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文物保护 传承中华文明

李 群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160余项，围绕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今年以来，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考察三星堆博物馆、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运城博物馆，向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文物工作、文物保护的重视和关心。

努力推动我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工作，努力推动我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6个方面：

一是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始终像爱护生命一样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推进文物保护法修订，在文物保护、文物价值利用、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打击文物犯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创建了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联合出台了《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了像莫高窟、应县木塔、大足石刻等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积极推进并筹备开展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推进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联合印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特别是加强了黄河沿线9个省（区）30多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进一步提升了黄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对文物犯罪始终保持严打态势，自2022年10月部署新一轮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共侦破文物犯罪案件7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追缴文物11万多件。开展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督促整改文物火灾隐患和问题1.6万多项。

二是深化文物考古研究。谋求新时代中国考古的大格局、大视野、大发展，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18个重大项目，组织实施了268项主动性考古项目，举办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专题展览，推动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入坞，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展现了中国的文物科技创新能力。我国深海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南海深海发现大型古代沉船，在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永久测绘基点，水下考古迈入深海考古新阶段。评定和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总数达到了55家。23个省（区、市）都实施了“先考古、后出让”的重要制度，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基本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考古工作都提前稳步实施，路县故城、朔门古港遗址成为城乡建设中文物保护新典范。

三是提升文物传播力影响力。现在到博物馆看展览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前的暑期、节假日，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激增，国家文物局着力建好博物馆这所大学校，目前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0%。国家文物局还推介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发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西安宣言》。加强文物鉴定体系建设和文物流通服务管理，推动研究适当扩大享受文物进口税收优惠的政策范围。举办了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大活动，开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介，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寻古中国》等精品节目，与网信部门联合开展“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何以文明”数字展览亮相联合国总部，文物传播影响力持续提升。

四是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圆满完成，这项工程是从2018年到2022年的一项工程。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核定公布了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到3.6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了100万件（套）。国立蒙藏学校等一批重要革命旧址完成保护修缮并已经对公众开放。联合开展了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广工作，进一步发挥革命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

五是加强文物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支撑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编制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意见，修订文物保护标准化管理办法，发布《“十四五”文物保护标准立项指南》，部署了七大重点领域的标准群建设。完成第八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遴选，全国文物科技基地已经达到40家。开展了“数字中轴”等17项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文化项目。推动云冈文化遗产保护和云冈学建设。

六是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下力气解决文物保护力量“小马拉大车”问题，在中央编办、地方各级编制部门大力支持下，各级文物保护和考古机构编制持续增加，文物考古事业单位的职工野外工作津贴标准大幅提高，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升级为国家一类赛事。文物保护学科体系逐步完备，列入“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的13家高等院校的考古学博士研究生指标增加57%，“文物”“文物科学与技术”等学位设置取得很大进展，文化遗产大学的筹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文物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所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这“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国家文物局全面推进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一是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文物局已经成功地将“良渚古城遗址”“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等8项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像“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展示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坚韧根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见证了我国在古代世界海洋商贸活动当中的重要地位。前几年，国家文物局还成功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展现了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也是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十年来，国家文物局在促进我国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二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家文物局督促指导各地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义务，提升保护展示水平。今年，国家文物局连续组织召开全国大运河、长城文物保护工作会议，系统部署近期工作任务。组织各地启动实施了莫高窟、长城、大运河等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的修缮、展示、阐释工作，对世界文化遗产也加强了监测预警，探索系统保护、科学管理、全面展示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三是在世界文化遗产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国家文物局加强了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合作，指导香港等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积极推动海丝沿线国家的联合申遗。2022年国家文物局还与澳门特区文化局共同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论坛”，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扩大海丝申遗的影响力。同时，国家文物局还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在气候变化与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修订等重大事项当中，发出了中国声音，维护我国的文化利益。

国家文物局将继续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今年，国家文物局将全力争取“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申遗，这个申遗点在云南省普洱市，现在国家文物局正在全力准备；会同北京市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各项工作。同时，还要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以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有利于”重要指示精神为遵循，对照世界遗产的申报标准，梳理培育申遗潜力项目。通过更新预备名单，进一步构建起实证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展现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持续深化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这项工程从2001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多学科联合攻关、针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进行研究的一项国家支持的重大工程，现在进入了第五期的研究，从2020年12月开始启动。第五期还是实施多学科交叉结合联合攻关等方式，目前的研究团队由全国29家科研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分8个专题来整体推进。这两年来主要取得了5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在核心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上取得新进展。山东焦家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黄河下游最早史前城址，距今5000多年。辽宁牛河梁第一地点新发现有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建筑群，在此之前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女神庙”就坐落在这样一个台基群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大型建筑转角石雕以及集中成排分布的墓地。湖北石家河与城河遗址发现水塘和梯田相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四川宝墩遗址展现出农田环绕居住区四周的聚落模式，聚居区四周都是由农田环绕，宝墩遗址距今4500多年。河南二里头遗址新发现了“多宫格”式网络状都城布局。四川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壕沟内新发掘了6座“祭祀坑”，出土了1.2万多件文物。这是田野考古当中取得的新进展。

二是测年方法取得新的突破。研究团队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对陕西石峁遗址F6白灰面进行年代测定，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我国在测定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石灰的测定证明古代人也会用石灰。同时，研究人员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都有了新的认识，每个年代更加准确、精确。尤其是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测定中取得重大突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3、4、7、8号坑埋藏年代是一致的，总体上是商代晚期遗址。

三是精细化古环境复原。古环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史前基本环境特征以及重大环境事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对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双槐树遗址的地震、距今4600年—4300年期间长江下游地区大规模洪水泛滥、距今4200年前后气候干冷造成的稻作农业加速西传，以及距今5200年、3800年、2800年前后的西部降水增加等重大环境事件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分析，初步揭示了自然环境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四是深入推进古代生业经济研究。研究显示，手工业经济专门化和规模化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特征。第一，跨区域资源技术整合是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距今43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初步获得跨区域社会资源的能力，进入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加强了对不同区域的玉石、金属、特殊陶器等资源的控制和管理。第二，中原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第三，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也与早期复杂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

五是考古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团队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古史记载，发展文明理论，全面描述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从全球视野分析中外文明的交流互动，深化“区系类型”“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重要理论研究，拓展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进程的认识。

今后，国家文物局还要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用更多科学考古的成果，进一步深入实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征。

（本刊记者董常芳根据7月28日国新办“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强文物保护   传承中华文明”文字实录整理。）

选自《新安全》杂志2023.08（总第2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