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农民养老金专题座谈会”在北京举办，汇聚社会保障学界、经济学界及主管部门代表，为解决农村高龄老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凝聚共识，为推动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理性、专业的咨政意见建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民政部老龄工作司负责人和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消费司、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相关处室负责人出席会议听取专家意见并进行深入交流。

上图：会议现场

正视差距：农民养老金制度的成就与挑战

2009年，新农保试点启动，中国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国家层面的社会化养老保障。十余年来，制度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面覆盖，这一历史性跨越值得充分肯定。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用数据勾勒出制度进步的轨迹：2009年到2023年的14年间，基础养老金累计增长48元；而近三年增长了60元。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制度正在不断完善。

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与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当前城乡居民养老金月人均仅240多元，如果减去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真正的农民’的养老金在200元以下，高龄农民更低。”郑功成认为，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缩小不同群体的待遇差距，而农民群体特别是高龄农民群体是最需要也是最值得优先考虑的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刘守英通过长期乡村调查，将农村老人的养老状况归纳为五种类型：一是80岁左右、丧失劳动能力、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二是年近七旬、因每月仅百元养老金而仍需从事农业劳动的老人；三是早年外出务工、返乡后将积蓄用于建房但缺乏持续养老保障的老人；四是曾随子女进城生活但因不习惯而返乡、尽量不靠子女赡养的老人；五是有城市退休保障、选择回乡养老的老人。

刘守英指出完善农民养老金制度，能够有效增强农村老人的心理安全感，他建议，应重点关注70岁以上无稳定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适当提高养老金水平，使其不必为维持生计而继续从事重体力劳动。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在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对按月领取养老金心怀感激，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他也指出，养老金水平与满足晚年基本生活需求之间还有距离，需要持续加以改善。

进一步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具有多重意义

郑功成指出，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具有多重意义。

一是解决高龄农民的现实困境，使其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二是承认老一代农民为新中国发展和国家财富积累所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将其在计划经济时期凝结在国有资产中的劳动结晶通过提高其基础养老金的途径，让其得到适当补偿；

三是维系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代际传递，提高老一代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待遇，可以正向激励农民工参加职工保险；

四是解决好了老一代农民的养老金严重偏低问题，发出的是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信号，能够增强民众对制度的信心，进而提振居民消费，助力乡村发展。因此，优先解决农民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基础养老金严重偏低的问题，应当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效应出发的理性选择。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指出，无论从道义关怀还是提振消费的角度，都应加快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水平。他认为，推动此项工作关键在于政府下定决心，将其打造成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民生实事。

多渠道筹资：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资金筹措是核心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多条建设性路径。

中央公共预算为主。李稻葵认为，如果三年内将农村养老标准提升至每月1000元，年度财政投入约1万亿元。他建议，以中央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为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对特殊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同时，明确牵头主管部门，将农民养老金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以刚性考核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延中教授建议，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水平，需要调整政府责任的重心，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将生产环节中已经明显过剩的投资资源转向民生领域。在具体的政策对象上，应依据地区、年龄、财产状况和家庭结构等因素进行分类施策。

此外，当前低保人群的养老金水平约为每月千元，未来可以考虑扩大低收入群体认定范围，做好农村养老金制度和低保制度的衔接。

盘活国有资产。李稻葵分析认为，我国丰厚的国有资产，完全有能力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农民特别是高龄农民的养老金。

用好债务空间。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我国法定负债率仍低于国际警戒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扩大特别债务发行用于民生领域具有可行性。

探索宅基地改革。蔡继明还提出，可稳妥探索宅基地制度改革，允许其市场化流转。他建议针对高龄农民先行试点，让农民以宅基地收益补充养老。改革路径无需增加财政支出，仅需政策调整即可见效。

家庭共济与政策激励。北京大学郑伟教授建议，可通过多项措施激励有能力的农民缴费，可以考虑支持子女为农村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所缴费用直接计入老人的个人账户，并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对额度范围内的缴费予以税前扣除。

“十五五”时期是完善农民养老金制度的关键窗口期

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需要科学规划、稳步推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十五五”时期是进一步完善农民养老金制度的关键窗口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在书面发言中建议，从“十五五”开始实施基础养老金倍增计划，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机制，同时合理提高个人缴费最低标准，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持续缩小城乡待遇差距。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全认为，讨论农民养老金问题要放到“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优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全局中考虑，提高高龄农民的养老金具有历史补偿性和现实急迫性。

郑功成在会议总结中指出，解决好老一代农民的养老金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增强民众对制度的信心，进而提振居民消费、助力乡村振兴。他建议国家尽快采取行动，让党中央既定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投资于人、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总体部署和宏观政策取向通过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政策及早转化为凝聚民心、提振信心的现实行动。

记者 李贤娜

（责任编辑：李菁）