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红波：公益圈需要什么样的执行力？

公益慈善事业是好事，却并不完善，透明度和效果曾引发强烈质疑。如何建立、重塑公众的信任？从一个项目的调查、设计、筹款到实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强大的执行力。那么，在公益慈善项目中，到底怎样做，才能体现良好的执行力？

《善达网》就此采访了泛海公益基金会项目高级经理谭红波。作为“贫困生”出身、多年来关注三农、乡村教育的资深公益人，他如何走上公益这条“不归路”？从组建社团，到就职于国际、国内公益基金会，他用案例说明，什么事良好的执行力。

因为他们

我才一步步走到现在

《善达网》：你曾说过，自己“出身贫困”，当时家庭状况怎样？

谭红波：走出大山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公益。上大学，第一年的学杂费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家人多方筹措，才好不容易凑足了。

大一下学期，家里发生变故，我把初中刚毕业的妹妹接到身边，帮她找工作，正赶上“非典”，工作太难找了。一个月之后，因为坚持不下去，我想到了休学。

学校和系里了解了我的状况，没同意我休学，反而帮我在学校里找了勤工俭学的工作，又帮我申请奖学金，老师也给我捐款等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学校和老师给予的帮助，让我感觉到无比温暖。

《善达网》：后来的学习、工作，都顺利吗？

谭红波：大三那年，我写信给美新路公益基金的主席叶祖禹先生，希望他能给我一个锻炼和发展的机会。叶先生让我去做“大朋友”项目的助理。

三个月之后，叶先生和我详谈了一次，他认为我并不适合大朋友这个团队，如果他坚持留我在那里，并不利于我的发展。所以，我离开了美新路。

一直到现在，叶先生都是我非常佩服和尊敬的一个人。

《善达网》：离开美新路之后，下一步怎么走的？

谭红波：离开美新路之后，我只在北京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去了杭州，那是2005年8月初。

在做西部阳光行动的时候，认识了罗先生，他在北京有一家公司，同时他也是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理事，认识他那会儿，他们正帮青海乐都的一些学校援建图书馆，我介绍了北京可以采购低价图书的书商给他，并和他一起去挑选、托运图书，然后就一直帮他联系、跟进明日中华的项目。

后来，他的公司搬到杭州，他让我过去，在他的公司里工作，同时，还能继续帮他处理一些基金会的事务。这段经历，不仅在经济上，改善了我的生活状况，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还有做人、处事的道理。

公益

人生的第二步

《善达网》：大学期间就开始做公益，是什么激发了这个想法？

谭红波：大学四年其实没正经学什么东西，就忙了三件事儿——勤工俭学、搞社团、搞西部阳光行动。为了生计和继续学业，我做家教、收废品、当学校保安、发小广告。对于一个刚上大学的农村孩子来说，那个时期，体味了太多的酸涩苦辣，也是在那时候，接触到很多农民工，了解了他们的艰难处境，于是想到搞公益性学生社团，去帮助农民工。社团发展了，又开始关注农业、农村。大学生西部阳光行动中，组织大学生开展下乡实践活动，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落后农村的现状。

再后来大学毕业走上公益的不归路，与这一段经历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段时期认识和接触的人，让我将工作锁定在了公益这个行业。

《善达网》：和现在比，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谭红波：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有理想，有干劲，有热情，无牵挂，所以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公益项目，尤其是在宁夏、甘肃、青海、内蒙等大西北，都撒下了我爱的“种子”，所实施的项目涉及农村教育、医疗、妇女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救灾及灾后重建等领域，像宁夏西吉的女村医培训、顾沟的坡田改梯田项目，还有甘肃的学校援建，玉树的养老院援建等项目，直到现在，这些项目还在产生持续影响。

《善达网》：那你做公益，家人支持吗，这方面有没有压力？

谭红波：还好，我父母都是农民，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对他们来说，我在北京能有一个工作就很好。我爱人觉得，做公益是好事，她是做商业的，可以给我很多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让我看的更清楚，不会特别极端，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善达网》：未来会不会考虑在公益领域里创业？

谭红波：目前还不会考虑，因为我更喜欢在一个领域里深入发展，比如基金会的发展、项目管理运作，我没想创业，不知道做什么，那会牵扯很多精力。

缺乏执行力之痛

该如何治愈

《善达网》：你在国内外的公益基金会都工作过，有什么区别？

谭红波：国外公益事业发展早，比我们要先进很多。主要就体现在管理体制和人员执行力上。他们的体制很健全、分工明确、强调执行力，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公益。

《善达网》：怎样才是好的执行力？

谭红波：举个例子。玉树地震之后，救世军派我过去，首先寻找需求。联系当地政府、走访灾区灾后重建点。

救世军香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会派个人过去帮你忙”。就从香港派一个人过来帮我，这个人就是现在救世军中国的负责人。

走了几个帐篷就发现，他们最急缺的不是食物和饮水，而是床，人们都睡在地上。

玉树地处三江源，地下水随处可取，水质非常好，可以直接饮用。这也让当地很潮湿，人们睡在地上容易生病。我们就上报了这个情况，决定给玉树灾民提供折叠床。

跟当地民政部领导沟通后，按照他们的数据，当地有两万户居民，每户2张床，我们需要购买4万张，市场询价每张150元。我跟中国区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当时我还很担心能很快申请到吗，600万元，这么大金额，又很急，因为玉树人急需这批床。

负责人说，你把当地需求写清楚，提交给香港这边的筹款部门。公共关系部负责筹款，他们拿到申请文件之后，很快就决定找香港政府去申请这600万。

香港政府为玉树捐款2个亿，其中1.5亿直接捐给青海省政府，另外5千万由香港的民间公益组织去申请，然后拿到玉树实施各自的赈灾项目。

我们把申请提交给救世军香港公共关系部的第二天一早，结果就出来了——香港政府同意拨款给港澳救世军，进行玉树救援工作。当时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600多万元。下午，香港政府网站上，已经公布了给我们的这笔拨款。

《善达网》：他们真的很有效率，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点上，执行力很强。我们应该学习这种体制上的完善、提高执行人员的效率

谭红波：这个项目让我印象深刻。在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上，他们主动派人来给我支援，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深入了解当地需求的时候，我一个人显然力不从心；第二个是拨款下来之后，购买物资的时候，又派过来三个工作人员。

第二次派人过来，可以说是协助，同时也是相互监督。在当地购买4万张床，要尽可能快的找到生产厂家，还要从中筛选出几家价格公道、产品质量好的厂家，我确实需要有人分担这部分工作，以节省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四个人相互监督、互相商量，既能避免工作出错，也能免去被金钱诱惑而犯错的可能。这次派人过来，还真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造作这么大金额的项目，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心里都会打鼓。

筹款部门的高效，是玉树援助能实现高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能那么快搞定那笔庞大金额，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专业度上。他们拿到一个申请，了解情况后，马上就知道这个项目该找谁要钱、谁能给和谁能给得起，才能最快速度完成筹款。

在这个项目中，港澳救世军在管理上很完善，从每一个程序的处理，到人员配置，都实现了高效，人员也很专业，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后，我们拿到的600多万元，包括4万张床和后来调查到的其他需求，比如油面、酥油茶等，都是在当地购买。

《善达网》：那后续工作呢，比如，有没有物资分发之后的跟进，这些物资是不是及时到了灾民手里。

谭红波：救世军香港那边派人过来验收，查看这次项目的实际效果，是不是及时、有效，结果他们很满意。

那期间，我们在玉树也有别的项目，是跟香港的一个慈善组织合作的，那个组织由演艺人员组成，他们为我们一个项目提供了资金。项目实施之后，他们派演员莫少聪过来验收成果，我作为项目验收人员，和莫少聪一起在当地走访，他回去之后，跟他们慈善组织反馈情况，说我们确实做到了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