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近14万个家庭轻松筹求助

来源:时代周报2017-04-12 15:15:01阅读()家庭求助

凌晨0:45,广州某医院,陈鸣(化名)在妻子罹患白血病后习惯了熬夜。但他心中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通过在互联网平台轻松筹上发布求助信息,陈鸣在一天里得到1.3万多次个人捐助,筹集了妻子治疗急需的100万元。

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2015年以来,从轻松筹、腾讯公益等平台发布的求助信息便时常在社交网络刷屏,求助金额从数千元到100万元不等。轻松筹公关负责人张颖丽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轻松筹有三大业务板块,除公益捐助外,还有生鲜电商和梦想清单。“毫无疑问,微爱通道是我们最大也最受关注的板块。”

根据该平台官网的信息,轻松筹现有注册人数1.24亿,筹款项目超过154万个,支持次数超过2.5亿。这份成绩单让轻松筹获得资本的青睐:B+轮融资共融得20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腾讯、IDG、德同资本和同道资本,估值已达3.5亿美元。

与高居不下的热度相反,大多数互联网公益平台仍未摆脱法律地位不明晰的窘境。在筹款性质究竟是“募捐”抑或“个人求助”之间,争议声一直不绝—按照已施行的慈善法,非慈善组织不能发起公开募捐。随之而来的是对“骗捐”的声讨。2015年,轻松筹医疗救助项目遭到用户举报1150起左右,相当于每天有3起用户举报。审核门槛不高、平台收取2%手续费、求助者可自行改变求助金额等问题,让公众质疑自己捐出去的钱是否真的到了有需要的人手上。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对互联网公益平台这一新生事物保持乐观。“网络未来会主宰我们的生活方式,谁都无法回避。互联网也在对传统的慈善组织进行筛选,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慈善组织可能面临淘汰。”她认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出现将改变中国慈善事业的生态。

资质争议打下分号

互联网公益平台招致的争议此起彼伏,“名分”的模糊是其阿喀琉斯之踵。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张颖丽一再强调,轻松筹的微爱通道是“个人救助业务”,而在现行慈善法中,并未对个人救助作出明确划分。

轻松筹模式究竟是募捐还是“个人求助”?贾西津也感到这是个很难掰得清的问题。

“慈善法规定,网络公募平台要有资质,使用网络平台的人要有资质,所以是双重资质下才可以开展公募。但慈善法把个人求助排除在慈善活动之外,所以个人求助按说是不受慈善法规制的。但罗尔事件是被视作募捐的。”贾西津解释,“按照严格的解释,用轻松筹发起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按照法义解释,公募定义就是慈善组织的某种行为,如果不是慈善组织,可以说根本不涉及公募的问题。”

2016年6月2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轻松筹微基金上线。由于红会是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因而该微基金也享有公募资格。这被认为是轻松筹寻求募捐资质之举。

张颖丽回应称:“早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看到我们的互联网筹款模式,觉得可以与传统公益筹款相结合,是一种很好的人道救助方式,倒也算不上是寻求慈善资质而去达成的合作。”她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轻松筹微基金的成立定义为“在新慈善法未明确个人救助性质之前的一种公益尝试”。

网络平台的尴尬地位,其实并未完全遭到新《慈善法》的忽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道,《慈善法》规定要建立健全三类信息平台,即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指定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自建网站。民政部门指定信息平台,即是指轻松筹这样的社会平台。

去年7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下称《通知》),回应这一规定。首批13家获得审批的信息平台中,轻松筹、蚂蚁金服公益平台、腾讯公益等忝列其中。

王名表示,《通知》只是为互联网公益平台资质的争议打下分号,“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的慈善平台还没建立起来,慈善组织自建平台也还要一段时间,只有三类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以后,轻松筹这样一种慈善创新形式才有可能纳入法治的轨道”。

慈善法中对应平台的规则、监督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轻松筹们并未完全合法。王名进一步解释道:“其他两个平台的完善,可以使‘轻松筹’这样的指定平台也能够以合法的形象出现。目前这种模式只能说是在创新阶段。如果想用这种形式大规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募集资源,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轻松筹不轻松

138837个家庭。众筹平台轻松筹公关张颖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2016年通过轻松筹发起的大病救助项目总量。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2015年是轻松筹医疗救助业务井喷的一年,当时他们却一度想过放弃这块业务,投资人亦如此劝说。按照她的说法,2016年医疗救助业务亏损1000万元,靠其他板块填补,轻松筹去年才微有盈利。

轻松筹遭遇的另一争议是捐款额2%的手续费。张颖丽称,钱主要花在人员、平台搭建和审核上,目前与医疗救助业务有关的人员约有220人,包括客服和审核团队。但她并未告知去年手续费的具体数字。

对一个商业众筹平台而言,把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并不赚钱的板块,似乎很难说得通。张颖丽表示,一方面,公司创始人“有做公益的志向”;另一方面,医疗救助业务是市场和用户选择产生的,“众筹天生就有公益的基因在,用户重视的业务,我们不做也会有人做”。她透露,微爱通道能带来不错的流量,其他板块也在其导流下陆续得以构建,如今“算是挺过来了”。

2016年轻松筹成立了社会责任部—专门针对微爱通道业务的部门。

推动传统组织改革创新

互联网公益平台犹如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一条鲇鱼:在一些传统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之时,公众更愿意相信熟人转发的求助信息。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挽回公信力,如何与互联网公益平台相处,是所有传统慈善组织正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信息平台提供了更多自由度,求助人有很多种性质、很多种求助方式。相比之下,红会只有一种组织,一种宗旨。”贾西津表示。

红会-基金会-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演进,代表着一条公益参与主体不断下移的轨迹。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红会体制上存在的诸多顽疾。

这客观上推动了以企业家、演艺界人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参与慈善事业。他们参与的方式是成立各种基金会,其中以壹基金、嫣然基金最具代表性。但这些基金会也相继暴露出善款运作不透明等问题。

与前两者不同,互联网公益平台更加“草根”。例如轻松筹最初的定位就是生活众筹平台。

2014年,一名工程师突患急性肝衰竭,他的同事通过轻松筹来帮他筹集治疗费,成了轻松筹第一个个人救助项目。“公司技术部的同事发现这个项目在技术圈和创业圈传开,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轻松筹不止可以用来圆梦,还可以用来救人。”张颖丽表示。

用户需求倒逼轻松筹开始重视规则构建。这一自发的“草根”模式令所有人没有做好准备。

张颖丽表示:“从平台方来说,对于成功的个人求助项目,如果有捐款人对款项的使用问题产生质疑,我们会尽可能和受助人联系解决问题,比如退款、把剩余款项捐到基金会、再或者把剩余款项用作康复费用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和基金会、全国的医院建立合作,一方面希望更多项目被基金会认领利用公募的方式获得更多帮助;另一方面是希望善款可以由医院接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专款专用。”

张颖丽把轻松筹模式视作传统慈善组织的补充,能推动解决慈善组织难以顾及的角落问题。“为了给家人治病,让很多原本不错的家庭因病返贫。这一部分群体,往往是很难受到慈善组织的帮扶和救助的。相较传统的募捐平台,轻松筹在对这部分困难家庭的救助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

王名表示,“互联网公益信息平台的出现不是一种冲击,而是推动红会、基金会这样的传统组织改革创新”。他指出,传统慈善组织与互联网信息平台合作募捐,就是改革创新的一种途径。

贾西津认为,传统慈善组织在未来仍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能通过网络进行发挥更大的效应。“平台终究只是提供信息发布的职能。像冰桶挑战这样走红全世界的项目,传播虽然是靠社交媒体,但背后一定站着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给这样的项目提供了目标,募得的款项也要由慈善组织来落地。”

对传统慈善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贾西津亦赞同和现有互联网信息平台进行合作,产生基于互联网背景的新项目和新的行为方式。

以轻松筹为例,2016年9月《通知》下发至今,各基金会在轻松筹平台上线76个项目,共计募捐金额400多万元,累计捐赠达234770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