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逝世

外电报道，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Steidl出版社的发言人Matthias Wegner证实了这一消息。据CNN报道，格拉斯是在上周末被送进这家医院的。

格拉斯的大部分作品都聚焦在童年时代居住过的城市波兰但泽（现名格但斯克），并从中探究战争的恐怖。

作家简介

君特·格拉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因其语言新颖，想象丰富，手法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格拉斯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君特·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诺贝尔文学奖:什么让书和作家如此危险

格拉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写道，格拉斯笔下的人物是都是些被遗忘的和被欺辱的小人物，就像在《铁皮鼓》中的男孩奥斯卡一样，他们富有超现实的色彩。

格拉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对于极端受制于文字的我们来说，对口头叙述、对文学的口头来源的记忆保存了下来。但如果我们忘记了所有的叙述一开始都是通过嘴唇说出来的，时而含含糊糊、结结巴巴；时而又匆匆忙忙，好像为恐惧所追逐；时而则悄声耳语，好像要防止让已然泄露了的秘密叫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似的；时而又放开声音，一会是炫耀的高呼，一会是弯起鼻子打探事情来龙去脉的发问——如果我们对文字太过迷信而忘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叙述就只能是干巴巴的，而不会带着湿润的呼吸。”

他还说：“我热爱我的职业，它让我得到了伴侣。这伴侣用高高低低的音调发话，并想要尽可能忠实地出现在我的手稿里。没有比与我自己的书重逢更让我高兴的事了，例如我向听众朗诵已经写就的文字时。那些文字多年前弃我而去，而成为读者的财富，其时却静静地躺在书页之上，寓目之下，令人欣喜异常。”

在演讲中他称自己来自焚书之国，进而自问自答：“什么让书和写书的作家如此危险，乃至国家和教会、媒体垄断集团和政治局都觉得自己不得不采取对付的措施呢？作家的沉默和身处险境很少是因为他们公然、直接地违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是他们常常以文学的方式证明真理只存在于复数之中——正像现实也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几种一样。叙事者的这一结论往往就足够被拿来定位为危险了——对唯一真理的捍卫者来说是致命的危险。而且作家（这一职业的定义就是这样）也不肯让过去成为过去，他们撕开过快地结了疤的伤口，在封死的地下室里挖掘尸首，踏进禁止进入的房间，吃掉圣牛，或者像乔纳森·斯威夫特做的那样，把爱尔兰的孩子当烤肉推荐给宗主国英国的厨房，因此对作家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连资本主义也不是；所有这些让他们多所冒犯，罪当应得。但他们最严重的“罪行”始终是，他们在他们的书中不肯亲近那些一段段历史进程中的胜利者，而是更乐意在历史发展的边缘溜达——那里站着那些失败者，他们虽然有的可说，但却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通过赋予这些人声音，他们质疑着胜利；通过与这些人交往，他们与这些历史的失败者站到了一起。”

党卫队历史:它定义了我后来的行为方式

格拉斯78岁时初版了自传《剥洋葱》，他在书中承认自己曾身为党卫队队员的历史。他自己透露，15岁时为了逃离家庭，曾主动要求参军，以求加入德军潜艇部队，但因年幼而未果。不过第二年他即被招入党卫队第10装甲师“Frundsberg”。“我想再次澄清当时的情况，尤其是与我本人有关的事情。”格拉斯对《法兰克福汇报》说，“这些年来我的沉默，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我需要说个明白。”此事除了自己的妻子，他从未道与任何人。

他还对《法兰克福汇报》坦承，直到纽伦堡审判，他还愚蠢地相信德国未曾犯下那些恶行，一切皆出于敌人的宣传。但他又说，当年加入党卫队非其本人所愿，且后来他为此感到“罪恶与羞耻”。他辩解道，他加入党卫队后始终未发一弹，所在部队便被击溃，他的上司让他赶紧脱掉那身恶名昭彰的制服，以求保命。

对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补充道：“我知道那是耻辱，我也把它视为耻辱，60年来一直如此，并力图修得善果。它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

长期以来，格拉斯被视为德国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旗帜性人物。此消息一经爆出，便引来了德国文坛的一片哀惋之声。作家沃尔特·科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直言，格拉斯的忏悔来得“有点晚了”。

2008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部回忆录《方盒相机》，讲述自己的情感和生活。

但泽三部曲与格拉斯的文学

格拉斯卷帙浩繁的作品不失为德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作为再现历史、袒露灵魂的伟大著作，以其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象征，使文本富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并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其实，“象征手法”是格拉斯文学作品的突出特征，也是他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

格拉斯的代表作——写于1959年的《铁皮鼓》，是以作者的故乡但泽为背景写成的，既是格拉斯惊世之作的第一部，又是一部现代流浪汉的小说。该书出版之后，曾经在世界文坛引起极大轰动——“但泽地区”的战争创伤和苦难及其不屈反抗，几乎浓缩了整个欧洲的“二战史”。1980年，根据该书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小说《猫与鼠》（1961）的故事也放在了纳粹兴衰时期。小说分为13个章节，以中学生马尔克为主角：他的喉结在发育期间上下灵活活动的样子，很像是里面有一只老鼠，因此，他遭到了同学们的耻笑，以此来象征马尔克如同被社会环境所追逐的老鼠，而他周围的恶劣环境和纳粹时期，象征追逐他的猫。马尔克想做出很多不平凡的事情，企图改变自己被同学嘲笑的局面，结果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小说在一种轻快的气氛和语调中，表述了历史的沉重加到少年身上的悲哀，使小说在一种幽默滑稽的叙述中推向了悲剧性的高潮。这部小说篇幅不大，类似一个单线条的小叙事文本，和君特格拉斯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是他的一部间歇休息时的作品。

长篇小说《狗年月》以两个孩子和三条狗的命运来侧写德国纳粹上台和覆灭的历史，将人和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个人命运的荒诞离奇，衬托出大历史的荒诞无情。小说的环境仍旧是作者的故乡但泽，不过，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时间和地理背景和《铁皮鼓》一样，也延伸到了战后的西德境内。在战后，西德经济发展很快，而在经济奇迹面前，德国人很快就忘记了刚刚过去的二战造成的浩劫和对全欧洲文明的伤害，开始沉溺在享乐和物质主义中。格拉斯通过这部以狗的命运和人的命运对比写照的小说，来呈现德国特殊时期的“狗年月”的面貌。

格拉斯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身上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和以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为社会民主党竞选总理而摇旗呐喊，以至于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政治活动上。

1969年，他出版了探讨现代传媒业对社会的影响的长篇小说《局部麻醉》，小说中，他描绘了1968年风行欧洲的左翼学生运动，他还预见了20世纪的后半叶将是被媒体所影响和控制的世纪。1972年，君特格拉斯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蜗牛日记》，讲述他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竞选总理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和艰难历程。

1977年，君特·格拉斯出版了他写作多年的长篇小说《比目鱼》，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有50万字，又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巨著，小说具有着某种神话和童话色彩，它的结构框架借用了格林兄弟的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是一部双层线索的复调小说。

1979年，他出版了小长篇《相聚在特尔格特》，并把这部10万字的小长篇题献给了“47社”的创办人、德国作家里希特。

1986年，他出版了32万字的长篇小说《母老鼠》，再次以动物来暗喻人类社会的特性，因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多义和复杂的叙述，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批评家对这部小说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1992年，君特格拉斯出版了小长篇《癞蛤蟆的叫声》，以癞蛤蟆作为小说中的核心象征。这部15万字的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内容却非常丰富，贯穿了格拉斯一贯的主题，是格拉斯在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之后，对东欧和西欧的关系所做的一次巧妙的文学关照。

1995年，他又捧出来一部鸿篇巨著《辽阔的原野》。

1999年，格拉斯出版了小说《我的世纪》，以100篇连续性的短篇小说，构成了一部历史长卷。小说从1900年一个镇压中国清朝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的自述开始，一直写到了1999年作者的母亲103岁的自白，将格拉斯所经历的整个20世纪做了一个文学性的总结与描述。

2002年，他又出版了一部篇幅稍短的长篇小说《蟹行》，在这部小说中，君特格拉斯恢复了他卓越的讲故事的才能，模仿螃蟹爬行的“Z”字横行和曲里拐弯，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王小波曾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引用过《铁皮鼓》的故事，他觉得这个小孩太神奇能不长大，而我们只能不说话。王小波曾对格拉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他在文章《小说的艺术》中写到：“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

画画是格拉斯86岁时的“新的开始”

86岁时，格拉斯曾对德国媒体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将无法再创作长篇小说，写作不再是他的主业，他把大量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表示自己将专心画水彩画，把画画当成“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