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性修养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张国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创造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文化思想通古今之变，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来认识文明赓续，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党性修养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是新形势下提高党性修养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深刻认识在党性修养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党性修养的丰富内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2009年3月，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要加强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党性修养主要由政治修养、理论修养、作风修养、纪律修养、道德修养组成。理想信念是统帅，理想信念动摇则地动山摇；理论修养是基础，行动的坚定来自于理论的清醒；作风建设是以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的方法，践行理论和信念；纪律修养是底线；道德修养的核心是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在具体事件中的优先性，即公与私的关系。道德修养中公与私的关系是将知（理想信念、理论、纪律）与行（作风、事业）连接起来的纽带，是知信行统一的“信”。这一关系处理好了，才能真信真行。

以唯物辩证法对党性修养进行分析，把握其规律，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对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党员个体来说，党性修养本身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即高尚人格、精神追求与个体欲望的对立统一，向“上”和向“下”的统一。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时觉察、正确对待、直面而不是回避小我和名利诱惑，慎独慎微。三是矛盾的长期性、动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个体面对外部诱惑时，会出现波动。四是党性需在实践中锤炼，即古人所说的“事上磨”，通过实事求是地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三省吾身”。

同时党性修养操作中还存在“高标准”与日常工作学习还不能完全有机统一；对照检查、党性分析一定程度上出现“形式化”，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不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党性修养的涵育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鉴于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涵育党性修养具有重大意义。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本要素是人。党员干部要从深刻领会“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以文修身、以德润心。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应用于党性锤炼，党性修养创造性转化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落实“第二个结合”，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抓手。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全面领导的客观要求。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传统文化修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也是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引导的需要。

创新党性修养内容与形式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提高党员修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一生的必修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修身养性的内容，如孔子注重人有真性情，恶巧言令色，尚质直；董仲舒则直面人性“身之有性（仁）情（贪），若天之有阴阳也”；王阳明更是直面人之私欲，对治以致良知。与时俱进推进党性修养，必须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党性教育内容和形式。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一）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他早在《之江新语》的《多读书，修政德》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古人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这实际上提出了将传统修身理论与党性修养相结合的具体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文化胜地、历史古迹，站在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是对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进一步阐释，为我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党性修养指明了方向。

回答时代之问。时代是思想之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顺势而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世界文化发展变化趋势，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是当之无愧的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的科学理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需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坚守人民至上立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回答在民族复兴道路上中西文化价值冲突之问，破题文化的“中西之争”，树立可信、可爱、可敬形象的现实需要。

突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2016年11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论述“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修身和党性修养、重塑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理论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传承方法上，他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根本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尤其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明确了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总任务和“七个着力”的系统路径。我们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七个着力”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经世致用的特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是党性修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遵循。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党性修养的理论探索

我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党性修养，首先要站在5000多年文明的时空维度，了解把握中华文明对全球人类文明的贡献，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贯彻“两个结合”，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建立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至关重要。因此，中华文明在全球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地位、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相关理论、著作应成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一）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和价值

当今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盛行西方中心论，这与近代以来欧洲工业革命、思想文化启蒙有深刻关系。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文化自信，其出发点不是孰优孰劣，而是破题文化的“中西之争”，促进全球文化多元，以最大公约数建立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从5000多年文明史出发，从源头上了解把握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及其贡献。

第一，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古代的技术贡献不仅仅限于“四大发明”。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表示，“东方资源的组合在欧洲每个重要的转折点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导致公元600年后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能够发生的大多数农业技术，似乎都来自于东方。在公元1000年之后，促使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所吸收。在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曾指出，欧美国家是中国宋代工业革命不自觉的继承者。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受到中国古代技术的启发。蒸汽机的基本原理最早以汉字印刷形式出现在元代科学家王祯的《农书》里，这些基本原理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水力风箱的使用。冶金方面，中国在公元806年就生产了1.35万吨的铁，1064年生产了约9.04万吨，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差不多到公元1700年才大量生产铁；到1788年，英国的铁产量只有7.6万吨。另外，纺织、造船等领域的技术，中国古代技术也做了巨大贡献。

第二，从思想层面来看，在激发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思想格外重要。1687年，一本关于孔子思想的书《中国贤哲孔子》被翻译出版。这本书对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通过阅读此书，“人们会吃惊的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孔子的名字已经为大型集市上每个商人津津乐道”。例如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重农思想，就受到孔子的影响，他也被称为“欧洲的孔子”；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他在《哲学辞典》中评论孔子：“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莱布尼茨是1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所编辑的《中国近事》是一部研究中国的汉学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站位极高并充满激情和憧憬。

（二）学习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和治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的学习，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

第一，从理想社会和治理思想方面来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人刻于骨、融于血的追求。2500多年前《礼记·礼运》中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子描绘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理想社会蓝图。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孙中山指出中国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天下大同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贯穿中国历史的社会治理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这些民本思想，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民为邦本，必然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强调为学，在于彰显至善的品德，再推己及人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仁政，即“不忍人之政”。儒家围绕为政在人，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等为政素养，主张选贤举能，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影响深远。“九州共贯”出自《汉书》，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多元一体，源于中国考古实践理论，强调文化融合，讲究万物归一。将“大一统”理念融入宇宙哲学视角，与中华文明特性中的连续性、统一性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

从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和治理思想中汲取营养，对于我们今天以文化自信为涵养，打牢“四个自信”之基，坚守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第二，从传统哲学思想方面来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也是西方世界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篇，从孔子到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主要介绍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自董仲舒到康有为是经学时代，记述了从汉代到晚清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其中儒释道合流，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期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儒家的功能主要是“治世”；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宋明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以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三）推动传统修身理论在党性修养中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内圣外王”为基本逻辑，重修身之道、为学之方。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修身路线贯穿中国历史直到当代。孔子提出“直、仁、忠、恕”的修身要求，仁是核心，克己复礼即为仁。孟子将孔子的仁，应用于政治治理实践，提出“仁政”，修仁、义、礼、智，即可达到至高境界“足以保四海”；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启经学，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义之法在正己；张载将此境界描绘为著名的“横渠四句”；王阳明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将修身落于实处，“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身理论，是我们深入贯彻“第二个结合”，加强党性修养的深厚历史底蕴。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坚定理想信念，明德修身，知行合一，正己正人，加强道德修养，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性修养创造性转化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从理论与实践互动角度来讲，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和应用于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身也是实践的过程。2011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

（一）传统修身理论的成功实践

孔子的实践，在于他面对礼崩乐坏，奔走呼号，倡导以“仁”为核心的理想政治；王阳明是心学的建立者也是实践者，以天下苍生计，剿匪平乱、实施仁政、讲学传道，发出“吾心光明，夫复何求”人生感言；曾国藩，一生学问、政绩、军功显著，是“修齐”理论的成功实践者，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年轻时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修身十二法，对于我们今天提升道德品质，培养高尚情操，依然具有借鉴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传统修身理论结合的生动实践

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他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手不释卷。他在1943年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他将东汉班固的《汉书》关于“实事求是”的典故，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他在延安作报告时讲“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此外毛泽东的古典诗词充满斗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激励和引导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包含“两个结合”在内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推动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态势，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获得国内外的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到，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创造性转化运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我”的概念，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高人生境界。

（三）做共产党人“心学”的终身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对党员干部而言，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才能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提高党性觉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党性修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自古以来中国人传承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对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坚定，加强政治修养；汲取儒释道三家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理论营养，强化理论修养，做到理论上的清醒；作风上以先贤为榜样，以“在事上磨”为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诚意正心、慎独慎微守牢纪律底线，逐步完善党性修养的内容和形式，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心智上“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情怀上“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底线上“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在党性修养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议

第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党性修养的理论体系。我们经常讲的克己奉公、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与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义者正己、致良知都是“血肉相连”的。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今天我们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就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梳理出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其思想精华纳入党性修养的理论体系。

第二，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实践。这是加强党对文化工作领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文化自信，教育引导群众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性措施。

第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党性修养内容形式。要从党性修养的对立统一出发，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倡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事上磨”，时时觉察、处处留意，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慎独慎微；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工具，红脸出汗，做到“三省吾身”；将党性修养与日常生活起居、锻炼身体、读书读史结合起来，养成良好习惯，培养高尚情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忠实的传承者、践行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践行者。

（作者为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选自《平安校园》2023.12（总第2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