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在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史所罕见。疫情虽重，但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比。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全民战“疫”；超千万人口的江城武汉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封城”的决绝，创造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武汉模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生命重于泰山”“人民高于一切”，高昂的治疗费由国家买单……全民战疫的辉煌战绩，被世卫组织评价为可供他国借鉴的“中方经验”。在这次旷日持久的阻击战中，作为身处“武汉保卫战”中心的我，深深感受到领袖惦念的暖心、中央重视的决心、全国驰援的爱心、保障充足的开心、生活无忧的舒心和疫情向好的安心。

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奔涌向前。虽道不尽人间悲欢离合，但总会忠诚而执拗地刻下一个民族奋勇向前的背影。历史又是那么巧合，四个庚子年竟都是灾难之年，串联起中华民族近两百年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国力，不同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强大，外敌才不敢窥视；人民富裕，内灾才不成威胁。多难兴邦：有鸦片战争和列强入侵，才有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有贫穷落后和灾害饥荒，才有脱贫致富的改革开放，才有我党带领全民奔小康。这次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带给人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彪炳史册的“全民战疫”，检验了我党人民至上的宗旨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展现了中国人民顾全大局、不怕牺牲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和良好形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够强大。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庚子赔款”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再大的“庚子灾难”也难不倒国富民强的中国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串联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庚子历程，是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

（湖北公安县育苗高中语文特级教师 周治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