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鹏

我上世纪60年代生于鲁东南黄海之滨的山东日照，在那物质匮乏的岁月里，京城于我这样的海滨少年，只是课本上的铅字与广播里的声音，可望不可即。

记得那时，我们日日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歌声里激发着对遥远都城的无限向往。天安门城楼上的太阳，仿佛永远照耀在想象的地平线上。对一个海滨小城的孩童而言，北京是可望不可即的梦境，是挂在墙上的年画，是广播里的声音，独独不是双脚可以丈量的土地。

9岁那年，长我12岁的兄长有幸来到北京，他带回一张站在天安门前拍摄的黑白照片，脸上凝固着幸福微笑。这张照片成了我对北京最初的具象认知，在脑海中镌刻了半个世纪之久。兄长的身影因这次京城之行而陡然高大起来，在我童稚的心中投下长长的影子。

时光如黄海潮水。1976年，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而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先就业，再考入省城中专。毕业后分配他乡，又调回故里，北京之梦始终萦绕心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妻子选择旅行结婚，目的地自然是北京。初抵京城那日，寒风刺骨，我们瑟缩着在天安门前留影——与兄长当年的黑白照不同，我们的合影已是彩色相片。

游览故宫、颐和园时，囊中羞涩的我们只能饱眼福，给双亲带回稻香村点心略表孝心。尝过全聚德的烤鸭，却意外发现不及想象中美味；路遇烧鸡店买来一只，竟难以下咽，彼时的北京于我，庄严有余而亲切不足，敬畏之情远多于亲近之感。

女儿上小学时，我们三口之家再度进京。住宿时因未带结婚证险些被拒，女儿一场啼哭竟化解了困境。翌日清晨，看着她在天安门前向国旗行礼的庄重模样，我忽然对这座城市生出了新的期待。在北京大学门前为女儿拍照时，她天真地说将来要考入此校。童言稚语里，我已看见命运的伏线。

2003年，女儿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未入北大，却已实现祖辈望女成凤的夙愿。送别时，她以校报掩面，我佯装没有看见，转身登车。发动机轰鸣的刹那，泪水终于决堤而出。此后，我常乘夜班大巴赴京，只为让她尝到家乡的煎鱼与饺子。车窗外的北京日新月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我在这城市的根系也越扎越深。

2008年春，妻子调到北京工作，我们阖家团聚的机会更多了。那年冬天，我携父母与岳父岳母同游北京，老人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帽时，眼中闪烁的光芒令我动容。

公务之便让我得以更深入地触摸这座城市的肌理。卢沟桥的弹痕诉说着民族的伤痛，鲁迅故居的墨香犹存，长安街的车流永不停歇。

我也领教了京城的另一面：交通拥堵、房价高昂……但一切都无法消减我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因为我知道，在那些以张自忠、赵登禹命名的街道背后，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女儿在京成家立业，已有了两个孩子，龙凤呈祥。我与京城的牵绊愈加深厚。甲辰腊月，我首次现场观看央视春晚彩排，在欢乐的海洋里，忽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北京的一部分。接送外孙时混迹于家长队伍中，偶尔会生出一丝“北京人”的错觉。

40年北京时光，这座城见证了我从青涩到白头的全过程。如今，黄海之滨的日照已今非昔比，高铁飞机连通两地，再不是当年那个闭塞的海边小城。但无论日照如何发展，北京始终是我心中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国家的首都，更是我个人生命史诗的重要舞台。

命运从不提前泄露剧本，但我的北京时光，似乎早已在冥冥中注定。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都承载着我的记忆，每一处变迁都映照着我生命的轨迹。北京于我，已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更是精神上的故乡。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都市里，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如同永定河的流水，绵延不绝。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原文刊载于2025年第16期、8月4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杂志

（责任编辑：罗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