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产品设计定位应是大众“日用品”

“广州地区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在近日举行，专家表示，文创品设计应紧扣实用性——

“文物的奇妙狂想曲——广州地区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日前举行，共有17家文博单位提交了30份作品参赛。这是广州第一次举办文创大赛。那么，各家博物馆都拿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呢？作为新名词的“文创产品”与之前大家熟悉的“纪念品”有何不同？“文创产品”的设计有哪些讲究？且听专家道来。

文创产品是“日用品”

而不是“摆件”

按照主办方的说法，这次大赛是希望“让博物馆里珍藏的瑰宝走进日常百姓生活，让博物馆中的文化‘活’起来”，探索“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新途径，利用文创产品拉近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加深公众对博物馆的文化认同感”。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文创产品”至少应满足以下特征：

第一，不能太贵，至少大多数不能太贵，不然是无法走入“日常百姓生活”的；第二，能够方便地批量生产，这样才能满足大量观众的需求；第三，设计应该以博物馆中的藏品为依托；第四，在设计上应该让普通百姓喜闻乐见，愿意掏腰包。

大赛的承办方、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副馆长朱晓秋进一步解释说，很多人都问，博物馆现在不都有“纪念品”吗？“文创产品”又是什么？这种概念上的混淆给文创产品的开发带来了不少麻烦。其实“文创产品”就是以博物馆的馆藏为设计基础，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的一类商品。与“纪念品”相比，其特点更多地体现在“商品性”上。“纪念品”过去一般是放在博物馆内自己设的销售柜台处售卖，而“文创产品”的销售渠道则可以更加多元化，可以跳出博物馆的场所限制，在一般的商场、书店、咖啡厅等地方售卖。“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也不再是博物馆自己完成，而是交由专业公司或团队来做。

广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玲玲也表示，过去博物馆开发的“纪念品”，很多时候并不是拿来卖的，而是用于同行之间的交流，或者博物馆举行的一些活动上。纪念品中以“复制品”类型为多，即使有所变化，也比较简单化、浅层面；而文创产品未必需要原样复制一件文物，更多地是选择文物中某个突出的特点，比如造型、图案、结构、涉及的人物、事件等等，加以发挥和深化，用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上面。相应地，文创产品通常是成系列的，而且有明确的定位和目标人群。

两位专家都表示，文创产品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可用性。它们是“日用品”，而不是“摆件”。

创意无限：

指挥刀变成了中性笔 铺地砖设计为钢卷尺

文创产品的开发今年成为国内博物馆关注的焦点。以北京故宫为例，虽然遭遇了不少网友的吐槽，但其开发的文创产品数量之丰富还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截至2014年8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研发文创产品共计17个系列6746种，其中包含丝绸系列、陶器系列、瓷器系列、书画系列、木制系列、笔系列、钥匙扣系列、领带系列、T恤衫系列、首饰系列、箱包系列等。上海博物馆近年开发的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更是达到了近2万种，比如以怀素《苦笋帖》为装饰的领带、以宋徽宗《瑞鹤图》局部为图案的丝巾都广受欢迎。近些年上海博物馆还在机场等公共场所开辟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品专营柜台。此外在这一领域做得比较好的还有杭州市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

那么就广州来说，“高冷”的博物馆藏品遇上“接地气”的日用需求，怎么办呢？

南越王宫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包括“万岁”瓦当、南越国木简、印花铺地砖等。在设计师的手中，瓦当变成了普洱茶饼上的图案，木简变成了直尺，铺地砖变成了卷尺，低调内敛又与众不同。

大元帅府的“数码系列”选用馆内两座建于1906年，由著名外籍设计师帕内设计的老楼的手绘线描图为基础，设计了鼠标垫、无线鼠标、Ipad保护套、手机壳、电脑包，又选择民国时期的指挥刀，取其外形做成了金属中性笔，用大元帅府的印章图案做成各种笔记本、纸品。

朱晓秋说，可能一般大家会觉得文创产品需要“与众不同”才好卖。其实不是，以现在的经验来看，最好卖的就是丝巾、手机壳这类常用的小物件，利润率也往往很高。又如文具，中国文具及办公用品市场的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而最近市场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喜欢选择个性、时尚的文具，可见追求外观时尚已经成为文具消费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学生和年轻的女性。消费者喜欢时尚设计文具的最大理由是它富于人情味的设计风格。在超越了实用性特点的同时，文具成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和礼品。

设计时紧扣地方特色

文创品面貌大不相同

记者发现，紧扣地方特色是各家博物馆在设计文创产品时最关心的要素：广州艺术博物院院藏清代岭南著名画家居廉的《南瓜花图》被用在了鼠标垫上；居廉的《采花归》被用在了马克杯上；增城市博物馆把馆藏的著名“核舟”设计成了U盘。记者了解到，此次大赛的参赛作品并非最终都能真正进入生产和销售环节，一些博物馆是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进行新的尝试，找寻一些可能性。但从中我们似乎已经能看到许多“大不同”的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